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
社会运动是在对现代国家产生的反应中出现的，互动、冲突和集体身份应是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1]。在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和政党、利益集团一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们从外部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伴随着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被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运动的目标更多地表达社会的普遍关注，如环保、和平、公共健康等；其次，新社会运动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再次，其组织方式是非正式的，松散而灵活，由非政府组织(NGO)积极发挥作用；最后，新社会运动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常常通过社会营销、借助于媒体诉求和形象建构来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新社会运动的“新”，主要新在理念、阶级基础、参与动机、组织结构和运动风格等方面[2]。
新社会运动自兴起以来，不同的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即使同一运动在不同国家的命运也迥然不同。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依据理论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理论模式[3]：(1)现代化的矛盾理论提出，从宏观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对体制规则所产生的激进的“生活空间殖民化”危机的体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明危机，一些社会群体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特别敏感，并以诉诸抗议来表达他们对被政治体制阻碍的新的利益要求[4]。(2)后物质主义理论提出，从微观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公众向“后物质主义”和“自我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后物质主义理论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单位，强调个人政治自由、政治经济民主、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情怀，追求自尊、自我实现和对生活质量的关心[5]。(3)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从微观和中观层次来看，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专业运动组织起着关键作用。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转变为参与行为，新社会运动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为何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受挫等问题[6]。(4)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提出，社会运动由它们所嵌入的特定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机会和限制条件所规定。其中，“政治机会”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制度化政治体系相应的开放和封闭，政党联盟的稳定和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和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7]。
结合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社会怨恨理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新社会运动，无论运动的形式有多大的差别，都不可否认，新社会运动的产生绝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多种诱因叠加的结果，包括：社会控制能力下降，有效的社会动员，诱发性事体的出现，“概化信息”的产生、社会结构性怨恨和被剥夺感，以及结构性诱因等。
二、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新社会运动
(一)新媒体助推新社会运动
近年来，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到欧洲大陆的野蛮骚乱，再到美国本土的文雅抗议，从最初被媒体人普遍忽视的“个体小事件”到影响全球的“政治大震荡”，我们都能看到新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手”功能。微博兼容社交网站的特点，使新媒体集纳了web 2.0网络交流工具的诸多特征，实现了手机与互联网应用的无缝连接，即时性使网络事件信息的发布速度超快，“核裂变”式特点使舆情形成超强扩散，“去中心化”的特点使舆论走向难以调控，西方势力的渗透使话语权争夺更加激烈，以至于摩尔多瓦、伊朗和洪都拉斯等国的骚乱被西方媒体戏称为“Twitter革命”。法国总统萨科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政府高层均强调了网络在反政府活动中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以阿拉伯世界为例：(1)网络加快了阿拉伯各地抗议和冲突情况的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抗议活动的蔓延，不但能第一时间传播各地运动的信息，而且图文并茂，极具感染力。“卫星天线和互联网使穆斯林与世界联系起来，让穆斯林看到了格鲁吉亚、乌克兰、突尼斯以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促进了示威活动散播。”[8](2)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合，在消息传播过程中全民皆记者，减弱了政府原本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在动乱之初，主流媒体可以对布瓦吉吉自焚事件进行选择性报道，却阻挡不了相关新闻在新媒体上的传播，而“维基揭秘”对阿里家庭腐败问题的披露更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3)新媒体的社会网络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剧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倡议和联系功能，不少抗议者都是利用网络互通消息，鼓励民众上街。以突尼斯为例，在阿里出走的前后两天，突尼斯民众在推特上的帖子数急增，反映出民众通过新媒体对局势的关注。在埃及，民众还通过网络约定2011年1月25日为“愤怒日”，吸引了27.5万人的关注。
综合来看，新媒体能加剧新社会运动的发生，与网络传播的结点和网民的心理相关，呈现出以下规律：(1)“六度空间”作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的“六度空间”理论认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社交网站的特点让用户间可以相互跟随，每个用户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源，并且根据“被关注”的数量形成或大或小的信息传播圈。网络事件信息传播如同认识一个陌生人一样，通过几次转发环节就会传遍多个信息圈子。(2)“三人成虎”效应。网络基于“用户生产内容”，更加自主、简单、即时的传播成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绝佳平台，往往能将谣言或不当言论迅速扩散放大，让人信以为真。(3)少数精英操控。媒体监测和分析公司Sysomos对1.1亿用户展开的调查显示，推特(Twitter)上86%的行为由10%的用户所发起。知名人士微博往往被数十万人关注，属于具有意见领袖性质的大数量级用户，号召力明显，甚至“一呼百万应”。(4)群体极化倾向。微博传播的快速、便捷的聚集功能，容易将个性化、情绪化表达集中放大，特别是非理性情绪极易扩散、发酵，群组
讨论中网民容易从众，形成“群体极化”[9]。
(二)新青年推动新社会运动
青年人口增长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是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击。然而，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也曾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埃及增长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有文化的青年人是中东和北非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中东地区的失业率高达11%，青年失业率平均维持在20%～25%①。在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只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②，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③；在埃及，目前大约有65%的人口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18～29岁的失业率为25%，半数有工作的年轻人在从事与在大学或技校所学知识技能不相匹配的工作[10]。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但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年轻一代在过去30年里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他们普遍对前途悲观，革命几乎成了惟一出路④。此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表现出了对政府向美国霸权屈服的深恶痛绝⑤。有意思的是，年轻的阿拉伯民主派，本身也是美国政府长期训练和孕育出来的。埃及骚乱中的反对派活动分子B.迪亚布(Belal Diab)在参加抗议前，正在参加美国组织的为期6个月的“青年领袖训练班”。据美联社消息，23岁的迪亚布在谈及此次受训时说：“它帮助我们组织革命。当时的人民是涣散的，但我们学过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也的确这么做了。走出帐篷，我们宣布‘革命青年联盟’成立了。”[11]
与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所不同的是，高失业和福利下降是导致欧美青年社会抗议的主要原因。近两年，欧美青年就业状况也不好。2011年7月，欧盟成员国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均超过20%，比2008年上升了30%多，其中希腊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8.5%。同样，美国也深陷青年失业问题的泥潭。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接近20%，是危机前的两倍。青年占美国劳动力人口的13%，却占总失业人口的26%。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西班牙的就业形势最为严峻。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8月，西班牙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已达到46.2%。欧美的年轻人失业还与其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有关，这种透支未来式的做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失去了责任感，不愿意去生育、储蓄，而是享受过度消费。一方面，青年失业比重的不断加大带来了诸多社会变化，“啃老族”已不只是一些亚洲国家的专有名词。2010年10月西班牙发布的适龄劳动力人口调查结果显示，西班牙16～29岁的青年中有44.57万人属于既不工作又不学习的“尼尼族”，占到西班牙适龄劳动人口总数的5.7%。这种现象不仅在欧洲蔓延，在美国也有上升趋势。据统计，美国有590万25～34岁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生子，而选择同父母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当政府无力承担过高的公共负担，要缩减开支时，青年人显然不同意，他们选择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挪威“独狼式”恐怖袭击、英国青年社会骚乱等。
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示威人群中，有人嚷嚷着要把中东“茉莉花革命”带入美国，有人说要砸烂华尔街，但都只是吵吵而已。其实，美国人并不喜欢暴力，无论如何不会像中东国家那样玩命较真，因为美国人教育水平高，算得出玩命和玩口号的不同之处。何况美国人虽然对经济政策不满，但信仰基本相同，价值观相差不大，利益不同可以商量，商量不行可以投票，真正乱似乎不太可能。对比中东、北非“社会动乱”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发现，两者在新社会运动的样式、形态、结果上都明显不同。前者基本属于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后者则属“后现代起义”，甚至可以说欧美新青年运动已基本被社会“体制化”了。
三、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
1.处理好青年一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青年历来是一支重要而又独特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时期，他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正在发挥和即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妥善地解决与青年生存和发展有关的一切问题，最为充分地激发他们进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焕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而稳定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都将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就此而言，科学地认识青年的本质和特征，及时地了解当代青年的需要和愿望，深刻地把握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青年成长成才的各种制度安排，便成为了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历史上，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和破坏因素。因此，应发扬五四青年运动爱国主义精神，了解当今世界青年运动变化发展规律，将青年发展作为国家发展重要战略，处理好国家、社会与青年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应体现“青年优先”的原则。要认真研究“蚁族”、“蜗居”、“剩女”等青年社会现象，认真研究“后一代”新特质、新变化，维护好不同群体青年利益诉求，在就学、就业、婚姻、住房、学校教育、家庭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大对青年的倾斜政策。
2.实施积极的青年社会政策
1995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到
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青年政策框架和行动指导原则，具体说明了青年人在整个国家发展计划中的角色、责任和权益，其中包括青年服务的提供、有关如何配合青年需要的考虑，同时要明确达成目标的时限，以及青年参与的途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过高的社会福利政策相比，我国的青年社会福利明显不足。青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青年时期处于被排斥和被整合的过程中，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建立青年主管部门，建立完善的青年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律体系、资源调动体系等，使我国青年政策向福利化和服务化发展。就当前青年发展政策而言，可以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探索建立社区青少年工作者职业化体制，积极推进志愿服务的立法进程，发展和推进青年社团建设，在大学推广“人生启航导师”制度，推行12年义务教育制度，成立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机构，电影与电视应实行分级制，将农民工子弟纳入公立教育体系，成立青少年法院等。
3.优化青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青年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群体，每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都不相同。并且，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青年主观感受中的“代际”更替也在加快。在老一辈人眼里，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成年人，无疑同属一代青年。但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却自觉划分出了所谓的“70后”、“80后”甚至“85后”。青年群体能够最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同时，青年群体也是社会上变化最快的一个群体。青年的成长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精神领域的关怀和重视。
首先，信仰缺失给青年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焦虑。最近网络点击率和媒体曝光率很高的离不开几个人：因雷人言论在网络走红的“凤姐”，一身靓丽女性装扮出现在《快乐男声》选秀现场的“伪娘”刘著，在相亲节目中以拜金言论出名的马诺等。从这些被青年网络捧红的“名人”中不难看出，在青年中盛行的低俗化、娱乐化与即时化的畸形的文化价值。因此，净化媒体，加强青年网络道德自律与媒介素养教育，优化青年人的文化环境已刻不容缓。
其次，社会公平也是影响青年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当下中国青年人发展环境的变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移民和留学人数剧增，这在本质上是财富和人才的流出；二是就业竞争导致地方管辖权力属地照顾，加剧了行业垄断和国家管理权力本地化；三是现代版的“出身论”隔绝了许多青年人的理想，使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停滞，容易导致社会畸形发展而引发断裂和振动。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最主要的是为青年人创造肥沃的“希望的田野”，给予青年人公平的竞争环境。无论出身和贫富都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的重要财富。
4.重点关注青年中的突出问题
第一，更加关注大学毕业生“蚁族”、“蜗居”现象。与“蜗居”相伴而来的“蚁族”已成为现今网络上最热门的词汇，它们折射出来的一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研究还发现，“蚁族”群体的幸福感颇低，这与其工作就业状况、物质生活水平、情感婚姻问题、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尊重及发展前景等有关。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市青年在空前严酷的竞争压力下，对人生丧失热情，逃避做事业和家庭顶梁柱的责任，在工作、婚恋、学习中自我放弃，最终导致从社会中间层向下滑落。目前这种新态势正在成为中国都市青年面临的严峻问题[12]。
第二，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于“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吃苦能力低。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中不少人容易误入歧途[13]。
第三，更加关注“后一代”青少年群体的新社会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将当前青少年社会问题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压力失衡问题。由于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精神危机等成长压力，一部分青少年可能选择自我伤害的应对方式，另一部分人会选择攻击别人的应对方式，还有一部分青年人则会选择逃避的应对方式。第二类为身份缺失问题。在价值多元、社会快速变化的今天，中国青少年对自己是谁、应该怎样做有更多选择，但缺乏确定性，他们需要快速地确立自己与前辈所不同的身份标志，反叛社会主流价值或许就是达成此目标的捷径。第三类是行为失范问题。尽管独生子女得到了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太多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的增多，以及家庭期望值的提高，在以学业为主导的当下，青少年成长需求实际上被排在了次要位置，导致了一些新的青少年行为失范问题。
第四，更加关注“独二代”健康成长问题。目前，1979-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两代独生子女的相遇，隔代抚养、养育焦虑、如何教育等问题也随之出现。“独一代”存在“只生不养”的现象。在我国，“隔代”介入“独二代”的教养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倘若老人作为辅助参与，问题不大，如果老人作为孩子的主要抚育人，就会有不少问题。换句话说，隔代抚养使“独二代”不免出现精神留守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独生子女遍布城乡家庭，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成为“留守儿童”有可能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第五，更加关注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的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异军突起。网络青年意见领袖来源广泛，善于收集信息；对社会事件很敏感，观点犀利、言论数量多、质量高，善于通过一种
平等的互动关系影响公众的行为，这些特点使他们容易受到青年们的拥护，拥有大量粉丝，往往能够引导舆论，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为此，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所以，我们尤其对网络上、体制外的青年意见领袖，要重视，要关心，要吸纳[14]。
注释：
①数据来源：《什么撬动了阿拉伯变局》，《青年参考》，2011年2月24日。
②数据来源：《阿拉伯世界巨变启示录》，《国际先驱报》，2011年4月9日。
③数据来源：《新闻解读：茉莉花革命于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凤凰卫视，2011年1月25日。
④参见上海《文汇报》驻巴黎记者郑若麟对本次中东骚乱对魏柳楠所做的采访，《“中东巨变”将深刻影响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突尼斯、埃及事件的深层次分析》，作者博客，2011年2月17日。
⑤参见2011年2月9～1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刘健芝在塞内加尔世界社会论坛期间对S·阿明的采访，《埃及的运动——对话萨米尔·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