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学自1903年始以教育法令和学校管理法形态于师范学堂中讲授算起,大致有105年的历史。解放前的45年多,毫无夸张地说,它已经出落成学科雏形,而在解放后,因其皈依了教育学范畴,逐渐惜失了独立地位,直至改革开放。着名教育管理专家萧宗六先生指出“我国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断了 30年之久。”⑴正是就此断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管理学从复苏到繁荣,迄今又达30年之久。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借以反映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变迁不失怡切。回顾和反思近30年这段成就非凡的发展经历,会产生很多感悟,亦会发现些许问题,自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拉动其后续发展。
—、1979—1985:学科苏醒与恢复重建,学术理念初步确立
1978 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摆脱苏联模式和学习引进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方法成为管理界的热点话题,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呼唤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于是教育管理正规化和科学化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学术理念由此萌发。之后便接连发生了几件要事:安徽省成立教育管理研究会、大连教育学院举办《学校管理学》讲习会、北京教育行政学院首开教育管理专业等。1983年成立了全国学校管理研究会,1985年又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专业学术组织是经历了长期发展滞顿后的教育管理学术研究开始学科重建的突出标志,也意味着教育管理研究平台初步搭建起来。由此凝聚并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涌现了大批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教育管理专家和一批高校中复出的教育管理学家,他们开始从学校管理学到教育行政学逐步建构起有中国风格的教育管理学,从而形成了当时的学科体系。
从学校管理学方面来看,学者们翻译了部分国外着作,如马晓塘与佟顶力译日本学者安藤尧雄着的《学校管理》(1981)、李子卓等译苏联学者帕纳钦着的《苏联的教育管理》(1982等。学者们翻译引介国外先进的学校管理理念,发挥了对我国学校管理学发展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期间,国内学界也涌现出大量学校管理学着作,如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室编着的《学校管理》(1981)、王亚朴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1983)、华东七省市教育学院千训部协作编着的《学校管理学基础》(1984、张济正等编着的《学校管理学导论》(1984、黑龙江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着的《学校管理学》(1985、余立主编的《大学管理概论》(1985)、张萍芳编着的《学校管理与系统控制》(1985等。另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论文发表,如萧宗六的《学一点学校管理学》(1982和《学校管理学的教材建设问题》 (1983)、蔡克勇的《应把高等学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1982、张济正的《关于研究学校管理原则的若千问题》(1983)、张复荃的《学校管理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初探》(1983)、曹剑英的《试谈学校管理学的研究目的》(1984)、王晋堂的《它能否称为一门科学——学校管理学的确立》 (1985和《办了学校,就要管理——学校管理的产生与发展》(1985)、黄云龙的《学校管理学问答》(1985) ,等等。
相对于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的翻译着作、专着和论文数量较为有限。译着主要是日本学者久下荣志郎与堀内孜编着的《现代教育行政学》(1981),这部着作对当时的国内教育行政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专着有《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编着的《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1982、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编着的《我国现代地方教育行政》(1983)、邓品珊与康尔珪主编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1985等;论文有何宗传的《外国教育行政学简介》(1981)、刘问岫的《教育行政学科的由来》(1984)、林公翔的《我国教育行政制度的历史沿革》(1984)、李榷的《社会主义教育行政的领导管理方法探微》(1984、肖垠的《论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与完善》(1984、王从方的《各国普通教育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1985)、辛亮的《县级教育行政管理的几个问题》(1985)、张复荃的《国外教育行政千部培训的一些动向》 (1985等有限的少量文章。
这一阶段的教育管理学成就多是以教材形态呈现的,主要恢复“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的基本内容和体系,这种教材化的教育管理学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此时的“学校管理”“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等语汇常常模糊使用而没有明显的界限,相对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没有形成一体化格局和体系,还是一种形式化的教育管理学,从这时期的教育管理学教材内容来看,主要是对教育管理工作方面的原则规定,是“工作手册”,还谈不上理论构建,理论基础薄弱,研究不深入〔2〕。第二,教育管理学两大分支发展不均衡,理论界较多地关注学校管理而忽视教育行政,造成教育行政学的相关成果较少,明显地呈现边倒”的局面。第三,对国外理论的本土化处理不足,在借鉴、吸收、运用国外教育管理理论的同时,忽略了对本土实践的关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脱离我国教育管理实际的现象。第四,话语风格以引用国家领导人的哲学论述或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要领为论据,带有典型的执行工作痕迹,教育管理学术色彩明显不足,直到1984年“中小学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话语之后,这一现象才开始有所改观。总之,该阶段学者们的学术理念无疑已经确立下来,但从形式上看,少有以“教育管理学”命名的着作,多是以“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命名的教材,而且整个教育管理学倾向于学校管理学,相较之下,教育行政学的发展略显迟缓。
二、1986—1992:渐入正轨与快速成长,学术活动定期开展
1985 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问世,其具体内容和改革措施一方面与当时政治、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相一致,顺应了现代化建设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形势;另一方面,也客观上促成了当时教育管理热点及其学术话语的生成。从该《决定》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前,乃是教育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全国学校管理研究会等学术年会逐渐形成制度,学术活动定期而有秩序地开展,学术人员也相对活跃,其两大分支——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都有迅速发展和不菲成就。
这一时期学者们编撰了大量的专业论着和拓展性成果,单单学校管理学方面的着作和教材就相当丰富,主要有:盛绍宽主编的《学校管理学》(1986、萧宗六编着的《学校管理学》(1987、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编着的《学校管理学》(1988、严永晃等主编的《学校管理学》(1989)、张济正主编的《学校管理学导论》(1990、陈孝彬编着的《学校教育管理科学》(1990、安文铸主编的《学校管理辞典》(1991)、陈静波编着的《学校管理新论》(1991)、中国教育管理研究会编的《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1992、卢元锴主编的《普通学校实用管理学》(1990)、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编着的《普通学校管理案例与思考》(1990)、王蓓主编的《学校管理的技术与手段》(1990、贺乐凡主编的《中学管理》(1992。拓展性的着作有蒋伯惠主编的《中小学领导管理体制改革》(1990)、陶西平主编的《启动学校内部活力的理论与实践》(1990)、赵学华和徐凤云编着的《学校内部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1992、陈锦怀和陈泽民主编的《中小学实用管理制度》(1990、长安县教育局与长安县教育工会编的《中小学量化管理》(1992、陈景普主编的《学校德育管理学》(1991)、李建中编译的《卓有成效的课堂管理》(1990)、吴秀娟着的《学生心理与班级管理》(1991)、王洪斌主编的《学生越轨行为管理学》(1991)以及申大光主编的《现代教师素质与管理》(1992、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大学校长论教育》(1992、黄云龙着的《校长思维方式》(1989)、黄晓颖译的《校长的创造性》 (1990、周若龄译的《校长、教师、家长、学生》(1990)、宋人鳌编着的《学校领导学》(1990 ,刘德华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1990、彭德华主编的《学校管理心理学》(1992、侯长林着的《校园文化略论》(1991)等。同期该方面富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何兆华的《我国学校管理学发展概况》(1986、周立的《理论与实际结合是提高学校管理学教学质量的关键》(1986、赵柏忠的《略论高等学校管理学的科学体系》(1987、陈宝昌的《师范院校应普遍开设学校管理学》(1988)、张复荃的《对学校管理运行机制改革的思考》(1989)、蒋有贵的《学校管理学教材体系之我见》(1989)、孙灿成的《论建立科学的学校管理方法体系》(1992等。这表明学校管理学研究不仅在认识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深化,而且在研究范围上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拓展。
同前一阶段相比,教育行政学方面亦有明显进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主要着作有:傅大友等编着的《行政管理学导论》(1987、刘问岫主编的《普通教育行政概论》(1987、黄昆辉主编的《教育行政学》(1988、秦梦群主编的《教育行政理论与应用》(1988、沈培新、孙成城编着的《普通教育行政学》(1989)、孙绵涛主编的《教育行政学概论》(1989)、王一秀主编的《中国教育行政管理大词典》(1991)、孙绵涛主编的《地方教育行政系列研究》(1992等。论文主要有刘本固的《论教育行政的基本原则》(1986、许晓平的《浅论国家管理教育的职能》(1986、周立的《教育行政管理原则初探》(1986、刘问岫的《我国教育行政学科的教材建设问题》(1987、赵康年的《教育行政管理原则浅述》(1987、杜伟的《谈教育行政学的教学原则》(1992、苏真的《浅析国外教育行政体制的模式及其改革》(1992、李进才的《略论教育行政与教育行政学范畴的界定》 (1992等。
与前一阶段所不同的是,学者们萌发了教育管理整体研究的意识,出现了少量整体性着作和论文。着作主要有许慧玲主编的《教育管理》(1988)、安文铸主编的《教育管理辞典》(1989)、熊贤君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1989)、刘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1990)、陈孝彬主编的《教育管理学》 (1990)、黄兆龙编着的《现代教育管理哲学》(1992、袁祖望着的《中外教育管理比较》(1992、东西方教育丛书编委会编译的《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管理》(1992等。论文主要有江月孙的《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和当前我国研究的课题》(1986、陈孝彬的《教育管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初探》 (1987、韩延明的《国外现代新兴管理理论及其对教育管理的启示》(1988)、张静如的《管理教育应实现五大转变》(1989)、荣恒山的《教育管理学与管理艺术——兼论要重视管理艺术研究》(1990)、陈孝彬的《教育管理学“误区”初探》(1992、唐莹编译的《教育管理研究对其知识基础的百年探索》(1992、孙绵涛的《主体教育管理观初论》(1993)等,教育科学出版社还在1992年出版发行了论文集《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在该阶段教育管理学发展迅速,教育管理学专家的理论水平显着提高,出版了一系列优秀论着和较有影响的教材,其中有三本书被列入国家教委的“高等学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分别是萧宗六着的《学校管理学》(1988、张济正主编的《学校管理学导论》(1990以及陈孝彬、刘淑兰、高洪源主编的《教育管理学》(1990),在全国教育管理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教育管理学文本较之先前,其学术性进一步增强,逻辑性也更加严谨,以服务于教育工作为起点的归纳演绎研究,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建构路径,,学校管理体制”、“校长”、“校长负责制”成为发挥理论基础作用的核心话语。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密切关联,并保持着与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实前后相随的步伐,在对国家教育方针、管理策略进行理论分析、解构的同时,自身话语体系也部分建构起来,表述形式、风格、体系有了一个独立学术领域较规范的意识倾向,为曰后的学术进步奠定了基础。总的看来,两大分支学科的格局并列存在,但教育行政学依然较弱。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有:一是对本学科的概念、术语和范畴体系界定不清,尚未形成本学科的概念、术语和范畴体系。“我国教育管理学所移植、引进、借用或自身衍化出来的一系列概念,如目标管理、质量管理、管理过程、反馈与控制、结构与功能、制度与体制等,其内涵界说和规定性还缺乏学科的严格性和区别性。”二是研究方式过于单一。教育管理学在研究方式上一直是两种基本范式: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而且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教育管理研究过于呆板、千篇一律,离多样化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三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学者们的思想禁锢在本学科的樊篱内,无法把理论研究与我国教育管理实际有效地结合起来。四是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跟不上管理学发展的步伐。学者们对最新和最前沿管理理论、理念把握得不够及时,甚至采取回避等消极态度。这些方面都是有碍于学科发展的。
三、1993—1999:理论繁荣与分化延展,学术成果异彩纷呈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当时,贯彻实施《纲要》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中心任务。以教育实践为自己理论出发点的教育管理研究也围绕着这一纲领进入了自己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学科领域的进一步分化,所以赢得了该阶段更加丰硕而多样的成果。
表现在学校管理学的研究中,着作成果的两极性特点非常明显。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开展学校管理一般层面的理论研究,如孙灿成主编的《学校管理学概论》 (1993)、张耀源着的《学校管理论稿》(1993)、司晓宏编着的《学校管理学原理》(1993)、葛金国主编的《学校管理学》(1996、肖宗六着的《学校管理学》(1994 ;另一方面也开始进行了一些更深层面新的探索,如贺乐凡编着的《学校管理研究》(1993)、黄兆龙编着的《现代学校管理学新论》(1994、张觉民着的《学校管理的方法和艺术》(1993)。一方面注重进行宏观研究,如邵金荣着的《中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1994、熊向英主编的《跨世纪学校教育管理文库》(1996、熊川武的《学校“战略管理”论》(1997等;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微观研究,并出现了显着的分化研究趋势,进行了大量的分解式探索。具体地说,分化研究又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对象性分化研究,如吕锡坪编着《高等学校管理学》(1993)、张复荃主编的《小学管理》(1993);二是专题性分化研究,如张萍芳编着的《学校目标管理》(1993)、赵守仁主编的《学校公共关系管理》(1994)、王铁军着的《校长学》(1993)、江月孙主编的《班级管理学》 (1995等;三是领域性分化研究,有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黄兆龙着的《现代教育管理伦理学》(1996 ,有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熊川武着的《学校管理心理学》(1996 ,有的从技术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李方着的《现代教育管理技术》(1995,有的从领导学的角度来研究,如吴恒山着的《学校领导艺术》(1994),有些学校管理研究者则着眼于学校现实及其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实践操作研究,如国家教委人事司编的《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1994)、南部县教科室编的《教学常规管理的认识与实践》(1993)、李甲奎主编的《学校美育管理引论》(1997、韩冬编着的《体育管理学》(1996、盛绍宽编的《学校公共关系学》(1994)、谢宗仙译的《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1996等。
与此同时,学校管理的论文成果也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分化。一是深化性的研究论文,如周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校管理体制》(1993)、汪宗信的《关于校长非权力性影响问题》(1994、谈松华的《我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未来模式初探》(1995、高万祥的《试论学校现代人际关系的管理》(1996、张彩芬的《论学校管理诊断的基本方法》(1996、程正方的《校长领导与学校组织气氛:一个相关研究》(1997、陈家颐的《学校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特征》(1998)、魏敏的《学校管理中的人性管理》 (1997、洪成文的《澳大利亚学校管理的“深度分权”》(1999)、胡卫的《校本管理:现代民办学校管理制度探索》(1999)等。二是反思性的研究论文,如南沙的《论学校管理学的理论重构》(1993),景小仓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加强学校管理的思考》(1995、李保强的《谈我国当代学校管理原则研究的类型及其走向》(1995)和《学校管理方法研究的模式及其定位》(1996)、《学校特色建设的理论思考》(1996、程方平的《国外民办(私立学校管理的历史考察》(1997、艾修亮的《目前学校管理中存在的几个常见问题》(1999)、李保强的《学校管理体制研究的历程省思与趋势探析》(1998)和《我国当代学校管理理论发展的走向》(1999)等。
在教育行政学的研究方面,如同学校管理学一样,既有针对教育行政活动和事务的全面性学术着作成就,如萧宗六、贺乐凡的《中国教育行政学》(1996、吴志宏的《教育行政学》(2000)等,也有针对各项具体活动和事务的深化和分化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对教育行政的专题研究中,如成有信等的《教育政治学》(1993)、劳凯声等的《教育法学概论》(1993)、黄崴的《现代教育督导引论》(1998和袁振国的《教育政策学》(1996)等。
教育行政的研究论文十分丰富,绝不再像当年那样大大逊色于学校管理论文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杨树熙的《建立有序高效的教育行政管理新体系的探索》 (1994、张萍芳的《浅论教育行政首长负责制》(1994、路文生的《论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1994、吴二持的《论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千问题》(1994)、张新平的《论教育行政效率》(1994、萧宗六的《教育法制与教育行政执法》(1995、张新平的《关于教育行政改革的若千理论问题》(1995)和《论教育行政沟通》(1995以及《教育行政研究的困境与出路》(1996、徐钦福的《我国教育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改革》 (1996、卢羡文的《试论我国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96、李文长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体制变革与职能转换》(1996、程斯辉的《教育行政机构改革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1996、陈永明的《主要国家教育行政的现状与改革动向》(1997、王惠青的《教育行政沟通及其实施策略》 (1998、袁祖望的《发达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的特点及借鉴》(1998、吴志宏的《两种教育行政体制及其改革》(1999)、孙成城的《试论我国教育行政体制面临的挑战》(1999)、雷江华的《论教育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1999)、李文长的《对于高等教育行政职能转换的再认识》 (1999)、葛新斌的《浅析教育立法与现代教育行政的关系》(1999)、魏志春的《县级教育行政运作的环境、机制与成效简析》(1999)等,繁荣景象自不必多言。
在教育管理学的整体研究方面,翻译了马克?汉森的《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1993)、托尼?布什的《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1998等着作,还出版了黄云龙的《现代教育管理学》(1993)、黄志诚与程晋宽的《现代教育管理理论》(1999)等。发表了黄兆龙的《现代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趋势》(1995)、孙绵涛的《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1997、刘居富的《中国教育管理学的百年历程与未来趋势》(1997、孙绵涛的《论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1999)、葛新斌的《试论人性假设问题的教育管理学意义》(1997、郑淮的《试析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社会学的关系》(1998)、汤林春的《我国十七年来普通教育管理研究之分析》 (1999)、黄崴的《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律、现象、活动还是问题》(1999)、李政涛的《从问题到理论一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1999)等。
在此阶段,由于教育行政学的着作和论文有显着增长,教育行政学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其劣势地位,并开始呈现与学校管理学抗衡甚至平分秋色的局面。在此前提下,学者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整体意识更为加强,使得反思研究的价值得以突显,针对教育管理学的整体研究初展锋芒。
与此同时,由于加入世贸组织的缘故,国内外交流活动日益增强,翻译工作日趋重视“借鉴”和“引用”成为衔接教育管理学术文本内容和思想的常见话语。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教育管理理论纷纷被引入我国“校本管理理论”“学校发展计划”“ISO国际教育标准”、“教育证券”等成为教育管理学术资本的新生动力;原属企业管理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话语也被更多地“移植”过来,,全面质量管理”“标竿管理”“公平理论”等词汇与我国教育管理现实话语的结合演绎构成了多样化的教育管理话语圈。
此外,部分经济领域、公共行政领域、管理领域的学者也加入到教育管理学术研究的社团中来,使教育管理学术社团的参与人员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学术文本的构成大多遵循历史形成的教育管理学术话语表达模式,致使文本中“他理论”话语与“自我实践”话语内在逻辑结合不佳的问题表现得愈发明显。
这一时期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进入了整合提升与和谐推进的新阶段,可以说,这些着作和论文不仅是反思性的,更是完整的和一体性的“教育管理”成果,其突出特点在于整体研究趋势明显、反思研究已成规模、实践研究渐入视野。具体体现在:1是研究的整体性。
此阶段的研究注重以教育管理为逻辑起点来构建学科的结构体系, 由“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的二元分立模式走向以教育管理为结构体系的整体化研究。整体性的教育管理现象只能在整体性的观照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此阶段的教育管理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从单纯的“教育行政”或“学校管理”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出发来思考和研究教育管理问题,而是在更广阔的研究背景下,突破各自体系的限制,从教育管理整体出发,多个侧面、不同角度地对其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从而打破传统的模式,拓宽理论研究的视野,建立新水平上的教育管理学。二是研究的反思性。反思是教育管理认识革新的重要形式。
在反思的过程中,教育管理学传统中合理的成分被继承下来,不合理的成分得到改进和批判。这一时期,以张新平、杨天平为代表的教育管理学者开展了诸多的反思性工作,,批判反思”成为此阶段教育管理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三是研究的实践性。作为一门实践科学,教育管理学应是面向实践的。进入新世纪,教育管理研究者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研究视野更多地关注日常管理生活中细琐的实践问题。如乔锦忠译的《校本管理:分析与实践》(2008、刘旭的《中小学现代管理典型案例解析》(2008)、毛文凤的《影响班主任的101个经典管理案例》(2008等。2007年底,全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委员会第9届学术年会的主题就是“面向实践的教育管理研究”,反映了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实践旨趣和价值取向。可以断言,目前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无论着作的数量和质量、队伍的规模和结构、学术的深度和广度, 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种关注整体系统、关涉历史演进和关心实践问题的教育管理学研究,正在健康理念的引领下、在和谐境界的追求里、在积极有效的探索中奋力前行。
总体来看,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是伴随着政治改革、经济搞活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焕发生机和顺利发展的。由于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各界的空前震撼,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无限活力,基于这种场域影响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是巨大且颇具划时代意义的。教育管理学相对于解放前的内容粗浅、朴素“自为”的立足学科建设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的情形则迥然不同,其内容日益丰富、体系渐趋成熟,且更多地具有了主动“自觉”的理论探求风格。
每个具体阶段都特点鲜明,并呈现出平稳承接、自然延续的逻辑关系。照实说,我国的教育管理学,不过改革开放后30年时间的内质性发展,取得的成果却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张扬。这些成就表现为:在各级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教育专业相继开设了教育管理课程;出版了大量的教育管理专着,建立了专业杂志教育管理专栏并发表了诸多论文;相继成立了全国及地方教育管理学术组织和专业性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学校校长相结合的相对成熟的研究队伍。目前教育管理学主要表现在其学科、学术和理念上,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在学科发展上实现了性质归属从教育学到管理学的转移,对象范围从微观学校管理单一领域到宏观大教育管理领域的拓展,结构体系从思辨演绎的一枝独秀到理论型、实践型、技术型百花齐放的多类并存,研究方法从国际化到本土化、从质性化到行动化、从多样化到个性化的更新;在学术发展的前沿上产生了批判反思与教育管理的元研究、实践与问题取向的教育管理探索、教育效能与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与教育管理创新、教育政策分析与教育管理评论、校长专业化与学校组织文化的自我诊断、学校经营及其与社区的关系、以德治教与校本管理等诸多新兴课题;而在理念发展的走向上,则形成了科学和人文交融、权利和责任对称、竞争与合作俱存、传承与创新结合、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管理互动的良性循环势头〔5〕展现出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光明前景与美好未来。
当然,辩证地审视,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也还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表达多种多样,目前尚未达到完全的统值得反思。有人认为,目前的教育管理学主要是理论问题,“概念陈旧,体系拼凑,视野狭窄,理论肤浅,缺少实效功能6〕。有人认为主要是价值问题,更多地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体现社会需要和自身发展的特点,主要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认识滞留于经验层而理论性不强,概括度不高;重解释论证,少反思和批判;历史研究与国际比较研究薄弱贫乏;研究方式单调。
有人则认为,主要是存有一些缺陷和误会。缺陷是:“第一,我们的很多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些政策、文件的说明,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创新或独到的见解;第二,我们的研究方法与国际还不接轨,很多的文章只是从想当然出发,满足于空泛的议论,用抽象的价值判断代替具体的事实判断,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离;第三,我们的学术着作,内容单调机械,充斥了所谓管理要科学性、计划性、合理性、方向性这类标签式的用语,什么都用它们套,使人难以相信这就是理论。”误会是:“管理理论发展三阶段似乎已成定论,不可更改;教育管理本身无理论,只能移植经济管理或企业管理理论;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似乎在20世纪70—80年代后停顿了。由于上述三条研究缺陷和三大学术误会的存在,使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均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8]此外, 还有人从学科定位等较为宏大的问题来判断,认为当前教育管理学存在这样一些困境,学科性质定位不明,理论与实践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以及研究视野较少触及公正、伦理、价值等〔9〕。
尽管这些评说带有某种程度的消极心态与否定色彩,甚至显得有点躁动和暄哗,但对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教育管理学的现状,从而积极稳步和扎实有效地推动其后续发展不无启发意义。归纳言之,基本理论、价值观念、缺陷误会、学科定位等方面的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倘若我们能认真地正视这些问题,把握研究的各种症结所在,尽快采取应有的对策,化解研究中的矛盾和问题,那么,我国的教育管理学就一定会朝向更快、更好、更高、更强的方向迈进,从而取得愈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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