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系统是一个结构分化的等级系统。所谓结构分化具有两层内涵：第一，其内部存在一个按学科和专业畛域分布的相对严格的分工格局；第二，每一个学科或专业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即所谓的学术或专业共同体，共同体内部因为存在声誉、地位以及其他资源差异而形成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分层结构。这种分层结构不仅表现为学术机构之间存在着等级，而且还表现为不同成员之间在身份、地位和声誉上的明显差异。诸如那些少数在国内外声名显赫的研究型大学，俗常中我们常常提及的“高端人才”、“杰出人才”、“拔尖人才”、“领军人物”、“学术精英”、“学术权威”，以及带着各种诸如诺贝尔奖得主、院士等头衔的学者，即印证了在学术系统内部所存在的这种再寻常不过的等级、阶梯和差异结构，即本文所谓的“学术阶梯”。在此，对于这种差异结构存在的合理与否我们姑且不做价值判断，它也不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一个已然存在着的分化系统中，拥有相对优势地位的成员究竟是如何通过参与一个带有高度竞争性或赞助性的障碍赛过程而成为优胜者？
一、既有研究结论及其理论解释概述
国外关于学术系统分层以及学术英才成长的有关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有关研究文献及其观点的详细梳理，笔者已经做过专门的综述，具体详见《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一文，在此不复赘述[1]。概括而言，关于优秀学术人的成长和认可机制无非有三种理论解释：第一，所谓业绩至上的普遍主义认可准则，即学术人通过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意志力，以学术发表上的质量和数量优势来赢得同行的认可，学术人的这一成长过程又被称之为“竞争性的流动”或者“优势累积效应”；第二，所谓特殊主义的认可准则，即学术人通过借用其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与其家庭出身、毕业院校出身、学缘关系以及学术界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等)，而获得发表或地位上的优势，该过程又被称之为“赞助性流动”[2]；第三，两种认可机制之间或者竞争性流动与赞助性流动之间，存在一种互动放大和转化效应，过于偏重任何一种解释都被认为有极端化的取向。[3]上述结论和理论解释基本上都来自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但是，对于中国学术界上述有关理论解释是否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相关扎实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学术精英的研究多是以两院院士或如“国家杰出青年年基金”获得者等为研究对象。这些针对中国绝对意义上少数学术精英成长过程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都是对西方经验研究结论的证实。譬如，较有代表性的是曹聪关于“中国科学精英”的研究。他以中科院院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学术精英的成长与其家庭背景间存在高度相关，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的院士占据半数以上；第二，学术出身(毕业的国内外机构声誉和导师地位)与其成长间存在高度相关；第三，私人联系(关系)对院士身份获得有明显影响。总体上，他的研究基本验证了朱克曼关于诺贝尔获奖得主的研究结论。[4]
陈晓剑等人通过以“973”计划项目首席专家为对象，对其高中后的教育背景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本硕博教育阶段的连贯性程度与人才成长间存在关联；第二，长周期培养对人才成长有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国内外混合培养模式(包括具有国内和国外大学教育经历、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教育经历)是高端人才成长的关键路径。[5]相对于其他研究，陈文所尤为关注的是高中后教育背景与学术地位获致间的关联，但是，相对于以往研究，它更深入地分析了高等教育过程中不同培养模式或路径的影响，丰富了人们对高中后教育经历与学术地位获致之间关系的理解。
吴殿廷等人主要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对“两院”院士出生地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认为区域、地理环境和因素是构成高层次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与此同时，他们还从院士出生季节、出身家庭、父母职业、出身高校、重要影响他人、社会时代背景(政治和国际交往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简单统计分析，认为上述所有变量都对高层次人才成长有着显著影响。[6][7][8]
因为上述研究对象的成长过程所跨越年代相对较长，为控制因为时代环境差异而产生的众多难以比较和解释的复杂变量，有些研究者把研究对象更多聚焦于近年来才脱颖而出的年轻优秀人才群体。如郭美荣等人以1994－2008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9名获得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总体上的统计分析，得出了与上述研究略有差异的有关结论，如在关于学术出身上，名校(“211”高校)出身虽有一定影响，但并不具有绝对的显著性(本科毕业“211”高校的占59％，而非“211”高校为41％)。此外，年龄(成长周期)、流动频次(学习和工作机构转换)和国际游学经历也是影响人才成长的重要变量。[9]瞿振元等人则对改革开放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两院院士样本展开分析，研究结论与郭文相似，即年轻院士的本科教育经历具有多样化趋势，并不完全向顶尖大学集中(“985”高校15人，非“985”的“211”高校10人，非“211”高校16人)，但是，他们的研究生教育却明显向“985”、“211”高校、中科院和海外大学集中。由此概括出：“多元复合”教育经历、海外经历和任职高校的地位等对人才成长具有关键性影响的结论。
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归纳，其大致的经验共识是：高层次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变量包括家庭出身(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出生地)、中小学教育经历(如教师等重要影响他人)、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经历(包括学校声誉地位、学缘关系、培养路径等)、海外经历、任职工作机构声誉和地位、学习和工作流动频次，等等。在此，我们对上述有关研究所存在的质疑是：第一，过多研究都集中院士群体，而由于该群体成长社会背景存在极其复杂的非均质性，相关统计性的结论可能多少有些武断。例如有研究以南方院士数量高于北方为依据，得出南方人比北方人聪明的论断。其实该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不同地区的经济、
历史、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等环境性后天因素，人才成长与智商、人种差异间没有关联，这已经是国外研究的基本共识，出生区域差异会影响人的聪明程度就更是荒谬。只要对有关变量稍加以控制，上述结论就不攻自破。如李永瑞通过把研究对象锁定在50后两院院士身上，研究发现：区域汇聚现象大大减弱，并得出院士的区域汇聚在很大程度上与属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可获得性相关的结论。[10]第二，因为上述大多研究的样本规模太小，简单的频数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譬如甚至以院士出生季节分布的微小差异来推断出气候冷暖会影响智力的结论，恐怕很难找到站得住脚的依据。第三，即使上述由经验数据而获得的有关结论是客观的，但是，大多研究并没有解释究竟各个变量是如何影响成才的，即对成长机制缺乏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很有必要在高层次的学术人才之外，引入一个一般性的学术人才群体作为参照，通过差异比较可能会更有助于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某种机制。
二、学术界中“跨栏赛”的全过程分析
与其他社会场域情形相仿，学术界能够被称之为真正“高端”的人才永远是少数，这正如洛特卡(Lotka, A. J. )和普赖斯(Price, Derek John de Solla)所揭示的“洛特卡——普赖斯定律”现象。[11]因此，正由于它们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所有关于院士群体、诺贝尔奖得主、“杰青”获得者等类似小群体的研究，虽然也不乏其研究价值，但是，如果仅仅以此就认为能够揭示学术界内部所存在的各种规则或者学术英才成长规律，其难免存在偏颇。而且尤其令人生疑的是，在所有相关研究中人们所选择的样本都是单一性的精英群体，少有把其他非精英型学术群体作为参照样本的研究。由此获得的实证结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即使它的确反映了精英群体内部所存在带有共性的结构特征，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是精英的独有特征，或者说是否也反映了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乃至整个学术人群所共有的特征也未可知。
从常识上判断，因为相对于其他职业，在当下社会要获得学术人职资格一般都需要获得博士学位，入职前的训练周期长，整个训练过程筛选环节多，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高昂。因此，如果没有较强的学术抱负、基本的智力水平和经济条件保障，一般人很难能够坚持下来。所以，目前许多关于英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经验性分析结论或者说共识很有可能在整个学术人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因此，真实的或者值得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是我们采取如何的研究策略，滤掉那些很可能是所有学术阶梯中学术人带有共性的因子，离析出真正为少数精英所独有的成分。
如果把学术人的成长过程比喻成为一个漫长的跨栏比赛，决定谁能够成为整个竞赛过程中优胜者的因素，概括国外以及上述我国相关研究结论，其实无非包括如下方面：第一，个人因素，包括智力、兴趣、学术抱负和意志力等；第二，个人出生和成长家庭条件以及家庭所在地的环境因素；第三，中小学教育环境因素；第四，中学后教育环境因素；第五，一生中与其职业发展相关的重要他人；第六，学习和工作环境转换和职业流动情况；第七，入职后或当下工作机构环境和条件，等等。上述每一维度如果进一步展开可以细化为无数具体的变量，显然，如果为了照顾到系统性和全面性，从实证的角度，对变量的测定宜粗不宜细是不得不为之的研究策略。故而，为尽可能地全面覆盖上述维度，本研究特意设计了一个22道题项的量表，试图对“成为一个出色学者”的有关影响因素尤其是赞助性因素展开分析。
问卷施测后克隆巴赫系数为0.881，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与所有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优势在于样本规模大，样本覆盖我国50所研究生院高校(全部都属于“985”或“211”高校)教师，样本量达到6334个。通过这样一个大样本的研究，不仅对既有的有关研究结论进行反思性的检验，而且还尝试从中更为精细地区分出在学术阶梯中拥有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学者间在有关方面的差异，并最终为我国学术系统内部认可机制提供理论解释，揭示其内部结构和特征。
三、调查说明和数据分析结果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我国56所研究生院高校，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该56所高校在学术上基本能够代表我国高等教育(中科院系统不包括在内)的最高学术水平。问卷的发放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策略，大致根据教师总体的一级学科分布情况，对56所高校的有关院系进行整群抽样。进行院系选择时适当考虑到各一级学科的排名，基本都是教育部学科水平评估中名列前5名的学科。问卷发放共12609份，有50所高校给予了回应，共收回有效问卷6334份，回收率约为50％。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
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方法(KMO＝0.894，巴利特球度检验p＜0.001)，并进行最大变异正交旋转，本研究提取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人因素；第二，家庭因素；第三，研究生教育因素；第四，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环境因素；第五，工作机构和组织内外环境因素。(见表2)因子分布结构基本符合我们设计的维度，不过，也许是因为涉及因素实在太多，该5个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仅在60％左右，降维效果不理想，而这从另一方面又恰恰证明了学术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高度复杂性。但是，即使如此，从中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发现，入职后的职业和工作环境和学术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因素相对而言更为重要；家庭出身和个人因素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当然，这毕竟仅仅是简单数据呈现的结果，我们尝试着采用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再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一)家庭出身与英才间存在的因果关联
关于家庭出身与英才间的关系，最有影响的是朱克曼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她采取简单的统计分析，发现大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家庭[12]，我国众多关于早期院士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此，我们所存在的困惑是，较为良好的家庭出身(经济条件、父母文化层次)是否是英才的独有标志？西方众多研究表明，家庭出身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影响变量，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少数卓越的学术人才身上，而是在所有学术人(高校教师)中具有普遍性，主要发生于学术人成长的早期，特别是大学前的教育和生活历程。如朗(Dwight Lang)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本科生毕业机构的声誉和社会阶层是预
测学生所攻读研究生教育机构声誉程度的强变量。[13]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除了社会阶层这一变量在发生持续影响以外，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究的是：具有可预测性本科生机构声誉又是否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联系？
大量西方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表明，由阶层出身所造成的差异，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不同阶层进入有声誉大学的机会存在差异。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基本实现的1960年代，克兰(Diana Crane)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即使在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阶层出身依旧对入学机会发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是本科生教育阶段的延续，相对于中上阶层，底层子弟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机会更少。[14]依照该逻辑反推，如果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获得学术职业的基本资格要求，显然，有更多进入高水平大学机会的中上阶层必然在学术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形成这种格局的根由，并不仅仅在研究生教育时期和入职之后，而是在本科教育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阶层过滤效应。正是因为这种过滤效应，在以中产阶级出身为主的学术人员群体中，自然也会生成占绝对比例的学术精英或者高层次人才。换言之，良好的家庭出身并非是造就学术英才的直接原因，而是因为家庭出身因素介入了整个教育的筛选过程，进而间接地与英才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之间发生关联。故而，朱克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内早期关于院士的研究，在家庭出身的关联上虽然有客观数据支撑，但是，并没有真正揭示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复杂因果链条关系。
我们不妨将这一因果链条表述为：“中产阶级家庭出身——高声誉本科机构——高声誉研究生教育机构——中产阶级主导的学术人员群体——中产阶级主导的少数英才”。显然，依此逻辑，我们虽然可以说中产阶级主导的学术人员群体必然会生成中产阶级主导的少数英才，但是，我们却不能得出中产阶级背景一定会与英才成长间存在因果关联的结论。因为两者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而是间接相关。表3为我们调查样本的父亲学历和职业分布情况，从中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研究生院高校教师中，父亲拥有高中(中专等)以上的学历比例已经达到60％以上，而父亲职业为农林牧渔等职业的比例仅为20％，管理领导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合占约48％。这足以表明在当今一个社会差异结构已经形成的我国，与美国学术界情形相仿，中上阶层子弟已经构成我国高水平大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因此，在直观的数据表现上，以上根据国外研究结论而形成的推论在我国也大致是成立的。概而言之，在一个以非农出身占绝对比例的高水平大学教师群体中，得出英才多来自中上阶层的结论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英才从中脱颖而出的该群体的结构性特征，简单地推断出英才与家庭出身存在因果关联则是存疑的，因为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少数之外更多出身良好的人不能成为英才的原因。
(二)英才究竟具有什么个人特质
关于高端人才的个性和特质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这些个性特质包括智力水平、个人兴趣、创造力和意志力等。因为所涉及的这些因素都带有内隐性特征且实在过于复杂，即使在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也难有确证性的结论。故而，在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人们更多采取一些相对简约的量化指标如智商、学术产出和一些描述性的指标如个人或机构声誉、个人兴趣和意志品质等，来大致分析彼此间的关联。关于智商与学术业绩间的关联，国外众多研究表明，两者间的确存在相关性，但影响并不显著。如赖斯金(Barbara F. Reskin)概括大多研究成果后指出，其相关系数大约在0.18～0.30之间。[15]扎克斯(Jeffrey S. Zax)等人对IQ与学术成就、收入间的关系研究则表明，在成就和收入方面，人们到35岁时的85％和53岁时的75％的差异与18岁时测定的所有指标间没有任何关联。[16]显然，抛开个人之外的环境因素，与个人成长间更为相关的个性化因素应该是非智力性的。在此，所谓非智力性因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求知激情(与兴趣、情趣相关)，其次是意志力(包括专注、勤奋、坚韧等态度)。而事实上，兴趣又往往与意志力(持续关注)间存在高度关联。这几乎是被很多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所证实。
然而，与上述关于家庭因素同样让我们困惑的问题是，个人因素究竟反映了所有学术人才带有的共性品质，还是少数高端人才所独有的品质。我们通过对调查样本进行简单的描述分析(见表4)，不难发现，人们对智力因素与学术成长间的关系整体上给予了基本的正向认可，但认可度不高。相对而言，兴趣和意志力因素得到更多的肯定，尤其是意志力因素最为关键。因此，关于我国学术人才成长的个人影响因素分析大致符合国外研究结论，不独于此，它也基本符合既有国内外关于少数精英研究的相关结论。考虑到我们研究样本的非单一精英性群体特点，该结论又表明，既有关于构成少数学术精英成功的个性潜质特征，并不为少数精英所具备，而是处于学术阶梯不同位置的学术人所共同认可的普遍性特征。
(三)环境因素与英才成长间的关联
目前，无论中外，几乎所有关于学术人成长的研究都通过客观数据呈现出如下带有相对一致性的结论：第一，家庭出身与优质教育资源享有机会间存在关联；第二，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机构、入职机构的声誉对学者的未来发展前景具有高预测性。在此，我们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大样本的分析来检验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最为关键的目标是：如果上述结论成立，我们要探索上述各个存在相关的因素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与学术人成长相关的环境因素大致归为：家庭环境、中小学教育环境、大学本科教育环境、研究生教育环境、工作机构的组织环境和学术界内部氛围等几个维度，并尽可能细化为相关的可以操作的变量。数据结果显示(见表7)：在关于家庭的影响上，父母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条件对学术人成长的影响基本处于中庸水平。也就是说，在上文中尽管统计结果表明，目前大学教师出身具有明显的中产阶级化倾向，来自城镇阶层的占绝对比例(见表5)，但是，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层次对个体成长或许有影响，在主观评价上并不非常显著。当然，这一结论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它没有能够解释在农村人口居多的中国，为何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或城镇占有绝对比例的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后文将就此再展开进一步的
分析。
其次，关于大学或研究生教育机构的层次和声誉的可预测性问题，因为样本几乎全部来自国内“985”或“211”院校以及境外高校(见表6)，在缺少参照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参照组(因为拥有博士学位已经几乎是我国高校获得教职的基本资格条件，而拥有博士培养条件的单位基本集中于“985”和“211”层次的高校中)的前提下，学术出身(博士层次)与英才成长间存在因果关联是根本无法证伪的命题，所以也无多大意义。
除了家庭、个性和博士毕业机构层次因素之外，问卷结果显示(如表7所示)，其他有助于个人学术成长因素还包括中小学时期的学习习惯，不同教育阶段的重要影响他人，大学相对自由和广泛通识教育以及规范的专业训练，研究生时期导师的声誉和指导态度、论文选题方向、选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工作后机构的声誉，工作部门和谐但又存在适当竞争的氛围，工作机构相对宽松的学术考评制度、足够的研究资助和设备设施条件，以及与学术界有着广泛交流渠道和人脉，等等。相对而言，在中小学时期，学习习惯养成最为受到重视，中学后教育时期对专业训练的重要性超过了通识教育，研究生教育时期的各方面因素都受到关注，工作机构的声誉、相对宽松与合作的氛围和硬件条件都被视为较为重要的影响变量。此外，个体在学术界与其他同行间的交流渠道和网络关系也显得较为重要。
另外，从表7中不难发现，就总的趋向而言，大学以及大学后的环境因素对学术人的成长越来越重要，即我们不妨把该阶段视为成长的关键期。其中研究生教育、最初入职机构的环境条件和个人在学术界的网络关系，构成个人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性的影响因素。
应该说，以上针对所有学术人员的实证研究基本与既有相关英才研究的结论存在相对一致性，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上述因素都未必是构成少数英才脱颖而出的独特的、关键的变量，而是很可能反映了整个高水平大学中学术人群体的整体结构性特征。因此，为了便于进一步离析出那些为少数英才更为关注的变量，我们在此尝试着对样本中的精英与非精英进行了两种方式的界定：第一，把是否在全国性学术专业组织中任职或在权威期刊中担任编委等职务作为区分精英与非精英的标准(代表共同体内部认可的学术权威)；第二，把特定年龄时期(36～45岁)担任教授或讲师职务作为区分标准(组织内部认可)，分别对其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学术人员，在有关因素上不同身份和职称的教师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担任全国性学术组织职务的教师(我们的假定是该职务代表其在各个学科领域的高地位)更认可早期家庭、中小学和大学时期的环境影响；36～45岁之间的年轻教授(我们的假定他们是大器早成的学术英才)相对于该年龄段的讲师，更认可个人的意志品质和高度竞争的团队内部环境而不是家庭出身的因素。根据两种不同身份界定出来的英才在结论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推断是成长年代和环境不同与当下自我学术成就体验不同是主因，因为有50％以上在全国性学术组织担任职务的人们超过45岁。进而言之，不同时期宏观的社会环境很可能是影响人才成长的潜在变量，相对于早期学术英才或者其他学术人群，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术英才更认可个人品质因素如意志力和竞争精神等(见表8和表9)。根据不同方式界定的两类学术精英仅在竞争性的团队环境因素上，都给予相对更为积极的认可。
四、对既有研究结论的反思性修正、补充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既有关于英才成长规律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反思性结论：
第一，本研究调查数据表明，中国高水平大学教师群体出身已经出现明显的中产阶级化趋势，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吃惊。该研究也证实了目前中外关于家庭良好出身与英才间存在高度关联的结论。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这其中实际存在着一个亨普尔式的覆盖律逻辑，即：大部分的学术人才(A)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B)，少数英才(X)是学术人才(A)，因此，少数英才(X)也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B)。因为忽略了“A是B”这样一个大前提，所以，我们认为目前众多关于英才与家庭出身间关系的解释是存在缺陷的。
第二，学术人才的成长大致分为两个基本阶段，从出生到大学教育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启蒙时期，大学后教育和工作阶段为成长的关键期，家庭作为赞助性因素对子女成长的影响主要发生于启蒙期。本研究证实了家庭出身环境以及个人因素对学术人才所存在的积极影响，但是，在通过对其中的特殊群体(英才)进行实证研究，在控制有关变量之后，以不同方式界定的英才对于早期家庭和个人因素与其学术发展影响的理解，与其他一般学术人群之间仅在个别方面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英才更强调个人意志力因素，淡化家庭经济条件因素，其他方面则无显著差异。换言之，就总体而言，早期的家庭和个人因素与其说是影响英才成长的独有变量，不如说是影响高水平大学中所有学术人的共同变量。
至于家庭和个人因素如何在学术人早期启蒙过程中发生作用，西方社会学领域学者对此有诸多理论解释，譬如布尔迪厄从家庭所拥有文化资本(品味、情趣等)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即代表中产阶级风尚的学校文化与主导的中产阶级家庭情趣和品味达成一种共谋，进一步巩固了其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柯林斯(Collins)则认为，因为中上阶层拥有并善于操控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资源有助于其后代的教育选择和高地位的社会职业获得；梅耶(Meyer)则指出，在社会中存在一种非法定的和为社会所正式认可的组织性特许(organizational charters)，它往往行使着一种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功能，譬如“名校”的招牌便带有这种特征。[17]诸如此类甚至更为激进意义上的带有批判性的理论解释很多，因为社会背景存在差异，上述解释对我们未必适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差异社会中，家庭所拥有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多，必定对子女的启蒙期教育乃至个人抱负有所裨益。尤其是家庭条件不仅有助于子女早期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更有助于与学术职业相关的某些个人品格的养成。如表10所示，个人天赋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都存在正相关，个人情趣偏好与个人意志力、父母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这也意味着，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除了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质资源以外，
其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源也通过子女的个性品格、兴趣和习惯养成而发生影响。它发生于人才成长的早期，并可能在个体的整个生涯中持续稳定地发生作用。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对学术人特别是精英成长而言仅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真正带有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是大学后成长期的个人意志力、工作环境条件和在学术界拥有网络资源等因素。
第三，在学术人成长的关键期即大学后教育时期，研究发现学术人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意志力、工作环境和在学术界拥有的网络资源等。与一般学术人群相比，少数英才更认同个人的意志力(即勤奋和吃苦精神等)、高度竞争的环境、良好的研究设施和设备条件以及与学术界同行间广泛交流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作为学术阶梯中的高地位者或者竞赛中的优胜者，我国学术界少数精英的脱颖而出其实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认可机制，或者特纳所谓的竞争性和赞助性流动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中，意志力、竞争精神和成就欲望是构成其上升台阶或地位获致的基础性条件，而客观性的物质条件和在学术界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则是支持性条件。当然，除此之外，谁能够成为学术跨栏赛中的优胜者，还取决于众多其他支持性因素。表11为我们以是否在全国性学术组织兼职为因变量所建立起来的回归模型，从中不难发现，年龄越长、有1～2次工作流动机会、从教时间越长、职称越高、科研经费越多、个人收入越高、出访交流越多越有助于个体学术地位的获致，出生于中等城市的学者获得高地位的机会最多。在校院系中担任行政职务，对个人学术地位获致有显著影响。该结论其实也符合在我国高水平学术机构中拥有行政资源会更有助于学术地位获得的一般性共识或常识性判断。换言之，拥有行政资源(校院系行政领导)和足够的资历(年龄和从职时间)在我国学术领域依旧是个体学术地位获致过程中的重要赞助性变量。
最后，有必要结合本研究结论就“学术英才成长规律”的内涵略作说明，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我们认为，所谓“学术英才的成长规律”在本质上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一种判断和解释，这种判断虽然很难说是一种“本质性的认识”，但是，相对于一般性的缺乏严格实证检验的直观判断和逻辑推演要更为合理和可信。通过对既往成果进行实证意义上的检验和反思，本研究认为：学术英才成长规律的分析其实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特定社会的阶层结构和社会风尚。学术英才的涌现尽管与中产阶级群体间不存在直接关联，但是，因为学术职业与该阶层间存在天然的近缘关系，学术人多来自中产阶级却是中外皆然的客观现实。因此，在间接意义上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大小和该阶层生存境况和文化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社会的学术人整体品质和水准，进而影响到英才产出的质与量。由是，在差异结构已然形成的当下社会，如何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并改善其阶层生活品质，如何通过差异补偿的方式让底层子弟拥有更多进入学术职业的通道，这看似是一个关涉公平的社会学话题，其实，它也有着极为现实和丰富的人才学内涵。公平和正义并不构成一个充分条件，但它却是一个社会英才辈出的必要条件。
宏观性的社会结构构成微观层面人才启蒙期教育品质的背景性条件。米勒(Brent C. Miller)等人基于他们对大量既有实证研究文献的综述和评析，将创造力表现突出儿童的家庭特征概括为：父母有人身安全感，不必为其社会境遇而患得患失，不受社会需求约束；父母无论是在认知还是人际能力方面都有良好表现，家庭内外的兴趣广泛；尊重子女，给予子女以自主和自由空间，对子女的能力有信心；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并不过度亲密(即溺爱)，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等等。[18]显然，上述所谓创造力儿童的家庭特征带有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情趣，它揭示了在微观层面早期人才成长的家庭内部机制。其实，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父母的影响远不止于家庭内部，他们还以各种方式介入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制度的变迁。概而言之，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同时又不放弃底层弱势阶层，这不仅是一个稳定和成熟社会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让整个社会人才辈出、创造力得以充分释放的先决性条件。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优质资源仅为少数人禁脔，生存和功利为大多数人的第一需要，甚至带着“中产阶级”标志的群体都在为生计而挣扎，我们对拥有大批杰出人才则不可能有过高的期待。
其次，由学缘、学术界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行政资源等所构成的赞助性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强学缘关系与强社会网络固然会有利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合作，但是，它又有可能带来学术思想的相对封闭，尤其是学术地位获致过程中的公正性缺失问题。至于由行政资源所带来的赞助性影响，更多带有负面性，这也是我国学术运行体制中的痼疾。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样本中有60％人不同程度地认为“行政职务对教师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无疑表明在我国基于纯粹学术水准的学术认可和学术资源分配制度尚存在问题，该问题如不能够彻底得到解决，它对年轻的尤其是有潜力的学术人成长将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整体良好学术氛围的建构。
收稿日期：2011－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