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在清华大学就读博士一事引发热议，舆论和教育部都高度关注。清华大学官方回应称，徐景颜系“论文博士”。而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并不只是徐景颜一人，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多人是“论文博士”。这些“论文博士”多是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然而，早在2008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郭新立就公开对媒体明确表示，我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若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绝不手软”。此事引发网民的热议，反映出民众对学历造假现象的强烈质疑。目前，教育部新闻办已介入调查此事，将核查处理，等核查清楚后进行回应。
应该说，从“文革”后1978年博士教育起，至今34年来，我国的博士教育教学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近年来，随着民众对博士教育及其公平公正需求的不断增长，博士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教育部对各招生单位年度博士生招生人数的限制，使得考博成为高考之外的新独木桥。另一方面，民意焦虑于为何一些人却不需要真才实学，就能被名校录取为博士生，而且能轻松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此外，博士教育的其他问题，比如“种蘑菇”一样的粗放型培养，早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对博士教育质量的严重担忧。
就徐景颜厅长读“论文博士”这一事情而言，在民意的高度焦虑之下，有关方面目前亟须彻查与公开的有五大方面。首先，清华大学及其他大学、科研院所等招生单位的“论文博士”，是否获得教育部的授权、备案与认可;其次，这些招生单位的“论文博士”，目前一共招多少生了，毕业了多少，现在就读的有多少以及这些人在被录取时的职业与工作单位分别是什么;再次，这些“论文博士”的招生录取，是否占用了当年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的招生录取名额;复次，“论文博士”的招生标准和毕业标准，是否严格得到了执行;最后，为何绝大多数人(包括高等教育、科研领域的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论文博士”这么一种博士教育的制度?这些问题，正是困扰公众的几大待解的谜团。
“论文博士”，是欧美等国比较通行的一种成熟的博士教育制度，其学术要求与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相同，甚至更高。按理说，我国也完全可以有这种博士教育的制度。事实上，2004年8月28日起施行的国家法律《学位条例》不但没有禁止“论文博士”，而且还为“论文博士”的发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虽然现在我国到底有没有公开的“论文博士”这一博士教育的制度，由于相关信息有限，且已有的信息相互矛盾，我们目前尚难以断定，但是，这并不影响“论文博士”应该是目前全日制博士和在职博士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博士教育制度。当然，这一制度若要实行得好，就必须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以及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否则，就会沦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工具，成为不学无术之人登入学术殿堂的绿色通道。
学者张鸣认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多年来招收“论文博士”，无论官方核查结果如何，都是学术向官僚和权力献媚，有违清华百年学术传统。他指出，长期以来，清华相当重视与官方的联系。清华的文科院系起步较晚，为强化其毕业生在党政系统的数量优势，很多年前清华大学就开始面向副厅级以上干部招收文科“论文博士”。在张鸣看来，清华的“论文博士”，一般都是面向副厅级以上干部的，而且都是不需要参加统考的免试入学，不怎么需要上课，投入极少，颁发学位证和毕业证，非常不公平，“无异于向官员送文凭”。毫无疑问，如此的“论文博士”，一方面势必造成了权力对优质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侵蚀，严重危害博士教育的公平;另一方面也会危害博士教育的整体质量。
近年来，官员读博蔚然成风，与高校滥发文凭的现象合流。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就曾感叹道：“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重庆晚报》2009年报道，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曾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而财新网最近的报道《新任各省常委博士学位一览》说，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本轮中共省级党委换届的有19个省份'一共产生省级党委常委250人，但由于换届后中央调整河南、安徽、江西、西藏等省区部分省委常委，导致上述19省份现任省级党委常委实有24队，其中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者6031，占24.19%。这意味着近4个省级常委中就有1个博士。60位省级博士常委中，包括6名正省级高官，其余54位为副省级高官。其中，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既是工学博士，又是管理学博士。
官员读博，按理说，只要目的纯正，程序公正合理，学术水平达标，公开透明，当然是可以的——官员作为公民，有接受博士教育的合法权利。但是，众所周知，在目前的国情下，官员读博，混学历和文凭的恐怕是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往往公务缠身，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博士课业学习和博士论文写作。这就催生了种种走形式与系统造假。这种乱象，是双方造成的。对于博士招生单位而言，为了谋取部门或领导个人的利益，把学位拿来换取资源的利益驱动非常常见，有些高校甚至主动拉官员来读博。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身为副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有几所高校邀请他读博，有的学校甚至告诉他连考试都不用考。另一方面，官员为了在激烈的干部晋升中获得有利的竞争优势，也迫切地需要高学历，特别是光鲜耀人的博士头衔。互相需求，在一拍即合之下，“论文博士”就悄然诞生了。
一些高等教育的外行认为，要遏制高校滥发文凭、防止学历腐败，就必须堵塞通道——取消“论文博士”，因为它的存在，为权力寻租、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提供了便利，危害甚大。但高等教育的业内人士却认为，“论文博士”不能因噎废食。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步入终身教育的时代，今后的教育形式一定会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论文博士作为博士教育的一种培养方式，本身无可厚非。而要防止“论文博士”成为学历腐败的通道，显然就应该在公开与透明上做文章。官员读博的信息一定要公开、透明，包括原有学历是什么，有哪些学术成果，申请学位时提交了哪些资料，学校的评审结果是什么，招生录取时都应该向社会公示。录取后，学费从哪里支出，选了哪些课程，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凡不涉密的，都应当向社会公开——只有全面公开，才能遏制学历腐败。
有良心的高等教育专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2009年在其《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呼吁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他指出，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对官员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院士指出，“必须考虑社会需求、科研投入、导师力量、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要加强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宏观调控。同时要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为中心，促进博士生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而对官员混文凭早已深恶痛绝的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2010年就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国家整治这一现象，清理官员读博，维护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及公平公正。据他所知，国内有不少高校招收“论文博士”，如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
2008年4月，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就公开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而如今曝出的清华大学“论文博士”事件，正好重重地戳中了中国博士教育的软肋。在我看来，认真彻查与全面清理“论文博士”，进而由此开始系统整治博士招生与教育，应该是我国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必然选择。教育部3月16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博士生招生选拔评价方式、评价标准和内容体系等改革，把科研创新能力作为博士生选拔的首要因素……建立健全博士生分流淘汰与名额补偿机制”，并要“加强学位授权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加大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范围和力度，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我们希望，我国的博士教育，应该在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与质量保障两大方面，让社会与民众满意。
作者：胡乐乐 来源：凤凰周刊 2012年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