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暴力威胁、校园安全、恐怖主义及军事冲突等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上，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以《高等教育机构应急管理行动指南》为行动指导纲领，既从“指导理念、应急决策、组织架构、实践响应”维度明确了应急管理的总体方略，也从校本应急预案制定渐次推进角度明确了高等教育机构应急管理的理论规程，更以保护高等教育系统稳态运营为核心规制出“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各应对阶段的具体施策举措。其各类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总体上体现出“校本预案制定科学、应急培训演习到位、响应推进步调清晰”的积极价值，但同时也潜隐着应急体系松散、管理协同不足、社会动员有限、响应效率不高等明显弊病。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进行审思，对于我国相关领域的应急管理实践有一定的辩证参考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系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应急管理预案；美国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4-0048-07
进入21世纪以来，“911事件”“炭疽事件”“美加大停电”“卡特琳娜飓风”[1]等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急剧加速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外部环境变革，并不断倒逼其应急管理改进。为有效指导高等教育机构更好地应对各类公共事件，美国教育部安全与无毒学校办公室于2010年发布《高等教育机构应急管理行动指南（2010）》，以为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应急管理提供行动参照。此后，面对新的形势变化，美国又于2013年发布《高等教育机构应急管理行动指南（2013）》（以下简称《指南》），并以教育部、卫生部、公共服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等多部门联合颁发的形式，明确了《指南》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行动指导总纲的地位。为此，本文特以《指南》作为分析文本，一方面梳理阐释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实践，另一方面辩证审思其应急管理的积极价值和深层弊端，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公共事件提供一定的域外资料参考。
一、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所针对的事件及内容
美國高等教育系统的应急管理是针对特定事件而进行的。就目前来看，被列入其应急管理的事件主要有“自然灾害类事件、生物危害类事件、暴力威胁类事件、社区环境方面的危害事件、社区中的相关风险事件、校园安全隐患事件、恐怖主义及军事冲突”等几个大类。每一个大类的公共事件，则又包含着若干不同的具体事件，共同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内容（详见表1）。
如表1所示，上述各类公共事件，无论其直接发生在高等学校校园内部，还是发生在高等学校所在社区，抑或是发生在高等学校所在社区附近，其在理论上都可能会触发相关高等学校在特定范围内实施应急管理。与此同时，如果上述公共事件的波及面超过一定区域，扩大为全国性的突发公共事件时，则会触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对该事件的一致性应对。
二、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总体方略
在明确应急管理内容基础上，为保障应急管理推进部署的整体水平，《指南》还从战略统领高度，就“指导理念、应急决策、组织架构、实践响应”维度，明确提出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四位一体的总方略。
（一）应急指导理念：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应急管理核心理念，并在《指南》中明确规定，各类应急管理应采用全覆盖的危机管理模式，全面培养并努力提升高等教育机构应对各类危害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事件所带来的损害；与此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在应急管理预案制定上做出统筹考量，将多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管理统筹在一个应急管理预案中，形成应急防治的总方略，进而通过前期的多举措预防，为可能发生的公共事件培育必要的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2]
（二）应急管理决策：统一指挥、高效领导
在应急管理决策上，《指南》要求各高等教育机构统筹确立应急管理领导体系，并由董事会、校长等高层领导，直接对整个学校的应急管理进行决策和指挥。基于这一方略，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中，学校高层领导被赋予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决策指挥权，并通过启动应急响应、制定政策议程、实施应急计划等，确保应急物资、执行人员及时到位；在这一基础上，学校的中、基层领导具体负责推进落实各应急资源、应急人员的统合配置，并及时向社区公开相关应急信息。
（三）应急组织架构：组织全面、系统完善
在应急组织架构上，美国要求高等教育活动各牵涉部门合作构建系统完备、职能完善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进而多维服务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应急管理。围绕这一方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成立了“应急管理委员会”，并在管理委员会框架内实行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多主体分层参与以及公共事件预防和应对的分级管理，明确界分了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中各相关高校校长、教务长的权限，同时详尽地规定了执法、消防、医疗、疾控等部门的职责任务和协作范式。
（四）应急实践响应：协调联动、信息通畅
在应急实践响应上，美国将“各应急管理系统、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应急管理过程中各相关信息的顺畅对接”看作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生命线，明确规定高等教育机构信息处理部门应在公共事件发生第一时间进行信息汇总报送，供应急管理决策层决策参考。在此基础上，一旦启动应急管理响应，则各响应实施部门应及时将施策信息发布给师生员工、社区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应知晓应急信息的受众（诸如向交通部门传递疏散信息、向医护部门报告救护需求等），以使应急响应全体参与人员能依计行事、有序应对。
当然，除明确提出上述应急管理方略外，美国还要求其高等教育系统在应急管理全过程中依据事态演化情况不断调整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和工作内容，因时制宜地动态施策，全面提升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
三、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前期准备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共事件应对，是“公共事件未发状态下理论准备应对”和“公共事件已发状态下实践响应推进”的有机统一。其中，“未发状态下理论准备应对”即各高等教育机构围绕校本应急预案制定，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通盘考量与应对。
（一）组建应急管理预案编制团队
应急管理预案制定是推动各高等教育机构实施高效应急管理的基础，而预案制定的首要工作又是组建预案编制团队。一是确定核心团队的人员构成，要求团队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吸纳学生及其家庭成员代表、急救人员代表（如执法人员、医疗救助人员、消防部门人员）、高校（或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代表、公共卫生与心理健康人员代表、特殊需求人员及其组织代表（如残疾人、慈善机构等）[3]。二是由团队人员商定应急预案框架和预案编制流程，依据各团队成员的部门来源、专业知识、所代表群体的应急诉求，讨论形成各公共事件应急预案通用框架，并明确预案从“初稿撰文—修订改进—定型实施”到后续动态调整的总体流程。三是确定团队人员的角色分工及职责任务，明确专人负责预案初稿、预案评估、预案修订、预案核准等工作。
（二）统筹编制应急管理校本预案
高等教育系统对公共事件的整体应对，离不开具体的高等教育机构应急实践。每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既是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应急管理的核心主体。为此，以高等教育机构为单元的校本应急预案制定，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理论准备的核心要务。在应急管理校本预案内容模块上，《指南》有着明确要求：一是在领导指挥模块，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或教务长在各类事件应急中承担起强有力的领导责任，并指派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人员对整个应急管理工作进行统领；二是在决策支撑模块，要求全面厘清应急处置不同阶段相应责任部门的可支配资源要素，形成应急管理过程中“可支配资源要素与应急管理理想需求调和决策”的理性参考；三是在组织实施模块，要求从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学校不同部门职责划分、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应急资源要素准备、应急响应报告及决策程序等多个方面，统合构建权责分明、运转顺畅的应急管理实施体系。
（三）实施应急管理预案的评估修订
预案文本对应急管理实践的指导价值，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案文本的科学性。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极为重视应急管理预案的评估及修订，要求在预案文本初步形成后，通过对其实施环境的模拟分析，对文本中存在的纰漏以及预案实施的可能风险做出相应评估。在这一过程中，一是要评估应急预案的目标設定，围绕事件发生“前、中、后”的具体应对目标和事件所可能带来的不同损害，确定突发事件应对的主导目标、关键环节和具体策略；二是要选用适切的评估工具，分部门、分层次检视文本的瑕疵与缺漏，并在不同部门的统筹机制、响应机制、协调机制方面，做出兼顾整体决策而又符合部门实际的修订调整；三是要明确针对“自然灾害、生物灾害（传染病）、大规模食物中毒、有毒物质泄露、校园枪击、帮派暴力、炸弹威胁、恐怖事件、军事冲突”[4]（P22，33）等不同事件类型以及不同事件等级对高等教育系统可能造成的危害，阐明应急管理的响应等级和应对施策；四是要对应急响应各部门的应急能力、协同效率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对不同类型危害的承受能力做出评估，进而明确预案启动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人员、不同要素的投入力度；五是要科学研判事件的后续影响和次生危害，并针对性地提出预案文本中“恢复阶段”的施策举措。
（四）审定并核准应急管理预案
预案文本在历经一系列科学评估和修订完善后，方能最后定型为各响应部门、响应人员共同遵照执行的规范文本。在这一过程中，《指南》要求：一是要在专门渠道公开发布预案文本，以供社会公众进行访问查看，且预案文本须包括“基本计划”“功能性附件”“针对威胁和危害的附件”三个完整的部分，并在内容上做到通俗易懂。二是要将预案文本分发给各相关预案执行部门和执行人员审定，审核文本内容是否符合联邦及各州的法律规定，并检视文本的实践有效性、可行性、可接受性和完整性。在这一基础上，高等教育机构还应将预案文本向各参与方和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区合作伙伴和媒体）[4]（P50）进行宣传，以保证不同利益相关者都能知晓应急管理预案内容。三是将最终定稿的预案文本报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州政府、教育部，必要时还需报送联邦政府核准认定。
（五）演练与维护应急管理预案
预案的演练与维护是高等教育机构应急管理准备的末端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一是要积极组织预案宣传和培训工作，通过应急知识宣传、应急程序讲解、应急设施设备参观、应急技能培训等多维举措，切实提升公共事件应急参与者及其牵涉人员的应急知识储备和应急能力，使之能在事件发生时做出更为合理的应急行动；二是开展预案演习，组织有关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对预案进行模拟演练（含桌面演习和实践演习），尤其要通过应急处置演练，更好地找出实践应急举措与原有计划中的差距，找出应急预案可能存在的纰漏和不足，进而对原有预案做出改进；三是常态化的应急预案维护。尽管应急预案在制定初期会有一定的前瞻性考量，但其更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最优解[5]，而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能力、资源禀赋、外部环境等的变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预案本身的最优化。所以，《指南》也明确要求各高等教育机构依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动态地更新应急预案，并注明每次更新的内容和时间。
四、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实施步骤
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成效的高低，既与理论应对层面各高校应急预案制定密切相关，更直接取决于实践应对各环节的协同推进和针对性施策。为此，美国还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实施步骤和每一步骤的任务与举措。
（一）预防—缓解阶段
“预防—缓解”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实践推进的初始环节。“预防”主要强调积极采取多元举措来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缓解”重在考虑最大限度地规避和减少危机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损害。在这一阶段，其所需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1）对校园和社区相关数据进行检视，主要包括“社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既有数据、社区应对各类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软硬件条件、社区及校园区域内特定类型犯罪事件的数据，以及洪水、龙卷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事故发生概率”等；（2）对相关应急设施及其避灾场地的完备性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对社区、校园的应急设施设备尤其是相关建筑物的应急处置设施设备的检查，对突发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场地设置进行科学性、合理性的评估等；（3）增强高等教育机构相关人员的应急管理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诸如通过“校园—社区”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降低严重暴力事件发生率，通过应急管理知识教育等提高师生员工的风险防控能力等。但需要注意的是，“预防—缓解”的工作更多地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独立完成，较少涉及“联邦卫生部、公共服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等部门的协同。
（二）准备阶段
在“预防—缓解”的基础上，高等教育系统还需要会同其他相关系统（部门），从全局角度考量制定应急管理处置预案，为事件应急处置提供经过论证的、不断调整修订的、科学可行的操作指导。这主要包括：（1）建立与国家事件管理系统（NIMS）相一致的事件指挥系统（ICS），以在各类公共事件应对时能够形成步调一致的统一指挥；（2）统合执法、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消防等部门的意见，制定多主体共同参与、一致遵循的应急管理规程；（3）打造“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在社区、社区内不同高等教育机构间，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不同政府部门间”横向贯通的应急响应联合体；（4）吸纳非营利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多元力量提供应急管理的信息和资源支持，以保障应急管理过程中充足的物质资源获得和外部信息支持；（5）明确高等教育机构应急处置中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职责分工，做到专人专岗、任务到人（同时明确不同岗位在特殊情况下的递补人选）；（6）明确将学生（含留学生）、教职员工及两者的家庭成员纳入应急管理处置范畴；（7）针对不同事件作出“就地避难、封锁、疏散”等具体的处置模式，并辅之以相应的设施设备支持；（8）构建多种通信方式相结合的信息发布（传输）系统，及时向校园内有关人员通报应急事件状态及处置情况；（9）与社会媒体合作制定校园应急沟通计划，努力做到应急管理中与师生员工、社区和家庭间顺畅高效的信息互通；（10）与所在州及地方机构协调讨论并审定校园应急管理预案，以规避区域内各高等教育机构间应急管理处置的相互干扰；（11）按审定后的应急处置预案，对师生员工等应急管理参与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内容的学习、培训和必要的演练；（12）通过与校园和社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合作，为应急管理中的心理支持（心理干预）提供外部保障。
（三）响应阶段
在应急管理响应阶段，由高等教育机构的应急响应决策部门，依据事件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以及可能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及时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具体包括：（1）激活高等教育机构的应急管理指挥系统，按应急处置预案的各项程序和内容，具体实施各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2）及时向急救人员和其他社区伙伴进行应急事件的信息互通，让各类应急响应参与主体尽快了解事态信息、协同进入应急处置情景；（3）快速组建应急处置行动指挥中心，负责整个应急处置的人员调配、信息发布、资源统筹；（4）使用“电子邮件、书面文件、短信发送、电话沟通、网络”等多种方式，面向应急响应区域内的各参与人员、牵涉人员，进行高频次、动态化的应急处置信息发布；（5）应急管理各部门针对所掌握和汇总的信息及时决策，并按既定预案执行适当的响应策略；（6）及时统计并汇总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学校的设施设备损害情况；（7）对应急管理中已然启动的相关程序及各程序的实施及进展情况等进行相应的汇总，并依据事态发展做出施策调整。
（四）恢复阶段
依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围绕高等教育机构正常的运行环境恢复，具体从“物理和结构恢复、业务恢复、学术学习环境恢复、心理和情绪恢复”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具体包括：（1）物理和结构恢复方面，由损害评估小组对高等教育机构相关设施设备的物理损害、结构损坏以及交通状况、食品服务的可用性等进行评估，并综合确定教育教学工作恢复的进度计划表；（2）业务恢复方面，全面厘清突发事件对师生员工、办学设施设备的影响损坏情况，并切实依据受灾情况确定停课、停学或推迟上课（使用替代地点进行授课）以及接受物资和服务捐赠等决策，尽快恢复学校教育教学工作；（3）学术学习环境恢复方面，考虑采用在线学习等模式，同时对课程作业、课程考核、教学出勤、学费、住宿费、学习时限、毕业要求等做出统筹调整，并及时向媒体、师生员工及其家庭公布相关的调整内容；（4）心理和情绪恢复方面，多渠道合作引入“心理健康资源”，坚持为师生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校内与校外结合、短期与长期互补的心理健康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心理和情绪恢复支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应急参与人员、应急处置恢复人员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指南》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阶段划分的原始表述为“预防—缓解、保护、准备、响应、恢复”。但通过笔者对《指南》文本内容的综合审视以及对相关高校在H1N1流感等公共事件中的应对实践的分析梳理，可以得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实践应对既是一个由“预防—缓解、准备、响应、恢复”渐次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保护”为目标纽带而联结成的实践应对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围绕“高等教育系统人员生命财产保护、高等教育机构设施设备保护、高等教育系统运行能力保护”三个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生成了一致的目标，并依据这种一致目标分解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具体实施举措。换言之，我们既可以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应急管理分为“预防—缓解、保护、准備、响应、恢复”五个不同阶段，也可以将“保护”看作是其他四个阶段的一致性目标和联系纽带。
五、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辩证审思
作为社会巨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既有系统独立自为的实践部分，也必然与整个国家体制下的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结成关联。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分析审视，可以从不同程度上窥见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积极价值和深层弊端。
（一）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积极价值
检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总体方略、理论准备和实践推进的相关规制，以《指南》为行动指导总纲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其积极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校本预案制定科学、施策灵活。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极为重视按照应急管理预案制定的科学流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结合高等教育机构（学校园区）的应急准备和资源调配实际，制定适合校本特色的公共事件应急校本预案，并在各类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调整应急策略，及时发布应急信息，以从根本上提升应急管理的实践效能和预期应对水平。二是应急培训演习到位、改进及时。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相应的应急管理知识培训和应急实践演练，并通过培训应急队伍、落实岗位责任、熟悉工作规程、协调指挥机制、落实处置程序，有效识别、查找应急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纰漏，进而科学系统地评估和检测应急管理处置预案，为应急管理实践工作的完善提供依据。三是响应推进步骤清晰、任务明确。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有其明确的推进步骤，并在每一步骤上有着明确的任务要求。就绝大部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而言，只要高等教育系统能够切实依据外部环境变化，按部就班地完成应急预案中提出的任务要求，则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效能势必能够得到相应保障。
（二）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的深层弊端
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国家体制内的权力运行、利益博弈，亦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实效的提升。其具体体现在：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决定了其系统应急管理体系的松散性。众所周知，在高度分权的教育体制下，美国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长期处于松散状态，其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研究型大学、社区学院等各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权限分散于各州、各地方政府以及私人機构等多个不同主体，整个联邦政府和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总体上十分有限。因此，在面对单一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所发生的公共事件时，其单一体系的决策会使得应急管理高效、顺畅；但当公共事件的范围超越了单一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超越了地方甚至州界时，其管理权限分散的弊端就会极大地凸显出来。不同高校间、不同地方政府间、不同州之间的权力纠缠和利益博弈，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高等教育应急管理的行动决策，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弱化甚至损害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共事件应对实效。二是应急机构独立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应急管理的协同性。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为例，其采用的是“CDC（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HRSA（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MMRS（地方）城市医疗准备系统”分层参与模式[6]。但仔细审视，CDC主要负责开展传染病起因、传播方式和控制措施的调查，HRSA重在提高医院门诊中心和其它卫生保健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两者属于无隶属关系的平级部门（均属于卫生部），且职能发挥各自偏重于应急管理的不同阶段。此外，MMRS所联合的“地方执法部门、消防部门、自然灾害处置部门、医院、公共卫生机构”等部门，更多地强调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立运作、条块负责，总体上分工有余、联动不足。因此，从深层次审视，美国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协同低效的弊端被集中凸显，尤其当事件超越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时，部门间、系统间、区域间的应急协同势必遭受更大挑战。三是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应急决策效率。以H1N1流感应对为例，早在2009年4月12日，美国便发现了境内的首例H1N1病例，但未加以重视，直至4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有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警告，美国政府才宣布H1N1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即便如此，国土安全部负责人仍向公众宣称“灾难实际上还没有发生，不要惊慌”[7]。在具体应对上，除暂时关闭一些有疫情的学校外，美国政府没有强制隔离感染者，更没有隔离接触者，直接导致病毒蔓延并最终失控（2200万人确诊感染，3900多人死亡）[8]。直到10月23日，在“斟酌”数月之后，奥巴马政府才迟滞地按响了国家紧急状态按钮。这种数月“斟酌”的迟滞反应背后，隐含各种利益博弈（包括不同利益集团在经济利益与民生利益间的博弈、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间的博弈、决策层在政治利益与民生利益间的博弈等）对应急决策效率尤其是应急实践推进效率的制约。四是大规模公共事件应急中社会动员低效和政府调控有限。美国属于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增强了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共事件应对中的社会动员和政府调控力度。比如，美国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过程中，尽管联邦政府深知限制民众参加规模性聚会、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等举措，可为控制流感蔓延及其他因流感肆虐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起到良好效果，但基于其固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尤其在政府可支配调控的社会资源总体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应急动员，更多地只能通过媒体宣传、对从业医师进行专门指导、为社区医院和药房储备药品及疫苗等举措来加以应对[9]，从而导致了流感在更大范围上的大规模集中爆发，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和国民生命财产损失。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动员低效和政府调控有限的弊病。
尽管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国家整体实力，但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应对的相关文本分析以及对其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审视，我们既可看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急管理预案制定科学、培训演习到位的积极一面，也能洞见其国家体制和特定价值观所折射出来的利益掣肘、协同不足、低效松散等弊端，更从反面映衬了我国在1998年洪灾、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以及2019年底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彰显出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分析探讨，既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一定的域外资料比照，也在某种程度上启示我们：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尤其是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