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冯沅君是“五四”女性作家中最擅长表现情爱主题的女作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但她的“闺阁”出身，早年的传统文化教育，让她的女性写作总陷入现代爱情与传统观念、母爱与情爱的情智冲突。并且，受困于传统性爱道德观与处女情结，她的情爱主题写作，具有明显的“话语禁忌”与“性话语缺失”现象。
关键词：情智冲突；话语禁忌；话语缺失；
引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了走出“闺阁”的知识女性思想与情感的启蒙。在致力与传统文化割裂的“五四”时代，传统思想仍占据着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敢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仍是“少数”。相比同时代裹着小脚的旧女性，“五四”知识女性是幸运的。她们走出了“铁闺阁”，踏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甚至走出了国门，留学海外。在“自由”、“民主”两面旗帜的感召下，觉醒的知识女性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恋自主，宣称“不仅仅作女人，还要作个人。”她们追求“娜拉出走”的个人解放，以“娜拉”为原型塑造了大批中国化的“娜拉”形象，表现娜拉“出走”后，探索人生出路的艰辛和内心的苦闷彷徨。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了走出父权家庭的知识女性对历史角色转换的不适应与重新“自我镜像”的茫然。她们以女性写作，应和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她们的女性文本，不仅仅是妇女解放的“工具”，更是妇女解放的“实践”本身。
一、现代爱情观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矛盾
冯沅君最善于表现情爱主题的“五四”女作家。她以拔心不死的“卷施” 精神介入文坛，先后出版了《卷施》、《劫灰》、《春痕》三部小说集。冯沅君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文学启蒙是幼年时期母亲口授的“四书五经”和古典诗词。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在思想上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早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已内化沉淀为她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道德取向。冯沅君的作品多表现“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女主人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狂热而盲目，往往有“娜拉出走”的决心，而缺乏与旧家庭决绝的勇气。父权家庭，包办婚姻仍是她们难以摆脱的噩梦。传统贞节观念与现代性爱观、母爱与情爱的双重情智冲突，往往让她们追求婚恋自主，又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走出旧家庭，又羁绊于母爱深情；奉行个人主义，又心系人道主义关怀。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冯沅君创作的评价：“她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
冯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视爱情如生命，她们渴望情欲满足又坚守道德底线。这种灵肉分离的爱情观是中国传统性爱道德观念的孑遗。在封建社会，女人是男人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作为男人欲望的客体，任何关于性的要求都被传统性爱道德视为不洁与罪恶。收录于《卷施》的《隔绝》三部曲，以作者表姐吴天的悲剧经历为题材，讲述了一对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士轸与隽华相识于大学校园，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两人建立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们曾逃课十天南下旅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孤男寡女结伴出游，这无疑是对“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极大的挑战。他们的自由爱情被父权家庭视为大逆不道。母亲谎称病重将隽华骗回家中幽禁。并且，为断绝她与士轸继续交往的念头，逼迫她尽速与刘姓财主的儿子完婚。婚期将至，隽华乘夜出逃的计划因母亲夜间病发而搁浅。错过“出走”良机，隽华服毒自杀。士轸闻讯赶来，“极热烈的在她没有血色的唇上接了个吻”，亦服毒殉情。他们用生命践行了“不得自由我宁死”的誓言，以死的超越实现了爱的永生。这种“以死抗暴”的决然精神是对父权与礼教的公然挑战，也说明了刚刚觉醒，走出父权之家的“五四”儿女在强大的父权家庭面前，只有爱情的自由性，没有婚姻的自主权。
二、爱情突围与母爱情深的艰难抉择
母亲，自古以来身兼“贤妻”与“良母”的双重身份。她们是“女儿”感情依附的精神主体，也是被父权“指认”与“言说”的欲望客体。从“某氏女”到“某氏妻”，从“父权之家”到“夫权之家”，“母亲”作为性别附属，不啻为男权家庭的虎食之鬼。她们一旦被父权家庭吞食消化便渗入了父权文化的血液，很快由“鬼”变“伥”，为父权“代言”，充当扼杀“女儿”爱情的“刽子手”。
“母亲”，在“五四”女作家笔下，已幻化为一个抽象而空洞的能指符号。“女儿”对母亲既保持着“阶级对立”，又剪不断情感的系恋。冯沅君的作品中“母爱”与“情爱”的冲突十分鲜明。《隔绝》中，隽华以“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决然姿态，“立志要实现Ibsen，Tolstoy所不敢实现的……”。又称自己“是为了两性的爱，忘记了母女的爱的放荡青年。”在“五四”思想转型期，“情爱”与“母爱”的情感冲突代表着两代人在思想领域的“阶级对抗”。以隽华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对母亲的“双重身份”缺乏正确认识，试图以“亲情之爱”来填平两代人思想的“鸿沟”，消解两个思想集团的对立关系。这种寄希望以爱来化解两代人思想冲突，争取“皆大欢喜”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对她们而言，“理想”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中间道路”，而只能是要么叛离，要么妥协的两难选择。《隔绝》中，隽华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向世轸表明心迹：“只要我的躯壳属于我的时候，我终是你的。”但受困于父权家庭，又陷入母爱与情爱的两难选择，让她只能将命运交给死神，以死解脱。可见，冯沅君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悲剧精神与死亡意识。
三、话语禁忌与性话语缺失
冯沅君是表现男女情爱最大胆的“五四”女性作家，但她对男女情爱的描写仍未能超越“精神之恋”的基本范式。《旅行》中，隽华与世轸这对年轻的恋人携手旅行十天，除了“拥抱”、“接吻”之外，再无“其他”。两人共居一室，还要故意拿出两床被子放在世轸的房间，做出“分居”的样子。“五四”知识女性在内心深处向往灵肉结合的爱情，但思想转型期的历史角色让她们背负了太多的时代责任和社会压力。无论“为人”还是“为女”，在本能的性爱追求面前都无法“直奔主题”。如《旅行》中，“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剩最里面的一层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说‘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他们追求精神之爱的圣洁，也承受“性爱禁忌”的痛苦。这种灵肉分离的爱情观最直接的根源就是传统性爱道德与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