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由于社会功利主义倾向的盛行以及社会道德的持续低迷，使得重读经典(即重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四书五经，以下简称“读经”)的活动犹如一股热潮席卷全国。如上海市松江区某居民小区内曾开设了以“孟母堂”为名的读经场所，读经的孩子小至3岁大至17岁，最多时有80余名孩子每天在此诵读四书五经。“孟母堂”虽先后多次被教育行政部门以违反义务教育法予以取缔，但每次取缔后却又重新开办，这不禁使人质疑现代义务教育的今不如昔。
在学术界，众多的学者对读经问题亦展开了热烈的论辩。如有些学者支持读经，认为对待社会部分人士的热心倡导，不必“大惊小怪”，而是应该平和地接受这一事实。[1]甚至有人指出：中国现在所处的就是“亡经典”的时代，因此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就是复兴经典，而复兴经典的第一步就是少儿读经。[2]
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如有人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不应是读经式的。[3]文化学者许纪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倡读经好是好，但这般好事弄得不好，倒有可能成为大俗事一桩，成为哗众取宠的招牌。[4]吴立昌等也认为，囫囵吞枣的读经，只会愚民，决不能治国。[5]
那么何以“读经”会形成如此的风潮，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家长宁愿放弃学校而去私塾？就教育工作者的立场而言，这个“经”究竟应该读还是不读？如果可以读，那又该如何读？无疑这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亟待破解的热门话题。以下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见解。
二、“读经”的历史背景与发展
众所周知，四书五经是儒家典籍，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五经”始于汉代，汉武帝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于是就有了五经的说法。当时的五经包括《周礼》、《尚书》、《诗经》、《仪礼》和《春秋》，后来又把《左传》并入《春秋》，但仍称五经。
汉代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而儒家的经典亦被提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也因此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宋代以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义理”，即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其代表人物是宋朝理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根据程颢、程颐的观点，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由他编注的《四子书》，也即后人所称的《四书章句集注》(其中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据《朱子语类》的记载，朱熹曾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的《四书》集中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轲儒学思想的阶梯式演进及生长的过程，它与《五经》并列共同确立了儒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且内容博大精深，后来其势头甚至盖过了《五经》，而一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儒学文献。此后，历代读书科考皆以朱熹的注释为准。但不无遗憾的是，当《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用书并进入官学行列之后，《四书》从此也就成为了天下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恢复科举，鉴于《四书章句集注》文字浅近，说理深刻，加之在学术界得到充分肯定，于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决定将《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用书。据《明史·选举志》的记载，至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又下诏：“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于是“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命题试士。”这一制度又被明、清二朝承袭，直到清朝末年。换言之，自明代以后，四书五经都是天下学子所首先必须诵读的经典，其影响之大之深，不言而喻。
那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四书五经，并把其作为八股取士、选拔人才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呢？说来这又与儒家学说推崇的封建宗法制伦理道德有关，而封建王朝为了制服臣民、维持封建统治，四书五经则成为了最好的教化工具。
众所周知，孔子所始创的儒家学说以封建宗法制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孔子的政治理念、教育思想亦大都以此作为出发点来予以支撑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由于孔子主张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极力宣扬和论证封建道德礼教的合理性，所以儒家学说亦就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与尊宠。换言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其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现，相比刑罚、杀戮等强制手段而言，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熏陶要更为有效。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就首先需要在精神和思想上确立统治地位，而儒家学说则刚好充当了统治阶级的舆论工具。
随着时代的更迭和发展，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一方面千年闭关的国门终被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另一方面，则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卢梭、夸美纽斯、杜威等人的教育理念的传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一味死读经书只能造成误国愚民，而“废科举，兴学堂”，奋起向西方学习，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是改革的出路与正道。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中国蓬勃展开。据资料考证显示，1912年1月19日，当时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曾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6]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作为封建糟粕的四书五经在西方长枪大炮的面前，已经完全失去了其抵御的能力，而如何奋起自救，又如何从封建愚昧中脱身而出，祈求觉醒、渴望奋起的年轻一代由此开始了求真理、闹革命的漫漫长途。
但诚如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指出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四书五经也同样。作为中国儒家学说的经典，它提倡与宣扬的“仁义道德”，使得社会建立起了一种有序的规范，使得民众服从于一种合乎礼仪的约束。无疑，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是需要加以提倡与坚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时代局限性和封建糟粕性，尤其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意识的浸染下，四
书五经作为封建帝王利用的工具而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起到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予以轻视及忘却的。诚如以上所指出的，四书五经的核心，是最为历朝权势者所看重并用来作为巩固其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也即“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这在一个提倡民主、注重科学的现代社会无疑是必须摒弃的。正如有学者所云，“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7]我们不能想象，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奋斗，又有多少英雄志士通过浴血奋战才换来的民主政权，怎可以再任由浸透了封建意识和糟粕思想的“四书五经”来主宰？！
无疑，如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则是当今时代读经应取的正确态度。
三、理性看待今日的“读经”风潮
诚如上文所述，读经风潮的兴起，既有其社会的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原本以修身养性、培养合格公民为宗旨的现代教育，在“文革”中却曾因“左倾”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即被贬为“臭老九”，读书也被扣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帽子，于是“读书无用论”亦由此甚嚣尘上。“文革”结束以后，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恢复，但社会在重视教育的同时，则又把教育视为是“人才”培养的唯一途径，于是教育在受到追捧的同时，又再次不幸地沦为了“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极端功利主义的附庸。正是在这样一种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日益败坏的当代社会语境下，期待通过传统的经典典籍和道德思想来恢复社会的淳朴风气，以抵消越演越烈的现代功利主义倾向的侵蚀，尤其是希望下一代能得到健康和健全的成长，则是读经运动再起风潮的动因之一。毋容置疑，这一愿望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基本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通过“读经”是否就能消解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弊端？而把一种离开现代社会数千年的古代典籍用来取代当前中小学的教材，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与负面影响又将如何克服？无疑，对于这样一些涉及大局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慎重考量。
文字改革学家周有光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8]周有光先生的建议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即“读经”可以，但不是全盘替代；古老文化应该传承，但不是不加选择、不作分析的盲目接受。
笔者以为，作为中国文化典籍的四书五经，有些内容值得研读、值得继承。比如孔孟关于以“仁”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道德观念，无论是其对爱人、忠恕、孝悌、中庸、立志的论述，还是关于礼、义、智、信、恭、宽、敏、惠的要求，都是现代人也应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和完善人格。尤其是“仁爱”的思想，在当代更具重要意义。因为长期的经济落后，多年来我国社会把振兴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一切向“钱”看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功利主义思想和物欲横流的泛滥。现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冷漠，甚至老人跌倒都没人敢搀扶，“爱人”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了一种稀缺品。对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9]乃至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0]等至理名言，都是值得当代学子好好品读，认真践行的。但是，若据此就认为读经可以替代当下的教科书甚至所有学习内容，那也是一种极其天真且不切实际的空泛之想。且不说时光不可倒流，今世的社会价值观早已发展为以民主与科学为主导，恢复封建的忠君愚民时代，不仅可笑而且也不可能。为此，如何做到既复兴而又不复古，既重视传统而又不陷入教条，则确实需要在整体上把握一个“度”和“量”的问题。
四、关于读经的若干建议
对于读经，笔者以为可采取既不排斥，也不全盘照搬的立场和态度。简单地说，以下建议可供参考。
1.文科教材的编写可以融入四书五经的内容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的真谛，就在于要让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生活，所谓“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然现在中小学教材编写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教材内容远离学生生活。笔者由此想起七十年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由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小学国语课本。其每篇课文并无一句口号式的大道理，也几乎找不到一句成人式的道德说教；平实无华、娓娓道来或阐述道德风尚(如欢迎“新朋友”)、或训练道德习惯(如“先生早”)、或说明道德规范(如“坐下来吃饭”)的课文内容，又几乎每篇都与孩子的日常生活有关，每课都与孩子的童年世界密切关联。尤其是大画家丰子恺先生亲自为每篇课文精心配画，而令国语课本图文并茂、耳目一新，与此同时也给予了孩子们的思维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反观如今教材的七拼八凑、支离破碎，要么跟孩子们的生活远隔千里，要么内容充斥成人式的说教，所谓“毫无童趣，面目可憎”说的就是这一现状。其原因可能与基础教育教材少有大师编写有关。因此大声呼吁出版社应该集最优秀之人才，参与基础教育教材的编写。尤其是可以用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融入教科书的编写之中，将四书五经中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融入教材的内容之中。换言之，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古典与现代的贯通，应该是基础教育教材编写的基本理念与原则，而由此中国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也才能得以绵绵流长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2.以课外兴趣小组的形式研读与传播经典文化
四书五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如果继承得好，就可以让其与现代文明
接轨，并为现代社会增添历史的元素与底蕴。为此，通过课外阅读小组或兴趣小组的形式，定期开展传统文化与经典典籍的研读与探讨，应该成为现代课改的一项内容。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个性教育”代替“应试教育”，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组织开展各种课外兴趣小组。换言之，以生动活泼的活动形式丰富“课程教学”，则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更有效而深入地掌握古代文化的精髓。因此，把研读传统与经典的课外活动作为一种经常性的教学辅助，甚至可以组织类似社会“考级”的等级评定(在于测试学生掌握古典文化的程度)，则都有助于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而“小手牵大手”的效应，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成人社会的“读经”风气，这对于社会风尚的纯化与国民教养的提升，都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3.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与宣传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如何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与广播效应，也应该是一个予以重视的因素。前一阶段，央视的“百家讲坛”，集中地就中国古代的经典进行了系统讲授，这样一种把大学讲堂开到“民间”的做法，无疑十分有创见。文化老人周有光甚至评论说，这是“让文化饥民喝到了一杯文化甜粥”[11]。综观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新加坡，其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国民素养的水准之高，概都是传统儒家文化浸润于现代社会的范例。换言之，正因为这些国家很好地保留了传统，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了传统的元素，这才使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代奇迹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再现。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他“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我们需要继承的，只能是确有生命力的东西。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照单全收是不行的，拿来就用是不行的，不加改造也是不行的。因为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我们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12]因此，笔者以为，只有通过教育和社会引导来辨清“经”的糟粕与精华，这才能促使青年一代真正通过经典阅读来体味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