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而我们大学尚未担负好这一使命时，认真思考和讨论“理想大学”的问题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学的国家责任和人类发展使命要求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天职的大学，不仅不能满足于现在更不能简单复制过去。否则，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要停滞，这既是大学在近代以来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代替的原因，也是人们对大学的诉求标准越来越高的理由。
笔者在“百度”录入“理想大学”一词立刻有1460万个相关结果显现。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理想大学”的关注，其实也表达了人们对当前大学的某种失望。基于对我国大学越来越功利和充满物欲、丧失活力并由此引起社会广泛批评的原因，2011年9月新学年开学之际，经济观察网、搜狐评论、中德文化网联合策划组织了一场题为“何为理想大学”的讨论，约请了包括海德堡大学校长在内的8位资深德国学者和观点独特的8位中国学者，针对当前中德两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发表见解。策划者希望通过这种跨国的大学学者对话和交流，以期厘清“理想大学”的概念并找到“理想大学”的发展之路。其中有位中国知名学者对我们的大学发出了如下尖锐的批判：“中国的大学，正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1]在由刘道玉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亦语出惊人：“我们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故，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这些议论是否言过姑且不说，但笔者以为，在大学对国家及民族的发展和地位具有不可或缺之重要作用的时代，如果有点“当大学开始沉沦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的忧患意识，这对大学办学治校者不无敲响警钟的唤醒意义。
那么，什么是“理想大学”？“理想大学”有哪些特征？刘道玉校长说，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虽寥寥数字但内涵丰富，基本表达了“理想大学”的要义。若对此加以注释，笔者以为“理想大学”首先是个求学求知求真理及知识创造的地方，这个地方还不是一般的组织场所而是精神乐园，即如《圣经》所言是充满快乐的地方。这个乐园的独特性在于还必须以尊重知识、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为特征的学术至上为条件，否则，不能受外界干扰的真理之探索和知识之创造就无法进行，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快乐的乐园。关于“理想大学”的特性，笔者亦同意刘道玉校长的见解[3]：其一，“理想大学”必须以人为中心，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志趣和选择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实行人性化的教学与管理，使人的个性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解放；其二，创造性的思想必须贯彻始终，教师为创造而教，学生为创造而学，致力于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迎接以创造为特征的21世纪提出的挑战；其三，一所“理想大学”的精神之所在，她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不仅仅是对现实负责，她关乎的是影响终生的学问，以追求终极真理为目的。此外，他认为“理想大学”必须：以人为本，独立自主，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风民主，创造不止。
面对社会对大学的颇多诟病和批评，甚少大学领导人去思考大学自己对此负有什么责任，习惯的思维定势是把责任包括人才培养质量不高这样纯属大学自身的问题也推给政府和社会。当然，作为以政府投入为自己赖以生存条件的组织，大学无法也不能我行我素脱离政府的管控，所以大学的不甚理想确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比如，教育家办学治校的问题已经被中央高层所认识，但我们至今不仅尚未形成让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甚至连有利于教育家脱颖而出的舆论环境都还没有形成。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就根本无视大学特有的组织属性及其对大学办学治校者的素质能力结构提出的特别要求，不仅不按大学领导者必需的德才标准考核选用人才，甚至把对大学组织毫无感性认识更无大学治校理想和治校能力的官员安置到大学任职。这种把大学纳进官僚体系遴选大学领导人的做法虽然不会立即导致大学毁灭性的灾难，但其对大学办学治校规律和学术特殊环境的无视所产生的渐进式、积淀式危害，对大学自身继而对国家民族未来付出的代价或许是难以估量的。
坦诚言之，我们高等教育质量尤其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和改善的今天，应该从大学未能担负好自己基本使命的昨天和现在寻找原因。而很长一段时间来大学领导人的不甚理想是一个不能不咎的问题。据笔者所知，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大学及其人才培养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命运这样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真正以德才兼备的标准去遴选、任命大学领导人，即便不存在所谓潜规则的问题，但任人唯亲和依附录用现象并不鲜见，更有甚者是把大学作为调整和安置党政干部的“库房”。我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假借耶鲁大学原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之名行批评我国教育之实的那篇所谓“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之伪文章所说的，“49年后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的问题？其实，非也！ 1949年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学领导人中就不乏既忠诚祖国又忠诚教育的，既有教育理想、教育思想又有办学治校能力的教育家，如刘道玉、朱九思、曲钦岳、张楚廷等校长就是典型之代表。问题是我们这些教育家或教育家型的大学领导人极其缺乏按大学规律独立办学治校的制度环境。如果大学校长以其独立风骨坚守大学之独立风范，对其个人而言或许就是悲剧。类似于我们为什么不能营造让教育家校长脱颖而出并赋予他们按大学自身规律办学治校的基本权力这样的问题，当然属于政府层面必须反思和解决的制度性问题。
大学毫无疑问也是社会需要并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她是有其不同于政府及其他任何社会组织之独特规律及游戏规
则的教育和学术组织，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特性决定了，就管理而言其只有走出体制之外，才能更好地履行体制之内的使命。欧美大学的成功就是鲜明生动且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案例。经典意义的大学是西方文化及其制度的产物，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提供经典大学有所作为的立法假设或制度原则是：学术的自由和民主，大学的独立和自治。
基于此，所以有学者就制度设计而言称：从中国长远来看就制度改造问题，相对而言更需要学习的是政府。笔者亦认为政府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造中应负重大责任，因为大学需要获得按自身规律自主办学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来自政府营造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但问题是仅有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是否可以保证大学的理想性？在同样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下，为什么有不同的大学行为现象及其结果？“理想大学”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笔者以为一所大学是否“理想大学”取决于两个要素：大学外部的治理结构(宏观管理)；大学本体条件(内部管理)。由此可以建立两个假设：一是如果大学外部的治理环境不好，大学可能有“理想或不理想”两种结果，取决于大学内部管理的好坏；二是如果大学的外部治理环境好，大学也有“理想或不理想”两种结果，也取决于大学内部管理的好坏。由此得到结论：好的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制度环境只是大学理想与否的充分条件，而好的大学内部管理环境才是大学优秀的必要条件。外部环境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如果大学组织本体有问题，仅有优越的外部体制机制是不足以保证大学就是“理想大学”的。这是大学领导者必须解决的观念问题。遗憾的是不少大学领导人恰恰喜欢把大学存在的问题全部推卸给政府和社会，甚至把广被社会诟病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没有培养出拔尖创新型人才等问题也归咎于缺乏“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自主权。
从一个大学批评者的角度直言，笔者以为即便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我们大学可以也应该办得更好，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更大的作为，何况我们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亦在日益民主、开明和开放。剑桥大学前副校长艾什比认为，大学并不只是受政治和市场影响的组织，来自大学本身的影响在某些时候更大。这为我们从大学自身的不足讨论大学何以不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多年来笔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大学应该怎样和不该怎样的观察和思考，由此发现在大学轰轰烈烈令人兴奋的包括校园扩张、规模膨胀、条件改善的高速发展中，似乎忽视了一些灵魂性的东西，而这正是在以往传统大学可以感知并让人景仰、神往和激奋的，那就是大学的理想主义。这种思考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前大学最大的问题既不是物质不足也非制度不善的问题，而是理想主义的丧失。事实亦然，在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或十分强调自主办学权力的重要，或十分强调资金雄厚、条件改善的重要，或十分强调机遇把握、制度创新的重要等等，于是一些大学热衷于积极于所谓超豪华型的生态校园、数字校园、现代化校园的建设，而唯独缺乏对大学本质与大学使命予以严肃思考的自觉，更谈不上对理想主义倡导和守护、培育和弘扬，由此导致不少大学呈现出无视以生为本、以师为尊、以学术为理想、以社会为责任的，与大学崇真、向善、求美、务实(社会担当)之宗旨之属性相悖的过度功利和势利。设想一个使命意志模糊、价值方向失偏的组织，如何能企盼她产生有利于使命坚守和责任担当的制度建设和物质利用？
如果说“理想”是表现人们追求社会或事物合理性、完满性、完美性并且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美好向往和愿望，其意义“就在于为平淡的生活中提供美好的希望，为不完美的现实提供完满的参照，从而促使人们努力追求完美”[4]；那么，“理想大学”就是人们关于大学应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看法，是对大学的一种美好的期望；而大学的理想主义则是“大学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大学自身寄予的美好期望所持有的观念体系，亦是大学对自己的使命、责任、目标和操守所持有的一种既符合大学规律又有崇高要求的价值认定和信念追求。它不仅是人们寄予大学的一种美好期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必须固守、薪火相传并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向往和文化灵魂”[5]。是大学的理想主义为大学的办学和发展、大学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提供了一种美好、纯洁、积极、向上的参照和追求，是对大学行为提供普遍指导和制定决策的参照点，是使大学及其成员据此采取行动的基本信念、基本态度和基本准则，理想主义是大学不可或缺的对人具有深度影响的文化精神。
上述讨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理想大学”其实就是真正意义的大学，而真正意义的大学既非仅是资金雄厚、数据骄人、设施齐全、建筑豪华的楼群，更非以物质利益诉求和权力依附为目的的组织。否则，西南联大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学的丰碑。这所组建于抗日烽火年间、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大学，历时9年先后仅仅招收了8000名学生，其中毕业2440人，却培养出了像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黄昆、邹承鲁、郝诒纯、赵九章、朱光亚、宋平、彭珮云等一大批人文大师、科学巨匠、国之栋梁，其毕业生多数成为新中国各个学科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其艰苦而卓杰的事实并不只是拥有像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林徽因等数百位学有造诣的教师，更在于西南联大那份不畏艰难在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免遭毁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6]的“刚毅坚卓”的理想主义精神。
大学当然是需要物质支撑包括楼宇建筑的实体，但这个实体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是她非同一般的生命感和使命感，即她有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若说过去的大学与现在的大学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过去的大学是坚守理想主义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学之大及其作为之大首要者，并非其条件之优越，而是支撑其
价值追求、价值坚守的精神。人们之所以呼唤“理想大学”，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今日之大学已经失去了往昔大学的精神坚守。“任何面对现实的不满，都带有回归原始的冲动”，大学亦然。
人们对“理想大学”的诉求，其实就是对本真大学回归的期待。那么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关于大学笔者始终坚持这样的立场[7]：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社会文明的一面旗帜，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人类社会的文化希望。大学的这一使命和功能本身就决定了大学这样的基本逻辑：它必须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所在。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是它代表着社会人文精神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大学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大学根本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和守持，大学的外在条件再好也只是一个缺失文化内涵的华丽外壳，或许她也会获得一时浅浮的羡赞，但她永远不可能成为被人们敬畏的、文化底蕴深厚的且生命力持久的“理想大学”。
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笔者发表于《教育研究》的《大学何以应该呼唤和弘扬理想主义》阐述了如下观点[8]：大学的理想主义并非是脱离现实的幻想，由于大学是社会高度文明的集中体现，因此大学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大学本身应有的理性和追求，同时也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理性和追求；大学的理想主义是大学在近千年发展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对大学应有价值的概括和追求，蕴含在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大学的信念、大学的责任、大学的目标之中，指导并规范着大学的选择和行动，尤其是对大学的人才培养发生积极的作用；大学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与庸俗实用主义相区别的，坚持自己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人类社会的文化希望、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的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大学理想主义的本质就是崇真、向善、求美和务实(社会担当)，有理想主义的大学才愿、才会、才能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
理想主义也是大学使命的集中反映，是大学经历史的积淀、选择、凝练、发展而成的，高度成熟并为大学及其所处社会高度认同的高层次精神文化。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对内能创设一个积极、奋发、向上，影响其成员价值选择、思维方式、精神气质、道德情感、行为模式的大学文化氛围，同时对外它表现为大学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精神文化虽无制度文化、环境文化那种直观可视的特点，然而由于它已经浸透和附着在校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身上，从而使人无时不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及由它透射出来的那种独特的文化感染力、凝聚力和震撼力。理想主义使大学：知其伪而守其真，知其恶而守其善，知其丑而守其美，知其不能为而守其必须为，知其何谓辱而守其学府之尊。失去了理想主义，大学已经不是大学，更何况“理想大学”乎？
理想主义是诸如“崇尚真理、追求科学”、“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对国家前途负有责任”、“育人为本”等大学精神的反映，是大学最不能放弃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坚守。
关于“崇尚真理，追求科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告诫对大学及其学者具有警醒的意义：“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9]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10]。亚斯贝尔斯还说：“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需要，因此，它给大学带来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11]这是一种治学精神：为学术而学术。由于西方学术具有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形成的求知传统，所以有学者称西方学术是求真之学。科学是天使，不是挤奶的奶牛。若不戒除浮躁的学术风气，我们就永远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
关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由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创新创造知识必须忠实客观这一学术组织属性决定的，其主要表达的是“大学应当有独立精神、学者应当有自由思想”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人们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第二个条件是闲暇，即知识阶层不用为着社会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而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哲学是自由的，它不以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12]当然，所有大学都面临着政治、经济的需要，并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及市场的诱惑，但大学必须是个理性能够自觉抵御外来干扰的堡垒。一所大学若想在它围墙外获得金钱和权力，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自由的丧失。所以大学必须义无反顾地明智放弃那些与权利和欲望有关的、需要付出牺牲大学基本原则才可获取的东西。大学若不能自觉放弃权势社会和商业化社会带来的实用主义，大学就不能逃脱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先生所说的“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教育的场所”的命运[13]。为此，刘道玉校长亦强调：“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是西方大学沿袭了近千年的精髓，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失去了这些精神，大学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14]
大学以学术传承和创新为其根本目的的组织属性要求大学必须按自身规律发展，而条件则是不受外界的干扰，尤其不能为政治和商业性质的目的去生产文凭和知识。最近剑桥大学校长乐思哲·博里塞维奇(Leszek Borysiewicz)在巴塞罗那对欧洲研究大学联盟发表讲话时指出[15]：“大学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但是经济成长不能成为驱动大学的力量”，“大学对经济的贡献非常巨大，但这并不是说经济成长是大学的首要目标”，&
ldquo;经济产值只是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副产品’，而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经济成长”；“虽然在争取公共资金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强调他们对经济成长所作的贡献，但是大学更宽广的目标和纯研究才是让他们成功的原因”，“如果经济成长变成大学的首要目标，如果大学成为整个工商业的研发分支，那么大学的独特价值就不存在了”。
关于大学必须“对国家前途负有责任”的精神，可以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找到理据。大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作用的结果，大学不仅需要社会为其提供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其存在与发展的价值亦在于对社会的进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需要是大学发生、存在和发展唯一的理由，大学的发展史决定其决不能遗世独立、放弃社会和国家责任。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在统计了自文艺复兴以后科技文献分布的基础上，于1962年证实了关于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观点：在近400年间，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路径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而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与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大体接近，这说明大学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德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经济强国地位的建立等等，无不有其当时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由此可见，大学对国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可替代，并使大学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深悉大学在民族振兴中的不可替代，他从文化国家观出发，认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本身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大学的目标和利益就是国家的目标和利益。清华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研究中国大学的典范，就在于清华之人才培养目标(又红又专，德才兼备，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之学科专业建设(发展国家急需专业如航空技术、核工业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之科学研究(要为生产实际结合，解决实际问题)都体现了为国家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这亦是清华之所以能造就如此之多的治国栋梁、科学大师、兴业俊才的原因。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大学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第一，自觉于为国家和所处的社会作出重要的贡献，这是“理想大学”必需的标志。
关于“育人为本”，这是大学最不能忽视的使命，当然也是“理想大学”最必须守持的价值精神。育人是大学的天职和本分，忽视和放弃了育人大学就不再是大学。同样，具有什么样育人观的大学，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提出“育人为本”的大学精神，不仅在于强调大学必须重视育人，而且强调用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去营造育人环境及其影响育人之成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刘延东同志在其讲话中亦坦诚：“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的教育质量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事实，大学之紧迫不仅要把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人才培养上，而且必须以理想主义文化去影响青年学生，使他们在大学阶段形成和养成坚定的科学信仰、高雅的文化涵养、高尚的道德操守、高度的责任担当。一所大学能否产生好的人才培养质量，必须看她是否守护和弘扬育人为本的大学理想主义，以及是否有充满理想主义的育人文化。“育人为本”大学精神的强调，不仅因为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势利，更在于大学的这些世俗倾向对培养合格的人才有着与大学宗旨相悖的不良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已经发生。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在喧闹的、变迁加速的社会环境中，安静下来重新认真思考大学“育人为本”的使命和责任。
正如针对当前不少大学已经呈现与大学崇真、向善、求美、社会担当之宗旨之属性相悖的过度功利和势利的问题，理应从它们理想主义精神的缺失中寻找原因一样，“理想大学”的建设也必须以大学理想主义的价值坚守为精神依托。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卡斯帕尔在北京举办的首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大学必须持续地专注于改善自身的品质，这是大学自身的责任。什么是大学自身品质和自身责任，不就是大学必须始终坚持和弘扬的理想主义吗？理想主义应该成为大学永远的定针、所守和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