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的政治格局再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的进入了新旧更替的关键时刻。这样对于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呈现出很多新的政治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了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这使得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具备了许多新的特点。国际政治的纷繁复杂，已经不可能长期保持“一家独大，众强纷争”的政治格局，国际局势势必呈现多极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际局势；政治格局；意识形态
“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1自冷战以来，美国的优势在四个事态中得到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成功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调整与大发展”。2而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优势则相对减弱：在经济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联储采取七次降息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却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即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在政治和军事上，深陷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使国家财力物力严重消耗。与此同时，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则无愧“负责任大国”的称谓。伴随其他实体的发展，如俄罗斯的相对增强、欧洲一体化的步步重大发展、印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成长等，由此可见，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基本态势处于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过渡。
由现实主义出发，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依然在于实质上的权力斗争与表象上的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故而本文试析其新内涵。
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九章中详细论述了国家权力的要素：地理、自然资源中的粮食，原料与石油、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与政府素质。3而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权力要素注入了新内涵。
一、权力要素的新内涵
“国家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内容、为贯彻这些政策动员和运动国家支援的方式、可用于对外行动的资源规模，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国内社会的基本关系。”4考察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大众政治的趋势自19世纪的西方始已经相当明显，并具有相当的国际政治效应。大众政治导致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从而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继而作用于国际政治格局。政党政治之下，参政权力与影响的获得在根本上依赖于获取尽可能多的人民的选票； 其次，大众政治使内部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治而为本集团利益服务；最后则是公众舆论的形成。
而大众政治的趋势在当今时代下，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便以网民政治的新形式（实质上是大众政治更为彻底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互联网时代，大众影响政治的深度或许值得商榷，但是大众了解政治以及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舆论的广度却达到前所未有般宽广。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政治与民族主义是一对孪生物。”5考察当今的网民政治，网络上普遍存在一股浮躁之风，网民言论更多地走向偏激化与娱乐化，出于泄愤与哗众取宠使声音更多的是感性的宣泄，而非理性的表达。故而笔者窃以为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是革命性的，而对于其真正影响，观之今日，尚未明晰。网络政治将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的新权力要素，一国需要合理的规管，既吸收源自网络的有益意见，又引导盛行网络的浮躁之风，同时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从而坚持稳定的外交理念和实现“长期的国家构建任务”。
笔者对于另一种重要而崭新的权力要素的论及，则源于一种猜测。中国遭遇着许多重大瓶颈问题，譬如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恶化，以及它们的一大共同原因---不健康和待转换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同样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问题，“与在美欧肇始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困局一起，强烈地昭示世界现在处于一个被急剧地感受到的根本‘真空’，那就是没有任何大国在为其本身的社会提供良好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6我们无法确定这种良好的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社会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而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它必然和扭转经济发展模式与保障公民社会福利密切相关。
以上两点权力新要素，皆是源于国内政治的视角阐发的。盖笔者以为，全球化时代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间的传统界限已经渐趋模糊而难以区分。而以下部分则是本文的意识形态部分。
二、意识形态的新内涵
“政策的真实性质被意识形态的辩解和文饰隐藏起来了，”一切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共同点在于，权力政治斗争的真实情况往往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表象所蒙蔽。意识形态既推动政治行动的终极目标，而又试图以“这些法律、和伦理原则以及生物性需求”隐藏政治固有的权力因素。一国公然摒弃意识形态，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这种坦率的承认将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激烈地抵制一项如此明确地说明了其目标的外交政策，从而迫使推行这一政策的国家不得不使用比原来需要的权力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坦白无异于公开嘲弄国际社会中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从而可能使该国陷入一种难以全心全意、心安理得地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境地。”7因而在政治实践中，辅之以意识形态是必要的，但它自身往往又是需要辨认的。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使自身受到无限的滥用与经历巨大的变化，这种滥用与变化与新的权力斗争、国家特性与利益、以及时代变迁相联系。
汉斯·摩根索在大量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典型的意识形态：现状政策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这三种意识形态至今依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现状政策自然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传统、和平和国际法便成为充当现状政策的意识形态。中国自古以来传承着“维护”的传统，“它强调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如何经受住外族入侵、征服和内部造反，而在当代中国它突出的是中国政治领导在这么一种巨大和经久的努力中的坚毅、灵活和才干，亦即尽管有非凡的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但仍保持国家统一、政体稳定甚而社会繁荣。”8具体而言，便在于维护包括西藏、新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一批在维持现状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为了避免受到来自特定源头的威胁，将现状政策诉诸于“区域性安排”，这很好地解释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相比较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永远需要意识形态”，“永远有需要证明的负担”。当帝国主义欲反抗由于一场失败的战争所造成的特定现状时，其意识形态诉诸于公正的自然法：犹如法国之抵抗维也纳体系，德国之抵抗凡尔赛体系，主要建立在平等原则之上。而关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其意识形态多诉诸于道义：“人种优越论”、“种族优越论”、“基督教义务”、“民族使命”以及“适者生存”哲学等；“帝国主义最广泛的伪装和辩解，一直是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史，美国和苏联便执着于利用反对另一方的意识形态服务于自己的外交政策与对外扩张；至于摩根索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的经济要求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则明显试图掩盖帝国主义血淋淋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南北国家在起步上的巨大差距，绝不能以“人类一直被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所分割”而合理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确实需要“为先前所造成的罪恶进行补救并为世界财富的更平等分配作出贡献”。9
至于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则强调某些意识形态的模糊性。例如，权力均衡、民族自决、联合国、和平与缓和心态下的军备控制等。在权力均衡的原则下，英俄多次在维持欧洲均势中发挥侧翼大国的作用，却同时将这项原则奉为自身进军欧陆的神圣法则；民族自决原则推动着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浪潮，而希特勒同样用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联合国的建立旨在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稳定，在事实上却长时间为美国所把持，成为其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却被长期拒之门外。
至此，笔者试图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进一步探讨意识形态的新内涵。
1.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的凸显俨然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特点，9/11事件成为一个标志性事态。卡尔·多伊奇认为，恐怖主义在广义上是个人或集团使用暴力行动或威胁以改变某些政治进程的结局的策略。10考察更多的定义，可以发现一些其他的要素，例如伤害对象的随意性、与战争的重叠性、暴力行为的恐怖性等。恐怖主义需要凭借意识形态以聚拢人心。恐怖主义可以称作弱者反抗强者的产物，源于承受苦难、贫穷、冤屈和失望的人们内心的绝望与不满情绪，其极端者甚至衍生狂热的复仇情绪。而恐怖主义正是践行报复的代价更低而效果更高的手段。当恐怖主义以组织或集团形式确立后，利益报酬也在一定程度上驱动恐怖主义者。当考察一些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时，民族与宗教成为关键因素。在霍夫曼看来，从20世纪40年代始，恐怖主义同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暴力斗争相联系。“恐怖分子”与“自由战士”往往集于一身。然而许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家则认为，需要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恐怖主义相区分。民族解放应该是反对外国占领的，而非一国内部的民族分裂。“从1979年开始（以伊斯兰革命为起点），现代“宗教”恐怖主义出现在国际舞台。”11宗教恐怖主义者将暴力视为一种神圣的践行神意的行为，因此不受任何政治与道德的约束。在西方世界，上帝已经退入私人信仰领域，而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重新兴起。
反恐怖主义，恰如现状政策般，“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已经取得了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应当受到斥责与制裁，反恐怖主义应当成为捍卫人道的共识。9/11事件以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一场战争，这也标志世界反恐战争的开始。此战使美国深陷泥潭，而拉登的死亡亦未能表明美国在反恐领域的胜利。反恐战争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诉诸武力只能加重仇恨的恶性循环。真正耐人寻味的在于，反恐怖主义中真正反恐的成分占何种比例，这会不会演变成为权力争夺（如美国的中东霸权，石油利益等）的另类意识形态。
2.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价值，即Universal Value。这是个争论异常的概念，大概是由于其基本内涵的阐述几乎完全定位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乃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从来没有独立分离的价值，西方文明基础上的普世价值，背后隐藏的是西方的政治模式，如“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等。而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在于西方国家欲借其渗透以推行西方政治模式。美国惯于发行的涉及全球190多个国家的人权报告，便是突出的表现。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对于正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广大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政治衰朽：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乱和暴动事件层出不穷；军事和政变接二连三；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物主宰一切；公职人员肆意腐化；公民权利与自由得到恣意侵犯等。这在拉美和中东的民主化进程中的体现尤为深刻。作者认为导致政治衰朽的根本问题在于，现代化促进政治意识的扩大、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则远远滞后。新兴现代化国家企图在短时间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发达国家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才办完的事情。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即治理水平，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专制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差异，远远没有政治发达国家与政治不发达国家的差异巨大。12对于后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发达的首要目标在于保证强大的政府能力。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但应该成为特定阶段的自觉选择。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种或八种文明的世界，”13亦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承认普世价值的前提，在于承认文明的多样性；概括普世价值的前提，在于提炼各种文明的精华。譬如中华文明中的仁、孝、义、礼、智、信等生活准则，早已在近百年的国学沉浮中与封建、落后、腐朽的道德相剥离，为何便不具有相当的魅力？倘若真有一股普世价值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下，孰领潮流，尚属未知。“和谐世界”理念显著代表着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
这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现实主义的权力与意识形态要素在新的变化中依然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剖析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新内涵，以及它们
如何影响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至于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这种新变化，则依赖于更为严谨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三版。
[2]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载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09期。
[3]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三版。
[4]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三版。
[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七版
[6]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1月第三版。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