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已经成为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或修复了一些书院，甚至试图复办某些书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当独特的方面。书院与科举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书院是有形的，科举是无形的；书院给人的印象多是建筑，科举给人的印象多是制度。书院也有无形的制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征；科举也有有形的考场，但至今多已灰飞烟灭。书院与科举在20世纪初都被看成落后守旧的东西而为人们所否定，但书院在当代的形象已趋正面，而科举在当代多数人的印象中还是负面。
一千多年间，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书院研究大家李才栋先生曾将两者称之为“姐妹花”。笔者认为，到后来书院与科举实际上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期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一同在20世纪初被彻底废去。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① 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书院便由习进士业的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过去多数学者都认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疏离的，或者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逐渐改变了这一看法。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是宋明理学的策源地和大本营。理学作为宋以后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十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书院生存的科举时代，士人反对科举只能居于修身齐家的层次，很难达致治国境界，更遑论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们本人积极争取应举入仕，而且不反对书院学生应举入仕，主要是劝导学生要学问、举业并重。正如最著名的书院教育家朱熹所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② 反对科举在当时既不合时宜，也不现实。如果能够应举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后，往往反而可以获得更好的宣传自己学说的机会和条件。朱熹、陆九渊、湛若水、王守仁等书院大师都是考上进士之后，才有较好的学术和政治资本建立或修复书院，进行讲学布道。因此，书院治学与应举入仕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义学乃以端蒙养也。”③ 书院培养的是高于蒙学程度的经世致用人才，一般也就不会与科举对立。实际上，若我们看待科举也不再像从前对待书院那样一味地否定，则承认书院兼重科举，并不会影响我们称道书院文化。从现存各种书院志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书院都以培养出众多的举人进士为荣。越是著名的书院，其历代院长由科举出身的比例越高。清代一般大书院选聘山长时往往以科甲为首要条件，这就如现代大学师资要求有博士硕士学位一样，因为科名就是古代的东方型的学位，是学问的硬指标和表征，为人们所信服。
在一千多年历史上，书院大部分时间都是藏书出书、进行教育活动和发展文化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书院原是中国的特产，自从唐代产生后，逐步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众多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特点，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采用“讲会”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书院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在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院与科举可以说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处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与科举的命运十分类似，两者是被“捆绑”在一起的。19世纪末，改革科举和书院的议论蜂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到戊戌变法期间达到高潮。康有为不仅在1898年6月17日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在该年7月3日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指出我国各直省及府州县都有书院，多则十数所，少则一二所，可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等无用之学，请求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光绪皇帝很快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这是清廷在改革科举制、废止八股文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尝试。
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改革科举和书院的努力宣告失败。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沉痛巨创，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到1901年实行新政，基本上将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的各项改革都付诸实施。废止八股文、废武举，正式改书院为学堂，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历史事件。1901年将传统的中式书院改为西式学堂，成为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的前奏。1901年是张之洞带头上奏改书院，1905年也是张之洞带头上奏废科举。
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备考机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史辞章为主，相对不重视自然科学类知识，多以应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相对立的旧学的堡垒，属于落后的机构和名称。而引入西学的近代学堂，则被看成是新学的象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六月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说：“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以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④ 清政府改书院的上谕就是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尽管有的新式书院实际上是在教育新学，但似乎学堂就代表进步，书院就代表落后，因此才会将全国书院全数改掉，完全不留书院的名称。与1901年科举考试内容改
为西学仍不能根本改变科举制的强大惯性类似，从学习内容上进行局部更新，也没能够彻底改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结果无法逃避被革命的结局。
所谓书院改制，不仅是改掉书院之名，其实就是废止书院制度，教育的重心从中学转轨为西学。书院改制、科举停废，笔者认为都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果。书院与科举被废止的时代，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传统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冷兵器被枪炮所取代、帆船被汽船所取代、国子监被大学堂所取代，等等。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伍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骑兵、刀箭、帆船、国子监、书院、科举等东西和事物的时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古典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科学技术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被废之后的命运还有类似之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重新创办书院，但在1949年以后都又被迫改为各级学校。这与二三十年代建立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在1949年后又被取消何其相似，显示出科举与书院实际上乃命运共同体。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其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自从书院改学堂110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形式从东方型改采西方型，但书院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经验和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也不无借鉴作用。1923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文中认为，书院的优点，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是“没有教授的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兼采书院与学校之长，创立湖南自修大学，其教学和研究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鉴古可以知今。回顾一百多年前书院改制的历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物盈则亏，法久终弊。”虽然书院制度适应中国古代社会，但时代变迁之后，书院这种教育形式总体上却没能与时俱进，未进行积极的改革，结果最终被学堂所取代。任何教育制度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否则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书院改学堂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改换，更重要的还在于教学内容的更新。将旧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新式学堂，从教育制度上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引进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收稿日期］2011－09－25
注释：
① 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载《上海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朱熹：《朱子语类·力行》。
③ 李德林：《定颖记事》卷一《立义学详文》，道光六年(1826)刻本第8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二《奏议》。
批评与借鉴：民国学者对书院改制的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6－0100－10
为发展近代教育，培养实用人才，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宣布书院改制为学堂，制度层面的传统书院至此消失，在千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的书院传统亦随之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民国学者发现在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仿效西方建立起来的新式教育亦存在诸多不足。于是，他们开始反思书院改制的影响，试图为改革、发展新式教育提供借鉴。
一、对书院改制的批评
由于书院改制是由清廷主导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教育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并未经过酝酿与论证，书院改制的进程和新式学堂的办学质量因而大打折扣，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1921年，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对书院改制由清廷主导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首现矣。其罪恶之总根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权扩大，使教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而学问二字一方既见弃于国家，他方复见弃于社会。”① 傅斯年认为改制不仅使书院财产被侵吞，而且对学堂的发展也无实质性的好处，他说：“清末改革教育，凡旧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一切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今日看来，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在他看来，书院改制“不能说不是当时的失策”②。
改制不仅使书院在制度层面消失，而且使书院在千年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优秀传统亦随之丧失，一些民国学者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而否定清末的书院改制。1922年5月，蔡元培介绍湖南自修大学时，对清代书院讲求经学的传统十分赞赏，而“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③。1923年底，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十分推崇书院制度，认为它在中国教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而改制直接导致书院被废止，更为可惜的是书院的学术研究传统的丧失，胡适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④ 胡适在《书院的教育》一文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书院改制的评价：“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
。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的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胡适认为书院改制导致中国一千多年来的书院教育制度的中断，那些“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⑤
二、从书院传统的视角批评新式教育的弊端
以蔡元培、胡适等为代表的新式教育的中坚多为中西贯通学者，他们一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如蔡元培三十三岁时曾任剡山书院山长一年之久⑥，是书院教育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亦较为熟悉，这为他们比较书院与新式教育的利弊得失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1922年，胡适提出：“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⑦
1920年4月15日，针对有人提出学校教育还比不上书院的说法时，蔡元培坦率地承认“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我们知道以前书院山长，或擅长文学，从其学者，能文者辈；或者经学与小学，从其学者，莫不感化。因为院长以此为毕生事业，院内尚有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⑧。次年，蒋梦麟则批评书院改制所建立的学堂仍然“未脱科举余习”，其教学质量还比不上书院，他说：“以前的旧书院，倒有一种学风。虽因时势变迁，旧书院都死了；但现在的学校，竟像一种不中不西的杂货店。”⑨
青年毛泽东和胡适则对书院与学校教育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比较，认为书院教育有新式学校教育不可比拟的长处。1923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说学校“坏处也有不少”，即“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与之相较，他认为书院的优点则非常突出：“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此，从“研究的形式”这一角度而言，毛泽东得出了“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的结论。⑩
胡适对新式教育的批评更为严厉，他说“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办法。”与之相较，他认为书院则注重研究而非知识的获取，他说：“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的独到的精神”。胡适认为通过大力挖掘与倡导书院优秀传统，将其融入现代教育体制之中去，便就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11)。为使现代人更容易接受书院的优秀传统，胡适认为书院的“真正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的精神大概相同。(12)
三、仿效传统书院改革新式教育的尝试
在民国学者看来，书院重视学术研究与传播，与西方的大学有很多相似性。傅斯年便提出书院的设置与欧洲大学相似，他说：“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圜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13)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大学可以融合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大学的长处，使之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而非贩卖知识之所。蒋百里认为改变现代教育的途径之一是“奖励自动的研究以人格的精神易物质之授受”，为此他提出应当“参酌外国大学(Academie)及中国书院制度设研究所”，“设自由讲座，恢复从前讲学风气”(14)。1920年10月24日，他致信张东荪讨论中国公学的办学方针时说：“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大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15) 尽管这一提议并未被张东荪采纳，但在全国都效仿西方、日本发展新式教育的大背景下，蒋百里旗帜鲜明地以书院模式作为中国公学的办学方针，确实难能可贵。
不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与倡导，民国学者还进行了以书院的优秀传统改革现代大学、仿照传统书院创办新式书院、融合书院与学校的长处创建新大学的尝试。清华大学于1925年成立的国学院即是以书院传统改革现代大学教育的尝试。由吴宓主持制定的《国学院章程》明确提出“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虽然清华国学院的教学内容与传统书院并不相同，既包含有经史为主的“普通国学”，又有以西学为主的“专题研究”，但其教学方法却与书院类似，比如《章程》规定：“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16) 尽管清华国学院于1929年即停办，但有学者认为研究部主任吴宓试图在清华大学内部创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17)。
与以书院优秀传统改革学校教育不同，有国学研究者创办了新型书院或者书院式学校。这些新型书院或者学校的课程设置以传统的儒学、史学为主，与传统书院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故而有学者称之为“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这类学校的代表是1920年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929年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0年与苏南师范学院合并)。(18) 无锡国专成立之初，唐文治所定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开宗明义地强调是参照宋明书院学规，培养国学人才：“昔张子讲学，有《东、西铭》，朱子有《白鹿洞学规》，高忠宪有《东林会约》，汤文正有《志学会约》，皆所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缅怀往哲，能无奋兴。”(19) 无锡国专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均
与传统书院基本相同。传统书院重视学术研究、注重实践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继承。无锡国专前后历时三十年，培养了大量国学人才，是民国时期创办的书院式学校的成功范例。
除唐文治之外，民国时期还有多位知名学者创办了新型书院，如张君劢于1935年创办学海书院，其目的是“在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同年，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宣布“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此外，马一浮于1939年创办复性书院、粱漱溟于1941年创办勉仁书院也是以培养国学人才为目标。这些书院的存在时间均不长，影响亦小于无锡国专。
除这些新型书院之外，还有一种是融合书院与学校长处所创办的学校。此类学校仅吸收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而教学内容则基本与新式教育接轨。毛泽东于1921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即是此学校的典型，《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明确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善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目标等都借鉴了书院的优秀传统。1922年8月，蔡元培看到这份大纲后，因“全与我的理想相合”而“欢喜得了不得”，他专门撰文在《新教育》上介绍湖南自修大学，认为这所大学“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20)。李石曾也认为湖南自修大学是教育制度创新的实践，与“吾国之书院与西方之研究所皆近之”(21)。尽管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学时间仅为两年三个月，但这种融合古代书院和现代大学长处创办大学的做法，是继承书院传统并付诸实践的创举。
尽管对清末书院改制持否定态度，但民国学者对书院的优秀传统却褒奖有加。笔者认为，虽然他们的观点大多是建立在对书院历史的客观总结之上的，然而不能否定的是，有的学者对书院改制的评价是建立在其心中理想的、概念化的书院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书院改制的反思并不一定全是客观公正的，其中可能杂糅着时代的烙印和个人的主观色彩。
［收稿日期］2011－09－25
注释：
①(14) 蒋方震：《今日之教育状态与人格》，载《解放与改造》1921年第3卷7期。
②(13)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载《独立评论》第十四号，1932年8月28日出版。
③(20) 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载《新教育》1922年第5卷第1、2合刊号。
④(12) 胡适：《书院制史略》(1923年12月10日)，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12－24。
⑤(11) 胡适：《书院的教育》，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第476页、第478页、第477页，黄山书社1994年影印版。
⑥ 高叔平编著：《蔡元培年谱》，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未)三十三岁条，第1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 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1920年4月15日)，第39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⑨ 蒋梦麟：《学风与提高学术》，载《晨报》四周年纪念特刊，1922年12月。
⑩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见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第8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15)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 《国学院章程》，见孙敦恒编：《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 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8)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6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见刘露茜等编：《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 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载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第9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名称之争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6－0100－10
清末的书院废止是在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中开场与落幕的。
所谓名称之争，是指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清朝廷曾引发了一场是改名学堂还是保留书院的论争。以书院改学堂，本是清末教育改革由课程层面转入制度层面的过渡阶段，是新旧教育体制交替的反映，但在清廷内部却把这场改革引向了名称之争。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光绪皇帝的诏令。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宣布：“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复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① 光绪帝在这里并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以书院改学堂的意义，只是简单地从课程层面强调了学堂可以兼习中学、西学，这无疑降低了这一改革举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便为朝廷保守势力的反击留下了口实。
六月，曾廉上折对书院改学堂的诏令提出质疑：“然今立大学堂于京师，而自省府县以下则改书院为之，不知其改书院有以异乎，而学者遂大进乎？臣谓学堂之与书院，犹多之与夥，小之与鲜，名殊而实一也。”其意是说，书院与学堂只是称谓的不同，内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要推进教育，并不在改书院之名。这样就很巧妙地将教育体制的改革引向了名称之争。接着，他把这种名称之争引向政治层面：“夫果征实事，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若此者，臣亦知其故也。书院不废，学堂不行，不足以标异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学鼓簧天下。”② 曾廉在这里倒打一耙，诬陷改革派在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上玩花样是要“标异新政”，是要“以西学鼓簧天下”，就把教育改革又一次绑在政治战车上了。曾廉的做法，是避重就轻，是偷梁换柱，将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引向了名称之争，继而将这个名称之争上升为政治之争，以先声夺人。
这种辩驳思路在戊戌
变法失败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政变之后，慈禧宣布科举考试“悉照旧制”，并“停罢经济特科”。于是，八月二十九日，黄仁济上奏反对书院改学堂，强调“自应各就书院一律遵照改试，似不必再立学堂名目。”他主张，不仅各省书院依然照旧，京师大学堂也应改名为京师大书院，以求上下一致。③ 九月，缪润绂呈文，明确主张：“至于大学堂，有名无实，有损无益，应请明谕，即日裁归并撤，以节浮费。”④ 九月十八日，高赓恩上奏，更是危言耸听，指“康有为等显构之逆案虽破，其隐蓄之逆谋，犹在新创各学堂之中”，这些人创办学堂之目的在传布西学，以洋人为宗主，恃洋人为护符，其党羽“谅无不以新创学堂为藏身之地”。因此主张京外新创之大中小各种学堂，已立者一律裁撤，未立者停止举行，以杜乱萌而绵国祚。⑤ 这些言论都是以名称之争为立论之基，指斥主张将书院改学堂者更换名称的无聊，及其搅乱朝政的政治目的。
九月三十日，慈禧颁旨申明旧制，她强调：“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之事。”令“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⑥。慈禧太后的思路很清晰，书院本来就是讲求实学的，“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所以不必在名称上折腾。在“时势艰难”的情况下围绕名称来玩名堂，其言下之意，那显然是有政治企图的。这样，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一场以书院改学堂的运动便瞬间归于沉寂。
清末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教育改革意识还处于一种感性状态。甲午战争后，清末教育改革开始进入到制度改革的层面，“变科举，兴学校”的呼声十分高涨。但这时的人们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相当感性，他们更多的是从课程层面认识了学校。于是有很多的书院也开始尝试着调整课程，增设西学，以向学堂靠拢。在人们的意识里，学堂与书院并无本质的差异。梁启超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在给陈三立、熊希龄的一封信中说：“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⑦ 山西巡抚胡聘之在上奏中强调：“学堂之与书院，名异而实同，均为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实力振兴，不在更新营建。”⑧ 即使到1900年，蔡元培在《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还说：“虽然，书院与学堂，名异而实同者也。学堂而徒名与，则犹昔之书院也；书院而能责实与，是亦今之学堂也。”⑨ 虽然这三人所阐述的内涵各有差异，但至少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盛行着这样的看法。所以清廷保守势力能够将教育体制改革之争引向名称之争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
清末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又反映了清廷对整个教育改革缺乏总体思路和长远目标。保守势力尚且不论，就是改革派也不敢触动传统教育体制的根基。传统教育体制的主体是国子监及各级地方官学，书院只是教育体制中的辅助系统。光绪皇帝着手教育改革，只字不提各级官学的弊端，只拿属于辅助系统的书院开刀，实质上就是走着小打小闹的改良路子。而朝臣们对书院的批判也多是停留在课程与教学的层面。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指出：“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⑩ 同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岁调生徒入院肄业，聘师简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11)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12)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请求将书院改学堂的奏折中说：各地书院“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所延多庸陋之师，或拥席不讲，坐受脩脯者。”(13) 这些意见所强调的都是属于课程教学操作层面的问题，对导致这些弊端的体制问题丝毫不敢触及。但保守势力却不肯让步。他们很清楚，如果传统教育的框架一旦松动，就有可能危及根基。他们纠缠在名称的取舍上做文章，就是要让改革派的小打小闹也行不通。书院问题既然只在课程层面，那完全可以通过变通章程、增设课程来解决，完全没有必要废止书院改建学堂。所以曾廉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夫果征实事，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正是他们阻止教育改革的一种政治伎俩。
但是，将新旧教育体制改革之争引向名称之争，绝不表明清廷保守势力在这个问题上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在论证名称更换为无聊之举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要将反对教育体制改革的事做大做强。保守势力在罗列学堂罪名时是指名道姓的，那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
康有为在这段时间干了什么？他在广州开办了万木草堂，其办学宗旨是要弘扬书院传统的自由讲学精神，他说：“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讲习，磨砺激发，不可寡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荆棘，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14)
梁启超也是如此。他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公然以传统书院讲学之法行之：“时务学堂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
宣讲孔子改制之说，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梁先生讲学时，自言吾辈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之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15)
宋、明时代所张扬的书院精神，那种自由讲学精神，那种学术创新精神，那种为天地开太平的求索精神，在清朝沉寂了二百年后，由康、梁的创举而再显辉煌。但这也正是清廷保守势力所深恶痛绝的。戊戌政变之后，他们以“非圣无法之言”、“以西学鼓簧天下”、“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16) 等等词语欲加之罪，将康、梁的“种种悖谬之书”予以“禁毁净尽”(17)。书院精神之不传，这次清廷的剿杀肯定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在“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下，教育改革往往成为政治势力较量的舞台，教育自身的规律往往为政治诉求所遮蔽，所取代。
有意思的是，康、梁所讲学之处都没有命名为书院，而是叫“草堂”或“学堂”。清廷的仇视“学堂”之名，跟这事多少是有点关系的。这又回到了名称之争的话题。有一个事例能够说明清朝统治者在名称问题上还是很在意。戊戌政变的第二年，即1899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当年时务学堂的旧址上新办了求实书院，并表示要严加管理，“不容稍涉歧途，致蹈覆辙，以仰副朝廷育材致用之盛意”(18)。重新取名为书院，恐怕不是无意的巧合，绝对是地方官府对朝廷的效忠之举。
清廷保守势力这么欢喜书院，说明了清朝书院政策的成功。它通过城市化和官学化两大举措，完全将书院捆绑在应试科举、专事帖括的轨道，书院传统精神已经被扼杀得干干净净。即使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这样稍有特色的书院，也只是在安静地做着训诂词章的功夫。诚如柴萼所言：“宋时之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大书院，明末之东林书院，其间士子，专以气节经济为重，文章祗其一端，故所成就，灏乎可观。自书院专究制艺，乃一无足称矣。”这正是清朝统治者所期望的结果。所以他们在名称之争中所青睐的“书院”，已经完全不是宋、明时代意义上的书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的书院政策是将古代书院送上不归之路的罪魁祸首。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书院的最终废止还是在名称更换的理由下实现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提出开办学堂办法，指出：“惟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设学，分经义治事两斋，并未尝名为书院。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19) 在“正名”的旗号下，因书院之名不古，也因其“积习过深”，不正名学堂，则不能鼓舞人心，涤除习气，故不得不除去这个名称。清廷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主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颁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0) 自此，延续了八百年的古代书院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收稿日期］2011－09－25
注释：
①②③⑥⑦⑧⑨(15)(17)(19)(20)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2470、2485、2486、2186、2474、2315、2199、2199、2487、2489、248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⑤(16)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04、506－507、50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⑩(11)(13)(18)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70、145、80、5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12)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12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4) 康有为：《长兴学记》，第10－11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书院教师社会角色探析——以明清时期为例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6－0100－10
古代书院类型众多，从经费来源看，有民办、官办、民办官助、官办民助；从教育目的看，有为科举服务、有静修德业；从教学形式看，有以讲学为主、有以会讲为主、有以考课为主。书院教师的任务，按书院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说是三个方面：教授生徒、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在教授生徒中，不同类型的书院教师形成了不同的教学特色；在学术研究中，书院教师尤其是学术大师，一般勤于著述与交流学术。对书院教师教学者和研究者的担当，这里不作赘述，着重谈谈书院教师服务社会的角色。
一般来讲，明清时期书院教师在服务社会中至少扮演了六种角色：义理的传播者、宗族的敦睦者、乡里的教化者、家园的护卫者、时政的评论者、地方的表率者。
义理的社会传播者是书院教师的重要角色。明中期兴盛的阳明之学大力提倡儒学的平民化和通俗化，使儒家伦理直接通向社会大众，而大规模传播的途径便是举办会讲式书院和联集讲会。明中期的江右王学在江西20多个县建立书院80余所，据考察，这类书院有相当一部分是会讲式书院，听讲之人并非全是书院生徒，还有社会人士。此外，他们还在江西联集讲会，如惜阴会、青原会、崇正会、春台会、西原会、同心会等多达20余个。据《王文成年谱》记载，邹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乡人刘邦采等建复古、连山、复真等书院，为四时之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所谓“大夫在郡邑者”便是地方人士。徐阶曾讲会于灵济宫，让欧阳德、聂豹等人分别主持，听讲者多达千人，来自不同阶层。罗汝芳有一份著名的《柬合省同志》，文中明确通知“缙绅士夫及高尚隐逸”于次年二月赴江西永丰参加会讲，上述讲会的参加者远远超出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已经大大扩大到其他社会成员。更有甚者，有些学者还积极向社会下层传播义理，比如韩贞，《明儒学案》说他“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这里的农工商贾便是普通百姓。向社会传播义理，是明代中期书院教师的重要职责。
敦亲睦族是书院教师的一大任务。中国古代书院兴盛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根深蒂固，宗族的安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书院则在使社会稳定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明中期永丰何心隐在乡里聚梁氏宗族，建聚和堂，并建学于其左，称“夫山书院”，设率教、率养、辅教、辅养之人，延师礼贤。何心隐认为“聚于上族私馆，则子弟唯知有上族之亲；聚于中族私馆，则子弟唯知有中族之亲；聚于下族私馆，则子弟唯知有下族之亲”，因此要将他们总聚在一起，不分上中下族，均接受平等的教育，并过平等的生活，这样才能去除“子弟之私念”①，和睦家族，敦亲睦族，教师的作用可谓大矣！
乡里是宗族的放大，乡里教化者也是书院教师的重要角色。再以江西吉安为例：邹守益退职家居，以讲学善俗为事，他立书院、建祠宇、广乡约、赈贷周族、睦邻施义，为地方做了许多善事；又如欧阳德，居家孝友，置社仓于乡，集子弟教以礼仪；再如罗洪先，以厚风俗为任，无论贵贱贤不肖，无不醉心其教。当然，书院对乡里的教化更要靠遍布四方的学成弟子，清人李绂说：“封疆大吏有加意于化民成俗者，就昔贤讲学之所，立之书院，拔诸学之秀者，聚处其中……书院之士以聚处讲贯，而学业易成，学成而散之各州县，皆足为后学之师，则其教也广，而民可化，俗可成矣。”②
书院教师往往又是地方精英和民众代表，乡里受到侵扰，尤其是在异族入侵之时，他们常挺身而出，表现出家园护卫者的高尚气节。清初江西有“三山讲学”的盛况，所谓“三山”是指宁都的“易堂九子”、南丰的“程山六君子”和星子的“髻山七隐”。在清军南下掳掠之际，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易堂”魏禧曾谋划起义兵，事败后与诸友归；曾灿随给事中曾应遴率兵数万往救赣州；彭士望和于则与原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廷麟起兵抗清，清兵破赣州，返宁都后，常以不死为恨。“髻山七隐”之一的查世球曾破家产募勇士，图谋匡复明室，失败被俘，不屈就戮。同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当地民生相当关心，对百姓所受压迫很是不满，对地方官员坐视不救感到愤慨，甚至出面，要求官员能够体恤百姓，安定乡里，减轻征敛，取得人民的信赖。
时政评论者是明代书院尤其是讲会式书院教师的一大角色。众所周知，明代四次毁废书院，大都与书院人物评论时政有关。比如东林书院，《明史·顾宪成传》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关心国事的传统，而对于教育机构或人士的议政建言，则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采取虚心听取的态度，这在历史上留下了佳话：春秋时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战国时齐宣王将“稷下学宫”那些“文学游说之士”“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都传为美谈。明代中期社会矛盾激化，官僚政治腐败，作为在野人士的书院教师和其他人士，能够关心时政国运，留意民间疾苦，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精神的继承与升华。
书院教师通常十分重视道德修养，是地方道德行为的表率。清朝廷对官办书院教师的选任是很严格的，乾隆二年(1737)规定，凡书院师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后又规定要选择那些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推重者任书院讲习，“以礼相延，厚给廪饩”，使他们安心训导。同时，书院教师也往往以“人师”自期、自许、自励，“易堂”魏禧曾经有一段著名的话语：
往授徒水庄，易堂诸子尝相过从。余谓诸生曰：“此磨镜匠也。”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镜子，诸生各来取照。然积久尘昏，镜子自体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余谓当以学业粗成为人经师为四不幸。何也？门人从学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于是言莫子违，渐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之势。他人亦以其既为人师，奉以虚体，每事多说向好处。久之，先生自以为是，不思闻过，亦无有以告之者……(余)三十授徒，积今十余年，使不得胜己之友，时相规益，不知尘昏何等矣！”③
先生高高在上，学生在下，多是说好话，久而久之，先生自己也就失去了“时相规益”的“胜己之友”，道德就可能滑坡，就像镜子，不去磨洗，只能是“尘昏何等”。魏禧的话说得多好啊，对我们的确是一声警钟！
综上所述，书院教师除了教授生徒和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多重社会角色，他们的社会服务有着丰富的内涵。
时过境迁，书院废除已有110年了，明清时期书院教师承担的社会角色仍然留给我们许多思考。比如，今天教师的职责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便是很值得探讨。我们以农村为例。当前农村教师的任务是比较单一的，政府与社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多是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与引路人，几乎没有谈到学校之外的工作。而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谈得比较多的则是各级财政要增加投入，要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设施的建设，要积极开展文体活动，要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等等，而对于谁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则讲得不太明显，提的比较多的是要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
书院废除110年后，我国农村已有飞速的发展，但宗族聚居、乡里联姻的状态并未彻底改观；迷信落后，陈风旧俗，或多或少依然保存。而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农村学生减少，相当一部分教师工作量已经不够饱满。我认为，时至今日，农村教师的任务应该及时地部分转型，在培养学生的同时，可以更多的肩负起建设新农村的任务。今天，学校依然可以像书院那样，成为地方文化的核心；教师依然可以向书院教师学习，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主力，成为当代引导农民学习科学技术、树立先进思想、培养良好风尚、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创建和谐家庭与和谐乡村的推动者。当然，其前提是要大大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以礼相延，厚给廪饩”，让他们获得令人羡慕的收入，过上更加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加强教师自身的修养，使之真正成为乡里的楷模与表率，进而推动新农村的文化建设。
［收稿日期］2011－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