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不仅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战略体系，特别是国家技术技能体系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理论自信”作为职业教育理论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持久动力，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成逻辑。其中，理论危机是逻辑动因，要求准确分析职业教育理论贫困的表现及成因；主体自觉是逻辑前提，要求化解职业教育认同危机并形成共同体意识；理论自立是逻辑基础，要求追溯“技术族谱”建构既能反映职业教育本质又能逻辑自洽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是逻辑条件，要求凸显国家主导的制度优势、丰厚的历史积淀及当下生动的职业教育实践所创造的本土化成功经验。
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理论危机；技术理论；中国特色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作为理论表现力和影响力的话语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理论自信”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新高度，殷切希望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谓“理论自信”，即“对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对理论发展进程和未来的充分认识，对理论价值的生命力有坚定的信念”[2]。国家宏观层面的“理论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和高度总结，对各领域、各学科均具有普遍的指导、引领和激励作用，要求各领域、各学科都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强理论自信，加强理论创新，实现理论自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的基础性工程。
一、理论危机：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逻辑动因
职业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和人类自身发展的产物，不仅是国家技术技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体系构建和综合国力提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职业教育关乎我国教育现代化水平、关乎政治稳定、关乎经济发展、关乎技术进步、关乎社会公平。完整、科学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增强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推动并引领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而且有利于扩大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传播力和话语权，凸显中国在建立世界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彰显并发挥大国的典范与带动作用。因此，职业教育理论建设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一支敢担当、有热情、讲奉献、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面对技术的飞速变革以及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挑战，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危机日益严峻，职业教育经常遭遇标签化、妖魔化的尴尬。职业教育理论危机表现于职业教育理论的“本体危机”，归因于职业教育理论的“主体危机”，根源于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缺失。
1.职业教育理论的“本体危机”
职业教育理论的“本体危机”实质上就是理论自身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理论的“绝对贫困”，即我国职业教育缺少科学、完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二是职业教育理论的“相对贫困”，表现为职业教育理论在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实践面前的“无力感”。三是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水土不服”。虽然我们在借鉴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四是普通教育理论的“学科移植”。职业教育理论建设明显存在普通教育模式的借鉴、拼盘、嫁接甚至简单模仿等痕迹。五是职业教育理论的“决策缺位”。职业教育理论在重大职业教育决策面前存在“失语现象”，往往跟在政策后面做“注释者”[3]。六是职业教育理论的“实践离场”。本来滞后的职业教育理论脱离职业教育实践，在实践现场之外的“书屋”建构理论等。
2.职业教育理论的“主体危机”
职业教育理论的“本体危机”归因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主体危机”。职业教育理论的“主体危机”是指职业教育理论主体的主体意识缺失与偏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上的“社会本位”。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为了人的实践活动，表面上看其目的是解决社会需求问题，但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技术化生存与职业化发展并达至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但以往的一些职业教育研究总是围绕社会需求寻找问题、思考方案、建构策略，缺乏人本意识，导致职业教育理念表现出过强的工具理性。二是研究旨趣上的“精英意识”。“人民性”“大众性”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职业教育能否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但一些职业教育研究者表现出明显的精英情结，往往带着强烈的精英主张和精英意识去研究和分析平民教育问题，甚至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没有将自己置身于职业教育场域之中，忽视了职业教育对象的内在关切与核心诉求。三是研究目的上的“功利主义”。中国广袤大地上规模巨大的职业教育实践本应是最好、最便利的试验田，但却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土化职业教育理论。我国20世纪有陶行知、晏阳初、梁淑敏等开展的乡村生活教育、乡村平民教育、乡农教育等教育实验，但当下偌大的中国职业教育规模，职业教育实验学校却寥若晨星，反映出一些职业教育研究者的非理性态度和非科学精神。四是成果评价的“方法依赖”。职业教育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是过于看重方法而不以创新程度和意义大小作为标尺，忘记了人类思维的独特性才是科学创新的源泉和最佳工具。方法追求的是效率，而学术追求的是思想。过度的方法依赖往往限制甚至破坏人的想象力。
化解职业教育理论危机必须增强职业教育“理论自信”。职业教育理论危机既是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缺失的外在表现，又是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逻辑动因。职业教育“理论自信”包含着职业教育理论主体对职业教育价值的充分认同和接纳、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内在自觉、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期待。职业教育“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贯彻落实和具体实践，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精神支撑和持久动力。因此，增强职业教育“理论自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托和期待。
二、主体自觉：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逻辑前提
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自信的前提是自觉。没有主体的自觉，自信就失去了依托。所谓“主体自觉”，是指行动主体对客体保持较高程度的认同和理解，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活动的心理状态。主体自觉包括主体对客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认知、坚定信念、深厚情感、坚强意志及矢志不渝的行动等，是知、情、意、行的高度统一。职业教育的主体自觉就是职业教育主体对职业教育的本质、价值有充分、准确的理性认识和觉醒。只有职业教育主体发自内心地认同、接纳并以一种生命自觉态度参与和投入发展职业教育的理性行动中，切实弄明白什么是职业教育、为什么发展职业教育以及如何发展职业教育等时代命题，职业教育理论自信才有依托。
1.化解认同危机
在我国“重道轻器”“道本器末”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职业教育虽然是一种不可缺少且规模巨大的教育类型，但职业教育的认同危机一直是制约和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思想阴影。众多的政策和制度创新难以应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尴尬，存在职业教育“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严重错位等问题。化解职业教育认同危机，必须将职业教育放在技术强国与民生问题的战略高度，将职业教育作为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要求职业教育理论主体具有高远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具有宽广的学科视野、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反思批判精神，为营造良好的技术文化环境贡献智慧。
2.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
职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成熟的显学。成熟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具有自身清晰的学科边界，而职业教育是一种具有较强综合性、社会性特征的新学科，技术知识的默会性、复杂性，技能形成的“黑箱”以及职业分工的多样性、差异性等，决定了构建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是一项高难度的系统工程。职业教育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技术领域、职业领域、劳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等，涉及多个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因此职业教育理论建设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支撑与多领域的协同攻关。
3.建立职业教育共同体
任何理论都源于实践，都是实践催生的产物。我国职业教育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先天性地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学术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之间缺少及时有效的对话沟通和转换机制，导致职业教育共同体意识缺失。[4]建立职业教育共同体，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要面向职业教育实践，构建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理论体系、学科思维范式和价值体系，为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提供思想武装；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主动提升理论意识，增强实践理性，实现职业教育实践的“理论自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者要向理论和实践双向“借力”，争取使职业教育政策既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具有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理论自立：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逻辑基础
自立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一种客观实在。一门学科如果没有独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有理论自信，行为自主将是空中楼阁。科学的理论是实现理论自信的逻辑基础。理论从低到高有三重内涵：第一是世界图景，以概念体系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第二是思维方式，以概念框架规范人们如何理解和描述世界；第三是价值规范，以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5]
1.职业教育理论自立要回归生命关切
职业教育理论自立要回归生命关切，这是职业教育的哲学观，反映了职业教育的价值维度。
从人学角度分析，职业教育是塑造灵魂、增进技艺、实现人生幸福的学问，通过实现职业匹配满足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并达至人生幸福的内在逻辑而体现自身价值。就社会科学的本质而言，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学科才是有价值的学科。就像哲学通过“爱智慧”达致人生幸福，心理学通过追求心灵的平衡求得人生的安宁和自我实现，经济学通过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为人们创造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宗教学试图为人类提供终极指向和终极关怀而使躁动的心灵得以安宁与平和。[6]职业教育其实就是围绕幸福生活目标，对具有可塑性、可能性的特定生命个体进行影响和改造的实践活动。因此，职业教育必须突出人在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关注人的需求，尊重人的身心特点，通过科学的精神、科学的内容、科学的方法，将外在的知识、技能有效地内化为职业教育对象的生命自觉，实现知识、技能与人的身心发展的有机统一。这样的职业教育理论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2.职业教育理论自立要回归技术本质
职业教育理论自立要回归技术本质，这是职业教育的类型观，反映了职业教育的事实维度。
职业教育理论自立必须“寻根问祖”回归技术本质，这是职业教育类型独立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科学是认识世界，属于知识领域；技术是改造世界，属于经验、技能领域，二者共同担负起了服务人类生存、发展的使命。由于科学与技术各自有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目的、规律、思维特征、知识体系和实现方式，由此就催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科学的劳动特点是学术思维，与其对应的教育类型是学术教育；技术的劳动特点是技术实践，与其对应的教育类型是职业教育。由于人类追求精神生活排斥体力劳动的本性，科学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导致“形而下”的技术难登大雅之堂，学术体系长期凌驾于技术体系之上，使职业教育成为学术教育的“补充”，一直是“低层次教育”的代名词。随着技术与科学的不断分化和融合，特别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逐步取得了与科学平等的独立地位。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将知识分为四类，其中技术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类型正式得到承认。[7]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技术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技术知识来源的多元性，支撑了职业教育独立的类型属性，三者分别对应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的类型化、办学形态的类型化和管理模式的类型化。[8]因此，与普通教育立足于科学的学术逻辑建立普通教育理论体系相对应，立足于技术的实践逻辑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就成为必然。技术的特征与技能形成规律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特性和实践路径，技术的地位、结构、功能、变迁路径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和理论样态。这是职业教育“类型观”的理论根基。
3.职业教育理论自立要回归职业世界
职业教育理论自立要回归职业世界，这是职业教育的实践观，反映了职业教育的实践维度。
如果说技术是职业教育的理论出发点，那么“职业”则是职业教育理论的最终归宿。职业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以获得物质报酬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满足精神需求、在社会分工中具有专门技能的工作。职业教育实质上就是人通过技术实现与职业匹配的过程。职业不仅呈现了职业世界的变迁规律和逻辑，而且通过制度规范、资格要求等为个体的职业选择提供了依据。因此，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设计必须遵从社会的职业分工和职业岗位要求。“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职业科学是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9]
职业教育理论元素来自生命世界、技术世界、职业世界。其中，人是技术和职业的主体，职业是技术的载体，技术是职业的依托。职业教育理论建设就是探索三者之间有机统一的内在规律、原理与机制。这是实现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立足之本和逻辑前提。
四、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逻辑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0]。职业教育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特征。中国职业教育理论自然应该具有中华民族的基因和学术灵魂。因此，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建设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职业教育历史和现实。追溯我国古代灿烂的技术文明和技术教育实践史，回望近现代以来救亡图存的职业教育强国探索之路，面向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辉煌成绩，一幅波澜壮阔的职业教育历史画卷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虽然有失败的深刻教训，但更多的是彰显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巨大成就和显著特色，蕴含着丰富的职业教育理论与主张、经验和模式、创新与特色。国家鲜明的制度特征、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当下生动的职业教育实践，都是激发职业教育主体自信的精神力量，是实现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逻辑条件。
1.国家主导的职业教育模式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制度保障
国家主导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成功的政治保障和基本经验，这是由我国的根本制度所决定的，是由我国国家利益的公共性和人民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的深度心理认同产生的合法性所决定的。首先，职业教育的国家主导模式体现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有利于国家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以保证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其次，职业教育的国家主导模式表达了国家的治理理念。职业教育协同治理“不仅是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更是贯彻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1]。再次，职业教育的国家主导模式有利于彰显职业教育的本质。由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所决定，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跨界”特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12]而有效实现教育系统与经济领域的跨界资源整合，需要政府的强力组织。因此，职业教育的国家主导不仅是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制度保障，是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有利于凸显职业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制度根源。
2.中国古代的技术文明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文化基因
虽然我国有“重道轻器”“重学轻术”的文化传统，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职业教育实践充满了智慧之光。“四大发明”作为中华技术文明的象征，是古代先贤技术创新、创造、传承与积累的结晶，融入了古人的生存智慧和深邃的“技艺之道”。路宝利曾经用“匠人”“匠制”“匠道”对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进行了高度概括：“匠人”涵盖了“匠士、农人、百工、商贾”，反映的是职业教育对象；“匠制”包括“治事之学”“职官制度”“修业学馆”“劝课农桑”“学徒制度”“艺徒制度”“箕裘相继”，反映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与模式；“匠道”概括为“通艺通道”“德艺兼求”“强勉拙诚”“维新守庸”“民生家国”，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得以延续的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和伦理思想等。[13]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形成的文化基因。
3.近代自成体系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坚实基础
近代爱国先贤从实业救国的愿望出发，不断探索中国本土的实业教育之路，实业教育得到了系统化发展。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陆费逵等均提出了自己完整的实业教育主张。黄炎培的一系列本土化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更是完整地建构起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框架。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梁淑敏的“乡农教育实验”、卢作孚的“乡村教育城镇化实验”，以及《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等，不仅深刻诠释了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而且形成了基本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使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近代化轨道，[14]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和逻辑体系。
4.改革开放40多年的卓越成就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厚沃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层面出台的诸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职业教育理论，而且从精神层面提振了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士气和热情。“大国工匠”精神的全民弘扬，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规模，贯通、衔接、立交、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职业教育类型观的确立、国家资格框架的实施等，都是我国职业教育成功探索的成果与标志。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职业教育的“一条道路”①、“两个重点”②、“三大制度”③、“四大工程”④、“五大计划”⑤、“六大机制”⑥，[15]特别是《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出台，各个省区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众多职业学校、大批职业学校教师在不同层面的改革探索，以及无数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成功案例，等等，均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反映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为世界提供职业教育的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宝贵财富，是实现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精神支撑和逻辑条件。
中国职业教育广泛、深入、最大规模的成功实践和非凡成效，蕴含着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智慧，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通过对历史的观照和对现实的反思，弄清楚中国何以在“重道轻器”的文化中产生举世瞩目的技术文明，在缺少系统文化知识的情况下古代技术是如何被传递、改良并发扬光大的，中国历史上技术传承的“道”与“技”、“师”与“徒”、“学”与“用”、“技”与“术”、“专”与“博”的关系是什么，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何以能建立起完整、科学、现代的职业教育体系，其内在动力机制是什么，技术变迁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机理何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对职业教育是机遇还是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均从不同角度为职业教育理论赋予了巨大的思维张力。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进行挖掘与整理的过程，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的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达至实现职业教育“理论自信”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