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凡的措施，他的文治武功为他赢得了大量正面评价。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招致了诸如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等负面评价。本文综合多方评论，对汉武帝的历史作为进行述评，得出了汉武帝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瑕不掩瑜的结论。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皇帝，“秦皇汉武”往往首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7岁被册立为皇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这54年里，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凡的措施，既精彩纷呈，又有功有过。汉武帝一生的所作所为，因为可圈可点，所以引得后人津津乐道，或肯定，或否定，莫衷一是。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片面的。一方面，汉武帝刘彻人如其名，他的文治武功让他成为一个响彻中国历史的人物，千百年来誉之者众。
同时，围绕汉武帝的功过是非，又让他成为一个引起人们争议不断的人物，千百年来毁之者同样不少。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身处历史长河中的汉武帝作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价，既无可厚非又不可能得出定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评价结论都不一定是全面的。因此，我们搜集了一些汉武帝的资料，尝试着用几个“大”字来述评他的历史作为。
一、在军事方面开疆拓土施展大手笔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用“内修法度，外攘夷狄”[1]概括汉武帝的事迹，叙述了汉武帝政治、军事上的主要作为。班固《汉书·武帝纪》给予汉武帝“雄材大略”的评价，称赞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肯定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但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对此，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明确指出：“仰思(汉武)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3]。综合来看，汉武帝谥号“孝武”，所以他的武功(用军事手段抵御外侮、平定边患、扩大疆土等)自然成为对他进行评价必须谈到且首先要谈到的问题。
汉武帝在位期间，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在汉帝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施展着他的雄才大略。在北方，为了解除匈奴对于汉王朝北方长期的威胁，汉武帝一改过去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先后多次派卫青、霍去病等征伐匈奴，不仅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而且迫使匈奴往北迁徙，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解除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西北，汉武帝通过发动对匈奴战争，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的一些国家夹击匈奴，最终确立了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宗主地位，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在东北方，他派兵灭亡了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设置了四郡进行直接管理，把汉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北部和辽东一带。在西南方和南方，他派兵通夜郎、灭南越，使得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和南方先后设立了七个郡，使西南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也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
汉武帝在位54年，打了44年的仗，战果丰硕，形成了汉帝国的极盛时期，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他在军事方面的大手笔，有力地抵御了外侮，维护了汉帝国的尊严;有效地肃清了边境，保障了百姓乐业;极大地开拓了疆域，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为中华民族获得了广阔生存空间;长时期、多方位地强化了汉帝国的影响，使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强劲辐射到周边地区，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所以，汉武帝在军事方面的卓越建树，是使他成为历史伟人最重要的一个支撑。
二、在政治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奠定大一统基础
汉武帝是个中央集权思想极其鲜明的皇帝。他多管齐下，对诸侯王、丞相、地方豪强、各级官员的势力或削弱、或限制、或剥夺，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权威，
面对诸侯王势力坐大的局面，汉武帝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公元前127年，他颁布《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前122年，他又制定《附益之法》，规定“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4]，限制诸侯王的活动。前112年，他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如此几招，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使诸侯王在汉武帝时期根本不能兴风作浪。
针对汉初丞相实权很大的现实，汉武帝改革中枢体制，重用身边的人员建立中朝，成为决策机构，而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只有执行的权力，使丞相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从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为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进行监督，他创设了新的监察系统，把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在每个区域设立刺史监察地方，从而加强了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
同时，汉武帝改革官僚制度，采取破格录用有真才实学的人辅佐朝政，在京城设立“太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培养封建官吏，使儒士们开始大量地进入政权体系。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汉武帝重用“酷吏”，酷吏“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对政府原来不能有效地管理控制的豪强地主或宗室、外戚予以“严酷”打击，确保中央所颁发的措施与方针得到执行，帮助汉武帝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武帝的这些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直接的效果是加强了中央权威，巩固了国家统一，为缔造大一统盛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因为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设计巧妙、和平地解决了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三、在思想文化方面尊儒兴学是大创举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另一个手段。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兴办太学推行儒学教育进行大规模人才培养。汉武帝的这一历史创举，不仅给当时而且给后世中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方面尊儒兴学，首先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时期，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活跃，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其次，儒家思想有利于封建君王治理国家，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培养教化人才的迫切需要。
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前两个方面的主张，即使是历史发展到今天都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三，尊儒兴学使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第四，汉武帝虽然以儒独尊，但事实上百家之学他并没有废，对于儒术之外的其他学问，他也在兼用，比较典型的就是尊儒尚法、儒法并用，各种思想相互配合，诸子百家文化并没有因为尊儒兴学而遭受灭顶之灾。第五，不可避免地，独尊儒术也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扼制了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并且越随着封建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钳制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四、在经济方面实施大调控壮大了国家经济实力
为了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同时贯彻加强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汉武帝加强中央对经济管理的权力，在经济方面实施大调控。主要措施有：一是将铁、盐、酒等有巨大利益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并制定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经营。二是禁止诸侯国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三是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干预市场、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四是歧视商人并推行告缗令打击商人。
汉武帝在经济上的这些措施，使财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壮大了国家经济实力。在当时，铁、盐、酒等属于有巨大利益的商品，民间不能染指，则利益集中到国家。国家掌握货币铸造和发行权，其利益连诸侯国都不能分享。推行均输就是由国家安排专员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减少了贡品运送损失，相对减轻了民户负担，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推行平准就是由国家在粮价低时以高价收购，在粮价贵时再平价卖出，既平抑物价又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所谓告缗就是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国家征收财产税政策的人，被告发者全部资产没收，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这一措施也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经济上的垄断和大调控，满足了国家长期对外军事战争的需要，对当时的商业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五、外交战略展现了汉武帝魄力宏大、目光远大
汉武帝在军事上四面出击的同时，同样重视以和平或相对和平的方式开展对外交往。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两次以公主与西域乌孙和亲，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在西域进行大规模屯田，多管齐下经营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他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并接受唐蒙的建议招降夜郎及周边地区，设郡置县，并约定以夜郎侯之子作为汉的属县县令。他命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并接受其建议在西夷邛、笮地区设都尉置十余县，隶属蜀郡管理;同时，他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连接僻远的西南地区。对夜郎、南越政权，汉武帝先是派使者说服其归附汉朝，在他们有反复后才派兵灭其国，设郡管理。对东瓯、闽越二国，则是将其人民迁徒至长江与淮水地区，此外，汉武帝时期，汉朝对朝鲜、日本等地也有交往和影响。
汉武帝首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时，是在他即位的第二年，那时候他年仅17岁，却已显现出年青天子在外交战略上的魄力宏大、目光远大。经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扩大了汉朝的影响，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经营西南夷和百越，拓展了汉王朝政治版图，进一步加强了汉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军事与外交的配合运用，使中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
六、汉武帝的复杂个性酿成大弊端
与文治武功相比，汉武帝的性格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常见的评价有：他视人命如草芥，杀伐任性;他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他奢侈无度，严刑峻法;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他信惑神怪，巡游、封禅、求仙，挥霍无度;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以上数种评价都是极其负面的，既是汉武帝复杂个性的具体体现，也反映了汉武帝复杂个性酿成的弊端。奢侈、祀神与酷暴，是武帝统治生涯中最令人注目的三大弊端，也是武帝统治由盛而衰的三部曲[5]。
汉武帝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在他的晚年，更是发生父子相残的“巫蛊之祸”，受牵连而死者达数万人。他的所作所为，既有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也有为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任性而为的成分。他的复杂个性，造就了他的文治武功，也造成了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恶劣后果。
七、晚而改过展现了汉武帝旷大之度
汉武帝不愧为千秋一帝。在他的晚年，面对天下疲惫、社会动荡、几成危局的困境，他颁发《轮台罪己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承认、检讨过失，强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宣布禁止严刑暴政、停止征伐，实行休养生息的宽民政策[6]。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一个有重大作为的封建帝王，面对自己造成的危局，能够自我反省罪过，悬崖勒马，调整政策，不仅仅是体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的英明睿智，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他知过能改的勇气;不仅挽救了汉帝国面临的危机，而且为随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7]，他能够晚而改过当是原因之一吧。这不仅是汉武帝个人之幸，汉帝国之幸，实实在在的，也是汉民族之幸。
总之，汉武帝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展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谋略家的风采，也有在今人看来不为人道的地方。他有功也有过，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就历史功绩而言功大于过，有过也是瑕不掩瑜。所以，当代电视剧《汉武大帝》用三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这，就是对汉武帝名至实归的最高评价。
作者：蔡植卉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