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叶钦，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讲师
为什么某些国家在某些时候会对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感兴趣?[[1]]这是教育迁移①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拉普利(Jeremy Rappleye)进行日本对中国、美国跨国引力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详细考察跨国引力研究的基础上，拉普利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引力背景图(Conceptual Map of the Context of Cross-national Attraction，以下简称背景图)。
一、菲利普斯和奥克斯的跨国引力研究
(一)跨国引力研究的基本内涵
基于两百年来英国对德国教育产生的跨国引力，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借鉴案例的分析，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和奥克斯(Kimberly Ochs)提出了教育迁移的四步模型(Four Stages of Policy Borrowing in Education，以下简称四步模型)，考察本国和目标国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政策。[[2]]“跨国引力”是四步模型的第一阶段。它由内在动力(Impulse)和外化潜力(Externalizing Potential)两部分组成。内在动力指“某种引发对别国兴趣的刺激物或催化剂”，[[3]]包括国内不满、系统的崩溃、负面的外部评价、经济变革或竞争、新的世界或地区格局、知识或技能的革新、政治变化等。外化潜力指“外国制度或实践中那些理论上可资借鉴的因素”，[[4]]包括指导哲学、宏观构想或目标、策略、实施结构、教育过程、方法这六个对本国教育形成吸引的焦点引力。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在其跨国引力结构类型图(Structural Typology of Cross-national Attraction，以下简称类型图)[[5]]中，详细阐述了六个焦点引力的关系：教育政策的发展以其指导哲学或意识形态开始，影响着教育制度的宏观构想或目标，然后通过教育政策的各项策略，实施结构的发展，最后落实到教育过程和教学方法层面。这个过程呈单向、循环式发展，发展的过程和速度受背景因素影响很大。因此，这些焦点引力被置于本国众多的背景因素中，包括哲学、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国民性、政治、经济、民主、地理、语言学、行政管理、技术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外来的教育政策的各个焦点引力。
(二)跨国引力研究的局限性
拉普利认为，菲利普斯和奥克斯的四步模型和类型图是对跨国引力的内容进行分类的有效工具，能够帮助分析跨国引力的过程和背景因素，但是其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背景呈现较僵化。对背景的考察是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跨国引力研究的核心。他们采用莫尔曼的两手策略，用一种方法研究背景，另一种方法研究教育政策发展的要素和过程，[[6]]然后将两者置于同一个空间，考察背景对形成跨国吸引的影响程度。但在拉普利看来，他们讨论的背景是既定的、静态的。而事实上，背景中有些要素相对稳定，有些则易变化，因此背景是可塑的。[[7]]菲利普斯和奥克斯提出了外化潜力的两分法，即“外国制度中理论上可供借鉴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内化潜能依赖于本国背景的接受性”。但是，谁来决定“哪些因素是理论上可以借鉴的”?谁来评价“背景的接受性”?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行动者的作用，“背景”成为赢得引力或失去引力的竞技场。[[8]]
2.内在动力与外化潜力关系不明晰。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认为，内在动力是教育迁移形成的前提，它激励着本国改革者寻找外化潜力，以解决本国现有的、正在出现的和潜在的问题。[[9]]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顺承关系。但在拉普利看来，内在动力不一定导致对外国模式的引力。一些障碍因素会阻止内在动力转化为引力，动力和阻力相互竞技与博弈，可能构成跨国引力，也可能构不成跨国引力。对阻力的分析与对动力的分析一样有研究价值，既能明确跨国引力往往与激烈的、长期的教育改革论争密切关联，又能揭示引力为什么没有形成。[[10]]
3.概念的缺失。拉普利认为，四步模型和类型图中遗漏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四步模型基于对欧洲的教育迁移案例分析，英国和德国的基础设施相对雄厚，而且两国在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有相似性。但拉普利通过日本对中国、美国的跨国引力的历史比较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是影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二是“行动者”(Human Agency)概念。有经验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可以塑造能够引发吸引或阻碍吸引的背景。奥克斯也曾思考行动者在跨国引力中的作用，但其跨国引力研究中未呈现这个要素。[[11]]
二、拉普利的跨国引力背景图
根据变革的方向，背景图纵向分为两大阵营：一侧是推动改革的力量(Reform)，包括改革的结构动力(Impulses)和人的动力(Reform Actors，改革者)；一侧是抵制改革的力量(Resist)，包括抵制改革的结构阻力(Obstacles)和人的阻力(Resistance Actors，抵制者)。结构动力和结构阻力体现着“外部世界变化”(Wider World Shifts)，“改革论争”(Reform Debates)则反映改革者与抵制者对外部世界变化的认识。这样，结构动力、结构阻力、人的动力、人的阻力四个要素形成了一个坐标体系。居于中心的是“外化潜力”，即改革者或抵制者怎样论证其观点，它将结构因素和人的因素连接在一起。下面解析背景图的组成部分。
(一)改革(Reform)
背景图从“结构”和“人”两个维度分析改革的动力。结构动力与四步模型中的内在动力一致，它们可能较隐蔽，也可能很明显。人的动力是指那些使用、引介外国经验并发起跨国引力的人或机构(Agency)。包括：当选的官员、政党、公务员、压力集团、决策者、智囊团、网络、财团、顾问、媒体、专家、教师、行政人员、教师联盟、家长、学生、超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比赛名次表和国际评价、雇主或商业界等。
明显的结构动力会显示出外部世界变化的信号。改革者从这些信号中探知到改革的需求——教育应如何回应世界的变化，并使用外国经验将此需求外化。外国经验可能被用来震惊国内现实(Scandalize)，也可能用来使国内改革合理化(Legitimate)。例如，1957年苏联首颗卫星上天后，美国《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What Ivan Knows that Johnny Doesn't)一书介绍了苏联教育，是对卫星上天事例的经典外化：使用外国的实例震惊国内现实。[[12]]
(二)
抵制(Resist)
变革的另一方向——抵制是背景图的创新点，也包括结构和人两个维度。下面用相关实例来简单解释结构阻力。[[13]]
立法/组织结构(Legal/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指与改革相抵触的、稳固的结构和秩序。例如，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教育权力机构的关系，决定了借鉴什么、从哪里借鉴是州和地方的事。因此，即使联邦政府支持借鉴日本教育，州政府也不一定从日本借鉴什么。
改革疲劳(Reform Fatigue)：系统在经过剧变或改革之后处于修复期，对变革无反应。
物质设备保障(Physical Plant)：指现有的基础设施无力进行快速的变化或变革。一个教室里没有电脑的国家不可能去借鉴别国的多媒体教学技术。
内部满足(Internal Satisfaction)：指本国普遍安于教育现状，抵制改革。
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Myths of History，Tradition，Culture)：某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传统或文化观念坚守现有的制度和做法。例如，德国抵制“二战”后的盟军占领改革(Allied Occupation)，因为德国优良的教育传统让他们质疑美国是否有资格教育德国。[[14]]
和结构动力类似，结构阻力中的要素在外部世界变化中的程度也不同，有些微弱，有些激烈。激烈的结构阻力凸现出来，激励着抵制者论证自己的观点。或是使用外国经验警告本国不要改革，或是夸耀本国教育的优越性，认为改革毫无必要。人的阻力(抵制者)是指抵制和质疑改革话语的人或机构，上述众多的人的动力(改革者)同样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根据他们的影响力和言论力量，以及与改革者争论的程度，可以确定外国的政策或实践是从哪里进入改革话语的。
(三)外化潜力和跨国引力
“外化”是根据对一个制度内部变化中的问题格局和反思状况，对国际环境的接受和描述进行筛选，[[15]]指行动者，使用什么样的外国经验来支持改革或抵制改革。“外化潜力”保留了四步模型和类型图中的六个焦点引力，它居于背景图的中心，结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十字路口。正是在此十字路口，研究者可以发现吸引力，并使用六个焦点对吸引力进行归类和筛选。[[16]]外化潜力周围的火花指出了跨国引力背后的原因，即介绍和使用外国实例的动机：震惊、使合理化、警告和夸耀。使国内震惊和合理化是刺激改革的方式，警告和夸耀则是抵制变革的工具，根据其话语力度，它们被放在靠近影响力的一端或相反的一端。结构阻力和结构动力独立于人的动力和阻力之外，在外部世界变化中斡旋和相互作用。拉普利使用“外部世界变化”代替“背景”，他认为，背景包括人的因素和结构因素，而外部世界只有结构因素。而且，“外部世界变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与人和结构的互动所产生的“语义建构”完全分离。[[17]]
(四)背景图的应用
背景图展示了跨国引力发生的宏大场面。这体现了拉普利“将研究重点多放在迁移的背景，少放在迁移的内容，以便深入分析和理解迁移”的观点，也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迁移研究的特征。[[18]]拉普利指出，背景图既可以用来补充现有模式，也可以看做独立的研究工具。在分析跨国引力阶段时，最有望被当做分析工具。但是由于背景图主要关注背景，因此会对四步模型的任一阶段都有效。[[19]]拉普利和朱丽叶·保尔森(Julia Paulson)使用背景图研究教育与冲突，认为背景图有助于理解动态的后冲突环境中行动者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进一步将背景图与其他迁移研究整合，开发出新的冲突影响下的教育迁移框架。[[20]]中国学者强海燕、康叶钦在研究外语浸入式教育模式由北美迁移至中国的案例中，也间接使用背景图，探讨了行动者在浸入式教育模式的跨国引力中的作用。[[21]]
三、跨国引力背景图评析
(一)背景图对跨国引力研究的整合
首先，背景图吸收了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关于“内在动力”和“外化潜力”的两分法及其所有要素。其次，背景图借鉴了其他比较教育学者的相关概念。例如，“历史、传统和文化”要素源自霍姆斯(Holmes，B)的“历史、传统和社会”。[[22]]“行动者”一词出自奥克斯。行动者引用国外经验的四个“动机”：震惊、使合理化、警告和夸耀，也源于奥克斯及其对其他学者的研究。[[23]]拉普利自陈其灵感多来自斯坦纳·凯姆斯(G.Steiner-Khamsi)，斯坦纳倡导“将当地背景置于中心”，[[24]]拉普利将此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背景是推动和抵制教育“输入”的“结构行动者”和“人的行动者”的总和。[[25]]最后，背景图从教育迁移的历史案例研究中获得启示。例如，“结构阻力”中的内部满足和恐惧概念从日本对中国、美国的跨国引力案例研究中获得。改革疲劳和法制结构概念则来自德国没有能力借鉴综合学校的案例研究。
(二)背景图对跨国引力研究的发展
第一，背景图呈现出背景的动态性和可塑性。[[26]]无论是结构动力和结构阻力对外部世界变化的反应，反对者和抵抗者之间的改革论争，还是四者与外化潜力的相互作用，都显示出跨国引力背景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为了强化这种动态性，拉普利在背景图的外围，应用一些←→箭头表示动力(察觉不到←→明显)、阻力(柔弱←→激烈)、行动者的影响力(微弱←→有力)、改革论争(激烈←→温和←→激烈)的程度，充分显示出跨国引力“变化、可塑”的特征。
第二，背景图基本厘清了跨国引力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将“阻力”因素纳入跨国引力阶段，从人和结构两个维度区分动力和阻力，构成一个四维空间，阐释出跨国引力的复杂性。居于背景图中心的“外化潜力”是上述四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反对者和抵制者出于不同的动机，应用这些外化潜力，影响着外国经验被采用的目的和程度。
第三，背景图补充和拓展了跨国引力相关概念。它将“阻力”纳入背景图中，分析“不吸引”的原因和“动力—阻力”的抗衡，实则促进了对吸引的研究，使跨国引力的背景“动”起来。其他概念，如动机、行动者机构等，虽然不是拉普利的原创，却是背景图极为核心的概念，对理解跨国引力的形成与否
非常关键。
第四，背景图特别关注行动者在跨国引力形成中的作用。它试图将所有可能的行动者放在背景图的中心，考察个体行动者的作用，将人的因素的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27]]斯坦纳指出：“处理教育的全球化与跨国迁移过程时，一定要考虑行动者。因为不存在‘无机构(Agency-free)’的传播—接受、借出—借入和输出—输入。”[[28]]
(三)背景图有待完善之处
背景图关注教育迁移背景的分析，关注行动者在跨国引力中的作用，较好地弥补了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跨国引力研究的不足。但它自身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1.概念的严谨性。本研究显示，拉普利2006年[[29]]与2007年[[30]]的背景图在概念表述上有所不同(本研究依据前者)。拉普利着力强调，“基础设施”概念是对菲利普斯和奥克斯跨国引力研究的补充，但2006年的背景图中“基础设施(物质设备)”概念仅出现在结构阻力中；2007年的背景图则将“雄厚的基础设施”(Robust Infrastructure)和“基础设施不足”(Lack of Infrastructure)分别列入结构动力和结构阻力中。背景图的两大阵营分别显示为“改革和抵制”(2006)，“改革和停滞(Stasis)”(2007)。拉普利在2006年的背景图中使用“外部世界变化”，但2007年又使用了“背景变化”(Context Shift)。对于这些概念上的使用，未见拉普利做出解释。此外，拉普利用“文化”代替霍姆斯的“社会”概念，因为“文化”一词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比较流行，这种做法也欠严谨。
2.动力和阻力要素的界限。在谈论结构阻力中的“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时，拉普利指出，结构动力一方也有类似特征，包括关于“未来”和“科学推理”的观念。“未来”和“过去”一样有可塑性，而使教育制度合理化与创造一个教育制度来匹配某特定文化一样艰难。正如历史、传统和文化被用来阻止改革一样，关于未来的神话，或使一项教育制度的特色合理化的方式，经常被用来激励改革。[[31]]如此说来，观念因素也应该存在于结构动力中。那么结构动力和阻力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过于动态的、模棱两可的表述，让整个背景变得有些疏忽不定。
尽管如此，背景图仍然不失为教育迁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型解释性框架。此外，它给比较教育学者以启示：既然跨国引力中有人的元素存在，那么，比较教育学者可以在形成跨国引力中发挥重要作用。背景图又好似一个路径图，向比较教育学者展示，如何在讨论外国经验的影响时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使比较教育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
注释：
①大卫·菲利普斯在阐述其理论时，通常使用Educational Borrowing(教育借鉴)一词；杰拉米·拉普利在发展前者的理论时，则使用Educational Transfer(教育迁移)。根据两位学者的著述，作者认为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一致。本文主要阐述后者的理论发展，因此使用“教育迁移”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