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最初进入研究领域的历程。研究的过程这么美，在事实与价值、现象与理念、经验与超验、具体与抽象之间探索并联结。或许，那正是莫奈创作《日出》所站立的位置。
1995—1998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学习比较教育学，师从杨汉清先生。杨先生和福建师范大学吴文侃先生主编的《比较教育学》，是极有影响力的教材。
杨先生希望我研究比较教育学方法论，我正好困惑于其价值判断问题：研究者能否对所分析的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价值判断？譬如，能否判断一种教育比另一种更好？如何排除价值观介入可能带来的研究偏差？就这样，“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判断与研究范式”成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
从赵中建、顾建民选编的那本《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中，我得以概览诸多比较教育学前辈对方法论的思考。同时，跨学科视角为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有趣的世界。我沉浸在这个世界，在图书馆和书店广泛搜罗和阅读其他比较学科的著作：比较文学、比较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我探寻这些学科对价值判断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探索将这些理论迁移到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可能性。
对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价值判断，我看到“价值无涉论”与“价值有涉论”。
我将实证主义取向、持“价值中立”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归入“价值无涉论”。价值无涉论者将19世纪兴起的实证科学作为遵循的范式，崇尚客观实在性，强调“价值中立”，英国比较教育学者洛瓦利斯对此主张做了生动比喻：比较教育学正如航海学似的，航海学并不涉及船驶往何方，而只是教以风的方向、潮流状态、岩礁和海滩[1]。但“价值中立”的观点忽略了教育研究与文化价值观的密不可分。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分析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带有他的兴趣、情感、价值观念及知识结构的烙痕，并非“价值中立”;研究对象在获知研究者的意图、目的后，可改变自己的日常行为，从而影响研究资料的客观性和理论预测的准确性;研究对象还会反作用于研究者，亦非“价值中立”[2]。
“价值有涉论”则包含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研究范式。用“坐井观天”来隐喻普遍主义是恰当的，“井”的确是“观天”的视角之一，只不过不是“观天”的唯一视角罢了，应当承认还有其他“观天”的视角。我将比较教育学领域的从属理论归入普遍主义范式，乃在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拉丁美洲的从属理论有如此假设：从属社会将通过仿效欧美发达社会步入现代化。1984年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即为教育的从属性问题。
在我独立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初期，“文化相对主义”是我为之兴奋的范式，几乎要将它作为我思考比较教育学价值判断问题的答案了，对它那个无法逾越的理论悖论，我打算如鸵鸟般不予理会。“文化相对主义”范式一扫普遍主义定于一尊的霸权态度，提出每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而没有理由用调查者自身所属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3]。朱熹主张的“以他说观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4]，简直就是中国式的注脚。英国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写作《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的。但是，相对主义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悖论：其口号“一切理论都是相对的”，是一个全称判断，本身是绝对的[5]。同时，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易于构成逃避公约制约或制裁者的任性乃至专制的口实和
依据[6]。
我就是将这种思路和困惑带到杨先生府上向先生请教的。先生照例坐在书房的靠椅上，闭目听我陈述思路和观点。待我陈述完毕，先生和我热烈地讨论他的三个主要商榷意见：首先，普遍主义固然不足取，可是它对世界可知和真理存在的观点，值得肯定;相对主义否认世界可知，否认人类历史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不可取。其次，既然相对主义理论本身便有先天不足，存此悖论，那么，“你怎样解释这个悖论？”最后，如果将相对主义范式用于比较教育研究，那是否意味着在一个研究论坛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就结束了？真正的对话如何进行？”我是这样回应第一个问题的：世界的奥妙永远不可能完全由人类探知，绝对真理也不存在—即便存在绝对真理，如果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穷尽，它的意义何在？我们交流、论争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没达成共识，但杨先生已然把我这只鸵鸟从沙堆里揪出来，直面相对主义的理论悖论，以及思虑“各说各话便结束”式的比较教育学研究是否恰当。
不固守先见，就会为其他的可能性打开大门，而且，似乎从相对主义往前再走一步，当我找到以阐明立足点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解释敞开时，就到达了文化多元主义。跨学科的概念、隐喻为我探究这个范式产生极大启发。
例如，引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将教育问题视作有待解释和理解的文本，我提出比较教育学研究是视界的融合，阐明立足点便可以开展解释，做出价值判断，同时承认其他不同解释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在这一点，艾德勒、米达尔及比较宗教学家埃里克·夏普都有论述，与主题最切近的当属日本比较教育家冲原丰，他与同事曾就116个国家对学生的体罚问题做过比较分析，将之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严格的基督教人生观，允许学校对学生施行体罚，为“英美型”;二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禁止对学生施行体罚的“大陆型”;三是从重视自觉纪律的立场，禁止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罚，这就是“社会主义型”。如果将立场确定为“尊重基本人权”，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大陆型”最妥善[7]，同时为其他立足点、解释与价值判断敞开。立场，就类似于金克木先生隐喻的研究者在文化比较中戴的“镜片”。
例如，解释中的“先见”与“误读”，我借自比较文学领域。我很喜爱读乐黛云等主编的论文集《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方普遍性中的误读》，它不由分说将我拽入奇妙探险，那是浪漫奇异的历史、轶事、传说、神话与条分缕析的理性交织在一起的旅程。比较探究领域充满“先见”与“误读”，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马可·波罗在游历东方的过程中寻找“独角兽”的故事。“独角兽”是欧洲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它看起来很温驯，像一只头上长着触角的白马。马可·波罗带着对发现“独角兽”的预期，在爪哇见到一种额头上长角的动物，他认为那就是他想象中的独角兽：它们不是白色，而是黑色的;它们长着野牛一样的毛，像一般的大足;触角是黑的，而非白色;舌头上满是刺，头看上去像野猪，简直奇丑无比！他还告诉读者：独角兽并不如想象中的温驯。事实上，波罗所看到的是犀牛！但当他本能地试图用他过去熟悉的想象（先见）来看待犀牛时，他没有能力指出他看到的是一个新动物（误读）[8]。比较教育学中也有先见与误读，而且误读既可能有消极意义，也可能有积极意义。例如，对科举制的利弊，我们比较熟悉，而伏尔泰、欧洲传教士笔下的科举制，不仅杂糅着异国情调的浪漫之美，还充分表达出评论者的崇敬之情——科举制不仅限制皇帝对权力的独揽专制，其从法律层面也可保障人民的生命、荣誉和福利。这里有误读，但这种对科举制的浪漫误读，成为欧洲改革文官制度的源泉，正如巴斯蒂在《中外比较教育史》中论述的：“在最初的17、18世纪传教时期，教育交流的潮流多由中国流向欧洲。经过书面考试的竞争再行录取文职人员，已是西方各国有关现代教育制度的设想的中心，追根溯源，这种制度就来自中华帝国。”[9]这是“误读”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对其“借鉴”目的的积极贡献。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展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我将之借鉴到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判断，提出：所有对跨文化教育的解释，宜被视作对问题提出的试探性假说，需要在严格的批判检验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但仍远非终极真理。研究者所能做的，不是去发现终极真理，而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以及消除现实问题中的错误来发现比较完善的解决之道。
我尝试将心理学的“同感”（empathy）概念引入比较教育学研究，意在通过研究者将自己置身于异文化情境，或通过对异文化政治、经济状况的深刻洞察，自觉使偏见最小化。
在建构比较教育学文化多元主义研究范式的过程里，我还尝试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对应概念，参与论述。例如，引述罗素对《庄子》浑沌之死的寓言说明比较研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以“择其善者而从之”作为比较教育研究借鉴的标准之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客文化可能由于长期沿袭，不易察觉自身的限定，而误读可能带来阐发新意的可能;以“濠梁之辩”讨论“同感”等。
基于这些核心探索，我提出比较教育学文化多元主义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隐含着不可回避的价值判断;将比较研究视为对作为文本的教育问题的解释;肯定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以及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通过阐明立足点，教育研究者可发表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同时将之视为假说，而非唯一真理，并对其他解释怀抱开放。这种文化多元化主义也是我的人生哲学。
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方彤老师、欧阳光华师兄和我合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探索者—杨汉清教授比较教育学术思想述要》[10]中有介绍。在此，我想说说我们的师生情谊。杨先生于我，是引导我的导师、关爱的长辈，还是相互信任的忘年之交。
第一学年末，填写完教科院发放的学习小结表后，我将表交给杨先生签字。第二天一早，杨先生让我去他家，说要与我谈谈。那份小结要求第一部分写政治思想和表现，第二部分写学习。我嫌通常写在第一部分的一堆“热爱”空洞虚饰，索性对那部分不着一字。我来学习和研究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思考教育问题乃至改进教育，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热爱”。因此，我将所有笔墨用于书写我对重要著作、课程内容所做的思考，以及我所写论文探讨的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以“我仍将埋头读书、抬头做人”作为结尾。在书房，先生说：“你没有写第一部分，我找你来，是要特地告诉你，我对你的做法没有意见，请你放心！”先生就我提及的著作和思考，和我讨论良久。末了，他论及以自己的专业“爱国”，乃至以李政道、杨振宁为例，论及基于全球视野的“爱国”与“爱人类”。先生的比较教育学研究，不仅是他致力的专业领域，也成为他对人生和事业生涯的视野，一国以内教育论题的比较、国际（international）的比较乃至以全球（global）为研究单位探索教育的共同特征，均是比较教育学研究的范畴。
先生与师母情深意笃，可谓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先生出生于1928年，师母小一岁，两人于1949年年底结婚。1957年，先生被划为“右派”，师母单位的书记、主任动员她与先生离婚，划清界限。师母只回答了一句话：“党和政府都在对他进行挽救，都不放弃他，为什么我就要放弃？那我就更不应该嘛。”随后，夫妻双双去农场劳动。先生离休后，视力日减，终至不能阅读，师母每日为他朗读教育期刊、《环球时报》的文章。在家里，师母为先生准备了彩色杯垫，与白色瓷杯区分，先生倒水时方不致洒水在外。念及师母，先生往往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师母相伴、照料的感激与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我2001年博士毕业，于北师大任教以来，每年至少回武汉一次，除看望父母家人，定当拜望先生与师母。师母常悄悄地叮嘱我：“多跟他谈谈学术。”先生每每与我对谈，定要听我说新近的经历、思考，他亦思考不辍，2014年国庆节，我们讨论的是民主的优势和劣势。多年来，先生不忘鞭策我，敦促我尽早出版博士论文、访学……师母有时也会加入我们的对谈，有时在厨房做饭，我常午饭后漫谈一会儿，才告辞。
1995年1月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后，4月
8日接到先生寄至我家的一封信：
蓓莉同学：
现在可以同学称呼了。今下午开过录取工作会议，你已被初取。按研究生处统一规定：4月21日至22日为复试时间，其内容为：（1）同等学历非教育专业毕业生，加试教育学、教育史（含中、外），决定不考心理学，这也是为考生着想;（2）英语（笔试或口试未定）;（3）综合口试（提一些问题，当场口答）。请你做好准备，安排好工作，但不必为此辞去工作，你还得为今后三年的清苦生活攒点零花钱。
理解你心情迫切，特及时预告，一切以正式通知为准。
祝
好
杨汉清 匆此
四月七日 晚
1998年，我去北师大念博士前，来先生家辞行。临别之际，握着先生、师母之手，不禁泪眼涟涟。老人送我一个信封，说那是给我的奖学金，叮嘱我专心读书，那里装着2 000元。在北京读书、生活多年，每次给先生和师母打电话，老人都对北京的天气了如指掌，最初我还询问缘故，老人说，当然是因为有我这个傻丫头在北京。先生和师母记得我在武汉时，冬天常感冒，因此常叮嘱我保暖。2002年夏，我回武汉生孩子，先生有一次来电话，说要给我寄些学术资料，让我把家庭地址告诉他。9月，孩子满月那天，家里门铃响起，我父母去开门，我听到他们惊呼：“杨老师！”两位老人捧着鲜花，站在门前。老人没有资料要寄，他们把自己寄来。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大修，道路极其拥堵，难以想象两位老人花了多少时间从武昌过长江摸索到汉阳，看望我和满月的女儿，他们稍坐片刻，便起身回家。
这就是我最初进入研究领域的历程。研究的过程这么美，在事实与价值、现象与理念、经验与超验、具体与抽象之间探索并联结。或许，那正是莫奈创作《日出》所站立的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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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波等.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1-4.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260.
[4]朱熹. 朱子语类[M].
[5]黄文杰. 论理查德·罗蒂的相对主义[J]. 哲学动态， 1997（8）.
[6]李景林. 超越相对主义（笔谈）：价值之真与假的界限[J]. 天津社会科学， 1997（5）.
[8]翁贝尔托·埃科. 他们寻找独角兽[A]//乐黛云， 等. 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方普遍性中的误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3.
[9]巴斯蒂. 是奴役还是解放[A]//许美德， 巴斯蒂， 等. 中外比较教育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3.
[10]方彤， 欧阳光华， 向蓓莉. 建设有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探索者—杨汉清教授比较教育学术思想述要[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7（12）.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孙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