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其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都来自于追求知识的理智特性。这种理智特性本质上是一种运用知识所进行的观察、质询、推理、解释、批判和想象的活动,是大学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特质。高等教育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对知识追求的理智特性。如今,高等教育的理智特性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它强调的是知识对市场的迎合,这是一种强调高等教育市场论的理智特性。在此背景影响下,20世纪后半期髙等教育走上了追求效率的带有市场化和商业化倾向的发展道路。这种转型是与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之间诸多基本关系的急剧变化所引发的对知识诉求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诉求的变化导致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中角色的变化,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管理取向的变化,如何认识以及应对这种变化,需要理性的思考。
一、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转型的表现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转型时期,髙等教育的管理体制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在西方国家,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经历了“髙校管理革命”后,走上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道路。高等教育组织在竞争的重压之下为了变得更有效率,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都借鉴并运用了企业和商业组织的管理体系和流程对高等教育组织进行了重塑和再造。从—2000年的40年间,髙等教育在进行的管理变革中,先后借鉴了规划、设计、预算法(PPBS)、零基预算(ZBB)、目标管理 (MBO)、战略规划(strategicplanning)、标杆管理(benchmarking)、全面质量管理/连续质量改进(TQM/CQI)、流程再造(BPR)等诸多企业和商业组织的管理理论。[2]这次再造的目标指向是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顾客所期望的商品,使高等教育变得更像一个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中充斥着商业词汇,人们对高等教育管理中呈现出这样的现象评论道:“如今很难找到一所大学声称自己能够免受这样方法的评价或避免被这样的管理体系和流程所改造”[3]。出现这样的评论并不奇怪,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获取公共资金额度的逐渐减少,寻求更为有效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法以促进大学的发展成为改进大学管理模式的重要手段。1972年,美国市场学的Richard123Krachenberg教授在《髙等教育月刊》上发表了题为《给高等教育带来市场营销的理念》的研究文章,强调髙等教育要进入市场,要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管以什么名义、由谁实施或者发生在机构的哪个部分,总之大学正在进入市场。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高等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高等教育面临着调整适应性的问题: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国家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自身运行的效率低、现有教育资源利用不充分、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迟钝等问题。在复杂、变化和不断增强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高等学校如何通过人、财、物的创新组合,提髙组织运行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以及服务社会需求,实现高等组织的社会价值最大化,成为髙等教育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髙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扩大髙等学校的办学的自主权”。此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也进入到了新阶段,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由此,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定向、自主运动、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在我国开始启动,绩效管理、项目管理、工程计划、质量问责、量化指标、成本效益等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
由此可见,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在经历着市场化和企业化的洗礼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难怪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家都如此评价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是一个竞争性行业——是一个庞大的、应当比较繁荣的竞争性行业”[5]。世界高等教育的管理变革把竞争机制、效益观念、企业化经营以及顾客导向的服务意识等市场因素引入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转换,使高等学校在管理上转而对其运作所依赖的环境变化以及自身运行的结果更为关注。这种追求的结果使今天“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公司,越来越具有企业的性质。髙等教育在现实的管理运行中越来越呈现出准市场化的特性、更关注绩效与质量的问责、课程设计日趋职业化、“国家——髙校——企业”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这一系列的变化概括起来,就是要增强高等教育管理的效率与责任、强调 职业化、密切与外在世界尤其是与企业的联系,要关注外在客户的需求。其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要“根据企业的重建原则,建立高绩效的学校组织和管理模式” [6]。“教育不应该是政府提供的一项服务,而应该是自由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7]尽管人们对高等教育管理呈现的市场化取向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髙等教育管理变革和发展中的市场化、企业化趋势却日趋凸显。
二、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转型的原因
高等教育管理转型对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的判定、高等教育的定位乃至以学术为取向的认识以及高等教育在文化传承中起的不可替代作用提出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在髙等教育与知识、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得以充分的彰显,导致高等教育管理的知识重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髙等教育所涉及的活动主要是学术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专业化过程,基于此,学科和专业为学术思想所独有的理念成为大学的主要取向,大学的产生就是适应保存知识和学术成就孕育而生的制度性安排。
因此,高等教育通过围绕知识的特性所进行的学科分工和制度安排;通过学术组织所遵循的学术信念和价值观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强有力的象征性作用;通过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所从事的学科以及伴随而生的学术信念而产生的学术权力等,所有这些使高等教育成为了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由于它所传承的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文化中较为深奥的思想和相关的技能,从而使生活在高等教育组织中的教师的活动主要就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因此,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学科和专业为学术思想所独有的理念在大学里大行其道,人们遵从大学的本质是发展纯学术的大学发展理念。由此,大学是保存和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功利,而是为了传播永恒的真理,大学的核心是知识的发现,这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
但这种大学发展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成为“只是代表一种对理想化了的过去的回忆,一种并不能阻止现实向另外方向发展的怀旧观念”[8]。在人们看来,在知识型社会到来之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小规模的,是艰深的,社会能够赋予这些数量不多的拥有极大自主权和特有权利的大学履行这些职责,大学扮演的角色仅仅是社会的点缀物与装饰品,其发挥的社会作用只是传播高深的知识,高等教育扮演的角色定位仅仅是“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知识、社会三者的关系中其所凸显出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对独立的,是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的,是无须更多地了解社会需要的。
高等教育可以通过研究强化人们的理解,通过教学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高等教育扮演着传授知识给社会的角色,它有着自己的知识定义,并把自己所理解的知识通过所培养的学生和通过研究成果的传播来影响社会的发展。而现今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社会、知识、高等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着重构,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从“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转化为“社会的高等教育”,它已难以游离在社会的现实需要之外独善其身,它须满足、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
这种需求的变化导致对知识概念的扩展。传统的知识观受到人们的质疑,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已不能囊括所有的知识,传统的知识范式需要转换,从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转换到以关注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主义知识,合法知识的边界已被扩展到包括知道怎样(knowing-how)和知道那样(knowing-that)的知识。由于这种关注操作能力提升的知识曰益被人们所推崇,“一个辽阔的操作能力市场展现出来了。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这种 知识的占有者都是收购的对象,甚至是政治引诱的赌注。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的末曰不仅没有来临,而且正相反。” 随着知识范式的转换,知识的生产性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知识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的这种生产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变成资本,知识资本可用于投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从闲暇的好奇变成资本的投资,从“爱智慧”变成“求回报”。社会发展的诉求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知识资本的变化轨迹,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二是知识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交易,知识从无产权变成有产权,从装饰门面变成流通商品,从交流思想变成交易知识。由此,知识的评估从内在价值转变为外在价值,从智慧的价值变成金钱的价值(value for money),从理论的价值变成实践的价值,髙等教育相应地也就从“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变成“社会的高等教育”。
这种转变使高等教育要越来越满足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的诉求,而且现今从事知识生产的机构却不是髙等教育机构独此一家。各种各样的政府研究机构、大公司大企业的研发机构、各种社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成为在知识生产上与大学竞争的对手,大学沦为众多知识生产机构中的一家且正逐渐丧失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垄断者的地位。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高等教育也开始对自身的管理诉之于绩效,回应现实社会的实际需求。由此,规划、数量、成本、收益、绩效、产品的提供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率变成高等教育管理中最常见的口号,追求绩效管理与评价成为大学谋求发展与质量髙低的主要尺度。
三、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转型的缺陷
在全球经济竞争的背景下,现代国家都在构建着自己明确的发展旨趣和意向,都在思考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都在致力于如何提升经济和产品的竞争能力。这种竞争导致人们在对知识的诉求上呈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取向,现代社会所盛行的技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具体表现。现代社会往往将技术看成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秩序以及现代社会生活自身的意义。在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相互条件关系中,技术的发展是自变量,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因变量,技术的利用与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自由程度与发展,人与社会都被“技术形态化”。这种文化上的技术决定论的社会发展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也必然有所反映,作为现代社会这些旨趣反映的就是“操作主义”的取向在髙等教育中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社会召唤着高等教育发展所有的学生有效操作的能力,否则高等教育就没有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社会的旨趣已不仅仅是对学术的追问,随着市场化的取向,人们日益把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可操作的、可计算性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类型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导致在对高等教育的描述和对学生质量的诉求上,直觉、理解、反思、智慧和批判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技巧、能力、输出、信息、技术和灵活性。
因此,在高等教育中把知识仅仅视为来自于学科的观点,把知识视为“给予”的观点,把知识解读为关于知识的理解的观点,在操作主义的眼中都是可怀疑的,都是虚妄的。在操作主义看来,学生应是具有运用知识的能力个体,应是展现操作能力于实际工作中并高效丁作的个体,因为只有掌握了这样知识的学生才会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在高等教育管理的现实中,金钱进来,质量出去,是一种回应,所以赫钦斯写道:“当一所大学决定要挣钱的时候,它必须要放弃它的精神”[|2]。
“盈亏底线的暴政”[⑴是另一种回应,大学为了达成在市场中的收支平衡,形成了以收益为中心的独霸专权的大学管理,通过密谋商议预算和升降个人的待遇,导致了校长办公室成为"克林姆林宫"[M,大学里一切都有了它的价格,但人们却忘却了它的价值.大学的管理者不再有吸引人们的伟大思想,有的只是自己与大学存在的需要.对学生而言,世俗化的追求也成为必然.
这种取向引发了人们对大学发展定位的争论.为此,大卫?科伯分析描述了美国大学在面对市场的残酷性与保持市场中的竞争力时所采取的管理变革措施与"美国大学一直期望想成为学者和自由思想的园地"、"市场不能超越它的领地"的大学发展理念之间的摇摆不定、内在纠结与矛盾冲突.但不管怎样,市场竞争成为大学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竞争导致不管什么样的大学在学科发展的规则上都追求"胜者通吃"的原则,都希望在每一门重要的学科上强大起来.
"专业化的教育机构以它们在这个领域的不足感到羞耻:科技学科的大学,比如麻省理T.学院,则因为它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不断强盛而沾沾自喜但现实情景却是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即使最富有的大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雇佣传统艺术和科学的每个领域里最杰出的六个人之一,"世界上最富有的博物馆,也不能得到举世闻名的荷兰画家伦布朗的全部画作;同样,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也不能雇佣所有的精英"[16].因此,乔治?斯蒂格勒给芝加哥大学的建议是:努力保持在一打最经久不衰和最基础性的学科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在其他基础学科保持至少是值得尊重的地位.[17]
竞争一方面导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使专业人士越来越局限于自己狭隘的研究领域,其结果使人们被迫需要承认一个悲哀的事实,即使一人最精通一门专业知识,也不能排除他在其他专业领域里出洋相.即便是在专业领域里的知名人士,一旦他们走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的逻辑能力和证据标准就崩溃了.专业化没有造成他的缺陷,相反专业化只是倾向于把他局限在某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他的缺陷没有表现出来.
竞争也使高等教育管理要像企业一样更加关注效率, 追求同样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的追求忽视了不同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对此,有学者幽默地分析到:公鸡指着一只鸵鸟蛋对母鸡说,"我并不是埋怨你,我只是提醒你注意,亲爱的,你看看人窣外国,看看人家是怎样干活的.这则幽默对于大学的管理者而言有着现实的意义,要像企业学习,追求效益,将大学视为企业加以管理. 为此罗伯特?伯恩鲍姆对于美国的大学"母鸡"在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三四十年里为了更好地学习企业"鸵鸟"的管理经验,提高大学的生产效率,而将企业的管理创新理论运用到大学管理实践而发起的七次学术管理运动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读后使人意识到大学与工商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用老美的话说,大学和公司实在是两只不同的"动物在管理理论的借鉴上不能忽视差异,同类而语.
这种以关注效率而建构设计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使大学组织更关注对产出结果数量化、工具性、程序化的评价标准的建构,它挪走并取代了道德标准,尽管它给大学组织带来了效率.因此,英国哲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在现代组织中的角色被要求承担的只是技术责任,而不是自然的类似家庭中的角色,这种角色同时具有道德品质的要求.在这样的组织中所承担的角色与生命历程并无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角色彼此可能冲突.这样,个体在社会角色的流变中自我摇摆不定,出现碎片化及分裂化的状态.
在追求效率的大学组织中,管理者将管理过程演变成了按照量化标准进行评价的技术操作过程,在操作的过程中,管理者天然的情感减少了,自己的道德本性削弱了,大学组织的管理中出现了实现最终目标的具体手段被演变为目标本身的“目标的替代特征”现象,导致“目标——手段”发生了置换,在这种置换的过程中,大学发展目标中原有的价值取向被遮蔽、被抛弃,使得整个组织的行动链缺失了价值缰绳的牵引,行为者自身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意志也悄然隐退与消失, 失去道德约束的行为主体只被组织的效率所驱使,导致学术违规的现象不断呈现。因此,失去道德约束的行为主体一旦行动的方向发生偏差,管理过程中的行为者就有可能踏上恶的历程,且效率越髙,速度越快,罪孽越深J23]
四、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转型的改进
对于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发展来说,虽然高等教育扮演的角色和定位已从“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转化到“社会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与社会的关系已不能只是凸显高等教育自身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强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必须更多地了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已经难以游离在社会的现实需要之外独善其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满足社会无所不包的需求,对急切变化和盛行一时的事物持反对态度,要比全盘接受他们所冒的风险更小,大学必须坚持毫不妥协的高标准,大学不能因为要适应社会的需求,就丧失了所扮演的社会良知的指示器的角色。
我们希望的大学是这么一个地方: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看看你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能干得多么出色。这才是检验你才能的一把尺子,也是最好的训练。 [24]大学的根本,就是这种心灵的自由。如果你老盯着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你的心灵就会像一个总盯着老板脸色的雇员一样唯唯诺诺。 [25]大学是一个让探索和哲学开放精神自行其是的地方,它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性运用,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而且,它维护着滋养这种怀疑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丰富宝藏。[26]
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在于对知识的责任,对知识的发现、创新、传承,最基本的责任应该是对知识的发现责任,既包括对“真”的发现的追求,也包括对“善”的思索和探究。人类社会赋予现代大学许多责任,但责无旁贷的无疑是用理性的知识揭示真实的世界,用理性的知识指引良性有序社会的建构。诺斯?怀特海在论述大学的作用时说,大学之所以有理由存在,是因为它使老少两代人在富于想象力的学习中,保持了知识与生活热情之间的联系。[27]大学提供信息,但它是富于想象地提供信息。一所大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理由存在。大学的任务就是要使想象和经验融为一体。
因此,大学的正确作用就是通过想象创造性地获取知识。一所大学不具有想象力,不说一文不值——至少也是没什么用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