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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明初军国民教育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2015-09-27 08:46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摘 要:军国民教育思潮是在二十世纪初“新国民”的呼声中出现的一股新思潮。它以鼓吹尚武精神为中心,认为民力、民气是国家兴亡强弱的根本,主张普及军事和体育,培养尚武好勇的风气以改变民族萎靡之气,养成民族自立自强、爱国爱种之精神以求挽救危亡、振兴国运,自立于生存竞争之时代。军国民教育的思潮在当时留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也对近代教育特别是体育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军国民教育思潮;体育;军事
  一、军国民教育在中国的产生及发展
  古今中外,很多国家都实行过类似军国民的教育。例如古代中国实行过“寓兵于农”的政策。近代,各国都曾将军国民列入到教育法规中,对公民实施强制性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最典型的当然是德国和日本。
  清末,我国出现军国民教育思潮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引发一些爱国志士对尚武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已经注意到兵学的重要,专门写下《兵学》一篇。另一方面近代留学海外的留学生归国后的宣传使尚武精神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实践方面,早在林则徐开始注目世界的时候,中国就开始重视武器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了。但清末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只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并非要用教育养成军国民,也不是普遍在国民中进行尚武教育和训练。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之为“军国民教育”,或者可称为“兵工教育”。但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正是由此发展而来。
  从思想上最早提出军国民教育的是康有为。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出“以民为兵”“开设学堂,学习步阵、骑击、测量、绘画”“以强天下之势”的主张。随后严复在《原强》中将孔子以来士大夫一直鄙弃的“力”提高到与“开民智”、“新民德”同等重要的地位——“鼓民力”。稍后梁启超也竭力主张仿效斯巴达、德意志、日本的尚武教育1。他认为:当时中国处在“群盗之室,白刃环门”的危机关头,如果不提倡尚武教育,中国不能自立,会被列强吞噬。后来,梁启超还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军国民教育的提法越来越明确。
  1902年,奋翮生(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2,提出全国国民都应具有军人的知识、精神和本领等,并将军国民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同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之教育》提出了军人精神教育的大纲,并从学校和社会两个方面提出进行军国民教育的具体方案3。他认为:学校可以通过增加体操课程和其他的野外活动,比如行军、野外演习、射击、旅行、登山等来普及军事知识,甚至可以与军队联系,请军官教授学生军制、战术、战略等国防知识。另外,还可以通过新闻、戏剧、美术、文学等方面,由社会各界配合进行军事教育。
  在二十世纪初的军国民思潮中,尚武尚力的军事体育便成为其核心主题。对此,蔡锷也发出感叹:严复在德育、智育、体育中尤其注重体育,当时不过觉得新奇,随后研究各国盛衰强弱才明白欧美各国立国之本正在于此,严复的眼光的确异于常人。4
  随后,军国民教育思潮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各界展开。
  1918年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兴起一股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潮流,中国的军国民教育思潮也一度衰弱,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把“尚武”从教育宗旨中删除。
  但是,中国不稳定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善,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依然存在,军国教育复为社会各界所重视。1926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兴起,又开始有人提倡军国每年教育,《醒狮周刊》刊行了《学校军事教育专号》,东南大学也开始实施军事训练。51926年,国民党青年部开始领导全国的学校军事训练和童子军事务,教育部也很关心此事。大学院成立之后,将军事训练和童子军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中学教育,军事训练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不能毕业。政府也将童子军的制度规定等进一步完善,同时不仅在学校推广军事教育,在社会上也向民众广泛传播军事知识和技能,举办各种补习班和训练班,逐步扩大军事教育范围,以求实现全民皆兵的目标。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情的需要,童子军还进行各种社会服务活动,不断地操演,和国际童子军组织紧密联系,可以说这又是军国民教育的一个高潮。
  二、军国民教育的影响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首先是在教育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首先,军国民教育思潮对清末以及民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宗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03年,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将“兵武体操”作为体操课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军队的队列、射击打靶、兵学战史等,基本上是军事训练6。1906年清廷第一次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第一次把“尚武”作为一项教育方针规定下来。宣统三年,各省教育联合会向学部提出《请定军国民教育议案》,后来学部颁行各级学堂实行7。
  民国初建时也以军国民教育为教育宗旨。蔡元培曾经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五项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指出:“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8
  1911年到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也曾经议决军国民教育案及实施办法。此后,各地纷纷仿效英国成立童子军组织,贯彻军国民教育的宗旨。各地教育部的视学官视察各地教育时,也把学生身体锻炼、卫生、健康状况、体质等作为一项必要内容,由此可见各级对军国民教育的重视。
  其次,随着军国民教育思潮的推广,各地纷纷成立起体育会等准军事组织,从组织情况来看,这些体育会并非一般娱乐游戏的体育组织,而是一种兼有体魄训练的“准武装”组织,而且体育运动也带有军国民主义的色彩。9
  1903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即学生军),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掀起了一股军国民教育的高潮。其课程分为射击部(打靶、击剑)、体操部(普通体操、兵式体操)、讲习部(战术、军制、地形、兵器、筑城)三部分,这些与蒋百里倡导的军国民教育教育的思想甚为契合10。
  再次,随着军国民教育组织的逐步推广,各界对军国民教育理论的研究层出不穷,各类报纸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军国民教育。《少年中国》、《大公报》、《东方杂志》、《新青年》 等报纸杂志都有不同程度的军国民主义倾向,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都曾经写文章发表意见。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10月15日)中提出“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11。毛泽东也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倡“文明其体魄,野蛮其体魄”12二者缺一不可。
  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界内部。
  首先,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的结果是对近代国民观念的转变——由尚文到尚武,由“不争”到“竞争”、“进取”。
  当时人们普遍把国家衰弱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中的“柔弱”因素,而世界竞争是国民竞争,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就必须改变柔弱的国民性,才可以谈其他。这种观念的转变表明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塑造自己人格精神和体魄体质的决心,随着这种观念的逐渐深入,形成了一批批勇壮武士,导致阳刚型知识群的崛起,为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以及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民国的建立准备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当时,不但男子尚武,即使女子也放开小脚,和男人踏着同样有力的步伐,献身革命事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秋瑾了。她虽然出身大家闺秀,但却脱簪佩剑东渡日本,更名“竞雄”,俨然须眉。何震、唐群英等人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办报纸、提倡女权,以体育来改造弱女子。13正是这种观念构成了近代国民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对于国民素质(尤其是身体素质)和体魄的改造。
  其次,思想观念的改变导致中国近代体育的产生。
  军国民教育提倡尚武,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体操和军事训练,这与我国近代体育在清末兴起传播关系密切,在我国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产生发展从范围上“先是军队,而后是学堂,再向社会伸展。从内容看是,起初是德日兵式体操、普通体操,而后是田径、球类活动等。”1420世纪20年代西方体育占据了我国体育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普遍提高了民众的军事意识。通过军事学习和训练,民众获得了自卫御敌的能力,增强了体质,提高了国防观念。
  三、结语
  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盛发展,把锻炼体魄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并且和国防、军事挂钩,积极提倡尚武精神,从而造成“耻文弱”的社会风气。这些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也积极推行,并严格控制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对学生实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其中的得失胜败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简介:李艳芬(1978-),女,河南长葛人,目前职称是助讲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与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历史。
1 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13页。
2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第565页。
3 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
4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第569页。
5 余家菊等:《中国教育大辞典》,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出版,第434页。
6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431页。
7 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
8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页。
9 “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焉。”《运动会盛观》,《盛京时报》,1906年11月17日。
10 《记军国民教育会》,《浙江潮》,第5期。
11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12 《新青年》,1917年3月,第二期。
13 丁初我:《女学生亦能军操欤》,《女子世界》,第二年第1号(1905年)。
14 《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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