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轨迹，“金融争霸”长期以来成为主导全球金融中心体系演化和更替的动力，即在“金融战场”的角逐中，某一金融中心的兴起往往伴随着其它金融中心尤其是地理邻近金融中心的衰退，金融中心之间的替代和竞争关系十分明显分工，为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区域而努力；另一方面，传统相对孤立封闭的金融中心城市，受困于要素经营成本的提高和金融产业链的延长，把金融产业链所有金融机构集于一身，已经不再是明智之举，因此迫切需要进行金融产业链空间分离和再布局，向周边城市转移部分金融资源。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超越单个大城市走向城市群，即从点式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向圈层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转变。总之，国际金融中心不再是单个城市，更可能是一个协作分工的区域，这对传统认知的金融中心概念提出了挑战。
一、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趋势及全球观察
追溯到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布鲁日和威尼斯，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类金融中心虽然不断涌现，但是彼此之间相互封闭，联系并不多[4]。因此，全球范围内金融中心布局显得相对零散，这种空间模式下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就是点式金融中心，即主要依托单个城市而存在，与周边城市并未形成金融分工与合作关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金融资源竞争的加剧，点式金融中心腹地受限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金融中心寻求与周边城市合作的愿望愈为强烈。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源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持续进行集聚和扩散，形成领袖型金融中心和支撑型金融腹地相互依赖、分工互补的发展格局。不仅如此，支撑型金融腹地中一些二线城市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在反复向领袖型金融中心输送和承接金融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自身定位和特色，发展成为专业型金融中心，与领袖型金融中心一道构建形成金融中心圈。与传统点式金融中心相比，圈式金融中心系统性、层次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更加明显，它不仅使领袖型金融中心竞争力放大数倍，也是整个区域的金融密度骤然提高。目前，圈式金融中心的轮廓在全球一些主要金融密集区已经初现。
在欧洲，伦敦金融中心正逐渐拓展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大伦敦金融中心圈。从历史演变的轨迹来看，大伦敦金融中心圈发源于不到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随后由于集聚的金融和商务机构越来越多，金融城土地租金成本不断爬升，金融资源开始向外扩散，在伦敦金丝雀码头、西敏寺区等形成了新的金融集聚区，分担了金融城的压力，并被称为新金融城。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伦敦金融资源集聚和扩散并没有止于市内，而是逐渐与同在英伦城市群的曼切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利兹等城市发生金融合作分工关系，目前曼切斯特已经成长为英国除伦敦以外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利物浦则是英国第二大资产管理中心、伯明翰是英格兰中部的区域金融中心、利兹即是伦敦金融后院和后台基地也是英国北部区域金融中心。从整个欧洲来看，大伦敦金融中心圈的范围以伦敦为中心，已经扩展到包括泽西岛、根西岛、马恩岛、都柏林和爱丁堡、卢森堡、苏黎世、布鲁塞尔等次级金融中心在内的更大区域，形成了由综合型金融中心和专业型金融中心等不同层次金融中心构成相互合作的金融中心体系：泽西岛、根西岛、马恩岛是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来自世界的众多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将之作为进入伦敦金融市场的跳板。爱丁堡以基金管理而闻名，它是全球基金运营机构最钟爱城市，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基金经理群。都柏林是伦敦金融中心重要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公司财务管理业务最为活跃，其在旧海关码头仓库区规划建设的金融服务中心，基本服务于世界50强银行及20强保险公司，拥有60多家基金后台服务公司和30余家托管机构；卢森堡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的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是全球第一的基金分销中心。全球领先的私人资本服务商和私人股权经营管理人都在卢森堡，65%的全球跨国基金属于卢森堡，并且全球顶级前五十名跨国基金集团中的80%利用卢森堡这个平台来开展业务。布鲁塞尔是世界著名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所在地，致力于建设卓越的世界级金融交易处理中心。苏黎世则以私人银行而闻名世界。在金融中心圈形成以后，通过证券交易所、银行业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兼并，欧洲金融业规模经济更加明显，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更好，如今欧元区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券市场和第二大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债券和股票发行量增长速度大大提高。
在北美洲，几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即纽约国际金融中心逐渐成长为大纽约金融中心圈，后者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和加拿大多伦多城市群为依托，范围横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从发展过程来看，大纽约金融中心圈发迹于纽约的华尔街，随着狭小空间集聚过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导致拥堵和经营成本的急剧上升，美国信托、美国大通、摩根大通等金融巨头逐渐将其总部迁出。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金融机构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似乎是一项颇具风险的行为。因此，摩根史丹利把其全球总部迁到了时报广场，高盛的总部则落户于距离曼哈顿更远的新泽西州[5]。如今，大纽约金融中心圈以纽约为领袖，形成以波士顿、新泽西、华盛顿以及芝加哥、蒙特利尔、多伦多次级金融中心的区域金融中心群。在大纽约金融中心圈中，新泽西与纽约隔着哈德逊河相望，依靠相邻的区位优势、优良的商业环境
以及相对充裕的经营空间成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后台服务基地，德意志证券等大型证券、银行和保险金融机构不约而同选择在此建立后台服务支持和备份系统。如今，新泽西的金融发展模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标杆，影响力巨大。波士顿地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历史上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在“金融争霸”年代被纽约超越并开始走向下坡路。随后在20世纪中叶，波士顿在纽约“金融光环”的笼罩下又开始复兴，依托作为全球基金发源地的历史渊源和优势，持续强化在基金行业的竞争力，如今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美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金融管理中心。芝加哥则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衍生品交易总量占据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总量的65%，居全球第一位。华盛顿是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中心和信息中心，美国绝大部分金融监管和服务机构和重要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都设立于此。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虽然相对远离纽约，但是却在寿险、矿产、能源和金属等贸易金融行业和银行业沉淀出新优势，与大纽约金融中心圈的其它金融中心形成互补之势。
在亚洲，香港一直谋求坐上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头把交椅，成为可以和伦敦、纽约齐驱并驾全球金融第三极。在伦敦金融城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中，香港已经名列全球金融中心第三位，且其综合得分不断上升。香港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为全球金融中心圈层发展的重要性提供了又一有力证据。事实上，近年来在与东京、新加坡的竞争中香港的金融地位是伴随粤港澳金融合作的深化而得以增强，目前渣打银行、中国银行（香港）、东亚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香港）等银行金融机构已经纷纷把后台服务中心布局到珠三角地区，两地正从制造业“前店后厂”模式升级到金融业“前店后场”新版本。随着CEPA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大珠三角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围绕以香港为中心、以广州和深圳为增长极、以澳门和珠三角其他城市为重要支点、连通中国与世界金融市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珠三角国际金融中心圈已具雏形。从分工格局来看，在大珠三角国际金融中心圈中：香港作为全球领袖型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第三大银行中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第五大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第五大股票市场、第五大黄金交易中心、亚太区最大的保险市场和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各类金融业务都十分发达。深圳则是全球重要的资本募集市场和中国领先的财富管理中心，前海地区作为深港合作区，正以离岸人民币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为重点深度开展金融合作。广州正致力于巩固提升区域金融管理营运、银行保险、金融教育资讯和支付结算中心功能，加快形成并重点发展区域财富管理、产权交易、股权投资、和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形成与深圳错位发展的金融功能。与此同时，通过南沙国家级新区，广州正与香港深入开展以航运金融为重点的金融合作。澳门则通过横琴加强与珠海合作，旨在共同打造特色鲜明的中葡商贸合作金融平台。依托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佛山正努力成为大珠三角国际金融中心圈的现代金融产业后援服务基地，打造亚洲版的“新泽西”。作为世界著名制造业基地，东莞同样在大珠三角国际金融中心圈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即依托台资经济的深厚基础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打造珠台（珠三角与台湾）金融合作区、区域科技金融中心和产业金融中心，以及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区。珠海、中山、江门、惠州和肇庆等市作为支点型金融中心，凭借相对接近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着力发展地方性特色金融业务，填补高等级金融中心对城市群外围地区的服务真空，形成合作互补发展格局。
总体看来，在全球区域金融发展格局中，“金融一体化”已经逐步取代“金融争霸”，在早期，各国或者各城市更多时候体现为金融竞争关系，试图争夺区域金融霸权。但是随着金融一体化推动金融中心圈作为一个大方向前进，各城市之间逐渐开展实质性金融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集聚”、“整合”、“分工”成为金融资源空间运动和布局的关键词。即区域内金融资源持续向中心城市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又具有向外扩散的冲动，一些外围城市如果能把握住这一机会，金融业将重新得以复苏和发展。经过反复集聚、扩散和整合之后，围绕中心城市，次级城市往往能更好地发现和发掘自身的优势，找准金融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逐渐缩小金融业务的“宽度”，集中精力做优做强具有历史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某一类金融业，重获金融专业化、特色化和规模化优势。一旦各个城市结合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形成专业化和空间分工明确化之后，相对合理的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格局就形成了。此时，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必定要高于运动前的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效率，这就是金融中心圈的生命力所在。
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趋势的原因
国际金融中心呈现圈层发展新动向，对传统金融中心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主流金融理论诸如金融地理论、金融区位论、金融集聚论等都只关心单个金融中心，试图就单个金融中心而论金融中心。这一研究思路在传统“点式”金融中心时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圈式”金融中心的出现，其局限性就变得非常明显。原因在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已经不再只关乎单个城市或者单个城市内部的某一小块区域，而更多是由该城市所在区域或城市群的经济金融实力决定。因此，撇开区域而论金融中心，研究思维显然是缺乏系统性和开放性的。只有跳出金融中心，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才能有效把握金融中心形成的机理。
（一）金融机构区位选择和空间运动是国际金融中心圈的微观基础
根据金融产品和服务类型，金融产业链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台业务，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要素投入密集存在差异，因此就具有不同的区位偏好性。在早期，金融产业链比较短，集中于大城市有利于实现全产业链的空间整合和协调，提升金融产业整体效率。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导致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金融产业链不断延长，产业链不同环节要素投入比
例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城市的交通成本、地租成本、人力成本和公共资源使用成本也逐渐提高。大城市本身的变化和金融产业链的变化，使得不同要素投入类型的金融机构开始考虑重新，智力密集型和关系密集型的金融产业链环节将向大城市集聚，而劳力密集型等金融产业链环节将向周边外围城市转移。除此之外，从大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圈和大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圈的发展经验来看，以分散化规避安全风险和竞争风险也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实行金融产业链跨城市重新组合的重要因素。
（二）信息空间的变化是金融中心圈式出现的诱因
回顾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史，全球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持续集聚大量的资金，与其作为全球信息交汇地息息相关，伦敦、纽约至今都是世界城市的典型代表。进入21世纪以后，各个城市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城市与城市之间信息能级差距得以改善，信息空间外延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来自实体空间的影响，金融资源集聚与扩散随之呈现出新趋势，即某些金融活动仍然持续向传统金融中心集聚，而另一些金融活动则从传统金融中心向外扩散。事实上，金融产品具有多样性，其对信息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特殊信息要求的金融交易活动具有在地理上集聚的趋势，相反对于标准化的金融交易活动则对成本更为敏感，往往具有向外扩散的趋势。在此背景下，金融中心周边二线城市因具有良好的信息技术设施而成为金融资源新的聚集地。
（三）国际金融中心圈层体系是传统点式金融中心演化的客观结果
回顾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和现实经验，可以清晰看到点式金融中心走向高级化的四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区域内存的若干不同等级的金融中心，这些金融中心各自坚守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彼此之间相互孤立缺乏联系，即纯点式金融中心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区域内金融中心开始金融“金融争霸”时代，即金融中心之间相互竞争，而竞争的优胜者将通过极化作用集聚区域内的金融资源，并逐渐在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一些金融中心开始在竞争中走向衰退，开始以其它产业为发展重点。第三阶段，在经过持续的单向极化过程之后，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中心因集聚过多金融机构而开始呈现出某种“不适”，于是开始向外扩散金融资源，外围城市抓住契机承接转移出来的金融业务，实行差异化和专业化金融发展战略，金融业开始重新复苏；第四阶段，点式金融中心走向区域化发展，圈层金融中心体系最终形成。在该金融中心系统中，既有综合性金融中心又有专业性金融中心，两者之间通过优势互补与分工合作，共同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密集区。
（四）国际金融中心圈层体系具有相当高的自我发展和优化调整能力
在国际金融中心圈层体系中，一般性信息技术进步意味着区域系统内部各个金融中心之间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得以改善，金融技术进步则意味着金融产品先进性的提高，两者都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也即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任何一次提高都会使金融中心分工效率增加。在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下，分工结构将在一定时期内得以不断稳固和加强，从而使系统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也更能抵御外部波动带来的风险。由于金融产品交易所需的信息和专业化要求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圈层系统内的分工结构往往表现为：透明的也即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将主要集中在国际金融中心圈层体系中的领袖型金融中心；半透明的金融产品将主要集中在次级金融中心进行生产和交易；不透明的金融产品因其需要更接近需求者，因此主要集中在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更低层次的金融中心之中。
总之，“点式金融中心”即分散化、孤立化的金融中心由于受城市本身及腹地支撑所限，其影响范围相对狭小。“圈状金融中心”能更好实现金融资源沿着城市网络体系流动和配置，进而更有利于提高区域金融资源空间效率和竞争力。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趋势的展望和启示
一直以来，国际金融中心都以单独个体存在，人们更多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如何集聚和极化金融资源，进而辐射全世界。然而，诸如纽约、伦敦这样顶级的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却已经悄然向外扩张，从城市内部的某个狭小区域走出去携领大区域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圈，不断强化与周边次级金融中心的分工和协作，形成更具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区域。鉴于金融中心圈比单个金融中心更具有优势，有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国际金融中心“圈式”发展将逐步成为一种主流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资源日渐丰富，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意识引导我国各类金融中心建设正潮起云涌。据统计，我国大约30个左右大中型城市明确提出了要发展成为国际、国家或区域金融中心的。两种观点本质上是对构建我国区域金融中心体系的不同看法，评判的依据（下转第24页）
（上接第20页）应以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为准绳。
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趋势和我国新型城市化城市群崛起的大背景下，区域金融一体化行动及其成效将决定区域金融在全球中秩序和格局。因此，对我国而言，或许重要的不是纠结于金融中心的数量，而是如何迎合区域一体化尤其是城市群发展的契机，以国际金融中心圈的思路，推动区域内不同等级金融中心之间走向分工、合作，共创富有强大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域。■ 本文选自《海南金融》2014年第5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