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决定大力发展包括博士生教育在内的各级教育。1978年，我国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共18名博士生入学，1982年6月这批学生中有6人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1]。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国力发展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以及更加坚实的科技水平作为支撑，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这为包括博士生教育在内的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契机。因此，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规模小国跨越发展成为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国。从1978年开始，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在跨越了百、千和万三个数量级后，于2009年达到6.19万人的水平，年增长率达到31.1%①[2][3]。2007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人数达到4.14万人[4]，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4.37万人[5]。至此，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6]。
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逐年增长，博士教育的很多环节成为政府、学者及社会关注的热点，如博士生的培养质量[7]、博士生的就业[8]以及被誉为“第三种人”的女博士的情感、婚姻、生育、就业等。尤以女博士的种种问题最受媒体关注。比如随着博士毕业生的规模扩大，女博士在就业中遭遇了很多困难。2006年12月29日的《北京日报》登出《宁肯不就业也不下基层，女博士成了求职困难户》。在百度搜索“女博士”，得到约7，540，000个结果，而在百度中也有专门的“女博士”贴吧，贴吧中有主题182个，包括婚姻、恋爱、就业等。
在社会媒体热切关注女博士的同时，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中以“女博士”为关键词在经济学、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学术刊物库中仅搜索到90篇文献，以“女博士”加上“求职”或者“就业”为关键词搜索，竟没有找到一篇切题的学术文献，更不要说有专门讨论“女博士”就业的实证研究。可见对于女博士的关注出现了媒体热而学术研究冷的局面。那么女博士的情感、婚姻、生育、就业的真实情况如何？这是需要学者进行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才能准确回答的。
因此，本文准备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女博士的就业问题，并且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女性博士生的婚姻与生育状况对于她们毕业时就业的影响上，以弥补目前国内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研究的不足。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形成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对于数据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讨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研究展望。
二、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博士在就读以及毕业后的若干年内正处于适合婚恋、生育的年龄段。相对于男性博士而言，女性博士由于受到适合的生理结构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得不在这一时间段更多考虑婚姻以及生育的问题。很多用人单位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担心很多女性博士在入职初期可能就要面临结婚与生育，即刚刚入职就可能要面临较长的婚假与产假，有了小孩后，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哺乳、照顾小孩与家庭等，所以不太愿意接受女性博士的求职。
上述用人单位的疑虑也符合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凭借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考察更加广泛的个人行为(如教育、培训、婚姻、生育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Becker)认为：人类的行为会受到收入、记忆、能力、机会以及有限的资源条件等的限制，但最根本的限制是时间。正是因为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因此当某个人集中较多的时间用于某一项技能与将时间平均分配在不同技能上相比，前者带来的收益更大。为了使得个人与社会收益的最大化，就必然要求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化。女性与男性由于在生育方面存在着天生的能力差异，因此几乎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女性主要都是从事生育以及家庭事务，而男性则承担了大部分的战争和市场交易工作。[9]
因此，贝克尔认为人类的生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活动的生产，一种是非市场活动的生产，并且据此提出了家庭生产函数(family production function)。[10]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结婚，就能通过时间分配、劳动分工，最大化家庭的产出；与此同时，丈夫和妻子可以分别专注于和自己分工相对应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根据这个逻辑，贝克尔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受到统计性的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是一种正常的情况[11]。
根据这一逻辑，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女性博士毕业生(以下简称女博士)与男性博士毕业生(以下简称男博士)相比，在成功找到工作的概率以及找到工作的起薪上应该存在着显著的劣势，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女博士在婚恋、生育以及就业选择之间，也面临着贝克尔所言的时间的限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到了适婚年龄一般都有来自各方面的结婚压力。因此，如果一个女博士在毕业求职时仍然是未婚，就意味着她在入职后极有可能要花费一定比例的时间去寻找配偶、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另外，国际上一系列关于女性研究人员的婚姻与学术产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婚姻与学术产出呈正相关[12～15]。至于为什么已婚女性研究者会比未婚女性研究者学术产出更多，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比如龙(Long)认为这是因为在已婚女学者中，群体的合作率更高[16]；奥斯汀(Astin)和戴维斯(Davis)认为，与已婚女性研究者相比，未婚女性研究者更多地被排斥在男性学术网络之外[17]。
如果婚姻与女性研究者的学术产出确实呈正相关，那么用人单位就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已婚的女博士。加之已婚的女博士在入职后不需要将时间与精力用于婚嫁，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工作，因此更容易获得雇主的青睐。
这样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已婚的女博士较之未婚的女博士，在成功找到工作的概率以及起薪上存在着显著的优势。
同理，如果一个女博士在毕业以前已经生育，这就意味着她在入职后马上怀孕、生产、休产假的概率非常小，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国际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新近结婚、有小孩的女性化学研究者的学术产出更高，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女性化学研究者为了给小孩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18]上述原因都可能使得已经生育的女
性博士毕业生在就业上更加具有优势。
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已经生育的女博士较之还未生育的女博士，前者在成功找到工作的概率以及找到工作的起薪上存在着显著的优势。
如果上述三个研究假设成立的话，也就意味着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首先用性别来挑选出能够在市场活动的生产中付出更多时间与精力的男博士；其次，在面对同是女博士的求职者时，用婚姻和生育作为入职后投入工作的时间与精力的信号[19]，从而倾向于挑选那些已婚、已育的个体。
社会上还有女博士“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戏谑，那么这种说法能否得到实证支持？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配偶的受教育年限更长的女博士，在成功找到工作的概率以及在起薪上存在着显著优势。
三、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取向研究”课题组。课题组于2007年5月在北京、上海、武汉和兰州四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1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中3000名博士毕业生，发放自填问卷进行调查。最后共回收有效样本量1903份，有效回收率为63.4%。在这1903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63%，女性占37%。在女博士中，已婚者328人，比例接近一半(47%)；已经生育过小孩的为86人，比例为12%。
在1903个有效样本中，有些毕业生是在职或者委培生，有些则选择自主创业，这两部分毕业生不需要找工作，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将这两部分群体的样本删除后，还剩下1168个样本，这是本研究所用数据的总样本，也是用来检验假设1中关于就业概率的样本。在这1168个样本中，在问卷调查结束前找到工作并且已经签约的人数为663人，所占比例为57%②，这是用来验证假设1中关于起薪的数据，笔者将其定义为子数据集1。
在这1168个工作找寻的样本中，440个是女性，所占比例为38%，这是用来验证假设2和假设3中关于就业概率的数据，笔者将其定义为子数据集2。在这440个需要进行工作找寻的女博士样本中，在问卷调查结束前找到工作并且已经签约的人数为251人，所占比例为57%，这是用来验证假设2和假设3中关于起薪的数据，笔者将其定义为子数据集3。
在440个需要进行工作找寻的女博士样本中，有216人是已婚的，所占比例为49%，这是用于验证假设4中关于就业概率的数据，笔者将其定义为子数据集4。在这216个进行工作找寻的已婚女博士样本中，在问卷调查结束前找到工作并且已经签约的人数为117人，这是用于验证假设4中关于起薪的数据，笔者将其定义为子数据集5。表1是各个数据子集的说明。
四、研究方法
针对上述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有两个因变量，分别是在调查结束时是否找到工作和工作的月起薪。它们分别是二元虚拟变量和连续变量，对应这两个因变量，本文分别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归。
本文要验证四个研究假设，分别是性别、婚姻状况、生育状况以及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对于博士毕业生就业概率和月起薪的影响；因此，性别、女性博士毕业生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以及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将是本文的四个核心自变量。实证结果主要观察这四个核心自变量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中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
除了需要验证研究假设的核心自变量外，本文还在二元logistic选择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博士毕业生的家庭所在地、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博士毕业生的年龄、民族、政治成分、博士在读期间所学专业、所在学校的声誉、参加兼职的情况、参加科研项目的情况以及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数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就业概率的因素。在多元线性模型中，除了上述控制变量外，还加入了确定工作的单位性质等可能会影响起薪的因素。
本文采用固定变量加逐步回归的方法运行二元logistic选择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也就是说将每个假设需要验证的核心自变量固定在回归模型中，而对于其他控制变量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表2是不同数据集中主要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
五、回归结果
先来看假设1的验证结果。表3和表4的列1分别列出了性别对于博士毕业生就业概率与起薪的影响。从表3的列1可以看到“女性”LUNwen. dylw.net 第一论文网的系数是负的，但是在统计上却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女博士与男博士相比，在就业概率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劣势。这表明社会上关于“女博士”是“求职困难户”的报道可能存在夸大、渲染的成分。从表4的列1可以看到“女性”的系数依然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女博士与男博士生相比，不但在就业概率上不存在显著的劣势，而且最终签约工作的起薪也不存在显著的劣势。
接着看假设2和假设3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于女博士而言，婚姻以及生育状况是否会显著提高她们的就业概率以及找到工作的起薪。从表3和表4的列2可以看到，“已婚”和“已育”这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实证结果拒绝了研究假设2，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婚姻和生育状况并不会显著影响女博士的就业，那些已经结婚甚至已经当妈妈的女博士并不比那些未婚的女博士在就业找工作时占有显著的优势。
最后来看假设4的情况，也就是说“嫁得好”能否显著提高女博士的就业概率和起薪。表3和表4的列3是对已婚女博士的就业概率以及起薪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配偶的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配偶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女博士，不但拥有显著更高的就业概率，而且起薪也是显著更高的。
六、讨论
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设1，也即女博士与男博士相比，就业概率和起薪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整体而言，从求职的最终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男博士并不具有显著的性别优势。这意味着从2007年的情况来看，社会媒体可能过分夸大了女博士的就业困难。无论男博士还是女博士，都处在就业市场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的专用人力资本高、可替代性低，因此，女博士在最终的就业结果上并不具有显著的性别劣势。
实证结果也拒绝了初始的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这说明“已婚已育”似乎并不是雇主在挑选女博士时采用的筛选机制。这或许说明目前虽然我国博士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但是他们毕竟处在就业市场金字塔的最顶端，博士学位这个信
号作用已经足够强大到获得雇主的认可。
实证结果还发现在已婚女博士中，配偶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她们成功找到工作的概率显著更高；而且配偶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她们找到工作的月起薪显著提高58元。这完全符合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具有明显的溢出效益的论断，即教育不但能够提高受教育者自身的市场化收益，还能提高家庭成员的市场化收益。[20]这说明“嫁得好”对于女博士的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能从侧面说明一些女博士宁愿当“剩女”也不愿降低择偶的标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整体而言，本文的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社会上关于女博士在就业上面临巨大劣势的传言，也没有支持已婚已育的女博士会更多得到雇主或者单位青睐的论断。这从侧面说明在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中并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反博士毕业生拥有的人力资本和教育信号对于他们的就业还是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比如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来自“985”高校的毕业生在工作找寻的成功概率以及起薪上都有着显著的优势，这既可能是学校具有高的教学质量给毕业生带来的人力资本收益，也可能是学校声誉的信号作用给毕业生带来的信号收益。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证结果可能是因为本文所用数据的缺陷造成的。首先，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量略显不足，尤其是那些已婚的成功找到工作的女博士的样本量仅为117人，即使是整体需要找寻工作的女博士的样本量也仅为440人。其次，本文定义的成功找到工作是指已经签约，而且由于调查时间早于学生实际毕业时间，因此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推迟到当年的9月份毕业)已经基本上确定工作但是还未最终签约的毕业生只能被视为还没有成功找到工作，这就可能会给实证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对于博士毕业生而言，起薪和找到工作的概率并不是很好的衡量他们就业质量的标准。本文作者曾经试图用就业城市、就业的单位类型作为衡量就业质量的因变量来验证研究假设，但实证结果同样表明没有证据认为婚姻状况和生育状况会显著影响到女博士的就业城市和就业单位类型的变化。
七、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利用2007年一项对全国4个城市14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进行的就业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与生育对于女博士就业的影响，弥补了这一领域国内实证研究的不足。研究发现，女博士成功找到工作的概率和男性博士毕业生没有显著差异，在找到工作的起薪方面，女博士的劣势也并不显著。实证结果还显示未婚与未育的女博士在就业概率与起薪上不存在显著的劣势，但是配偶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女博士的就业概率以及找到工作的起薪都显著更高。
从就业结果来看，女博士并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劣势，“女博士成了求职困难户”的论断有夸大、渲染的嫌疑，而且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结婚、生育造成了女博士的就业难。但实证结果支持了女博士“嫁得好”有助于职业发展的论断，说明一些女博士宁当“剩女”也不愿降低择偶标准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本文结果拒绝了目前在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存在性别分割的论断，即雇主不会因为博士毕业生是女性或者女博士依然未婚、未育而存在显著的歧视；相反，通过人力资本或者教育信号体现出来的能力(包括学校类型、文章发表、学习时的兼职情况等变量)依然是显著促进博士毕业生找到工作、找到起薪更高的工作的重要解释变量，而且既包含人力资本外溢效益成分又包含社会资本成分的变量——配偶的受教育情况也能够显著提高已婚女博士的求职成功概率与起薪。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而言，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理论对于女博士的就业具有更强的解释性。
因此，面对社会传闻，女博士应该对自己的能力与未来有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学习与婚恋心态，利用学习期间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获取更多能够反映自己各方面能力的信号，寻找和自己的教育层次与能力匹配的配偶，这些可能都有助于找到工作和找到更好的工作。
由于本文所用数据的样本量不大，本文结论仅仅是带有试验性质的(tentative)。当前对于女博士社会媒体议论多，而学术界关注少，也是因为缺乏大样本数据。因此后续研究还需要更加系统、样本量更大的数据作为支撑。
另外，女博士在求职时遭遇各种困难与障碍也是空穴来风。那么女博士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与歧视？是不是要付出更大的求职努力？是不是会做更大的专业上的牺牲？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感谢赵延东教授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人有益的改进建议，当然文中的任何错误作者责任自负。
注释：
①这是笔者根据韩妹在2009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25年来我国博士数量年增23.4%，博士质量成新问题》一文以及教育部的“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调查时间早于实际毕业时间，因此本研究所得的就业率并不能反映当年博士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而且本研究定义的找到工作是已经签约，数据中还有272个样本是“基本确定工作，但尚未签约”，占所有有工作找寻经历样本的20%。考虑到博士毕业生的特殊性(如由于论文等原因推迟毕业)，如果将这部分样本也当成“已确定单位”，那么在所有有工作找寻经历的样本中，“确定单位”的比例是77%。可以拿这个数据和北大教育学院课题组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笔者在北京大学教育LUNwen. dylw.net 第一论文网学院相关简报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计算，发现北大课题组在2007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已确定单位”的博士毕业生占所有有工作找寻行为的博士生的比例为85%(参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统计》，载《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简报》，2007年第6期，http://iee.gse.pku.edu.cn/jianbao/200706.htm)；在2009年的数据中这一比例为71%(参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统计》，载《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简报》，2009年第1期，http://iee.gse.pku.edu.cn/jianbao/200901.htm)。本研究所用数据的比例正好介于两者之间。本研究之所以将“基本确定工作但尚未签约”和“没有确定单位”定义为同一类，是因为这两类人群中的大部分都没有给出自己工作起薪的估计值。当然本研究所用数据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抽样数据，其精确性可能低于北大教育学院课题组的调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