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新旧职业更迭加速，组织形式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逐渐为扁平形式所取代，呈现出信息化、分散化、扁平化、小型化和多元化趋势。组织扁平化后，相对层次减少，员工晋升机会减少。随着组织变更、破产、兼并加快，劳动市场弹性化战略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员工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横向的工作变动或不断的职业变更，必须在组织内部不同岗位和角色之间转换或在不同的组织之间流动，个体就业开始进入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
一、无边界职业生涯的特征：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动态性与多向性
无边界职业生涯的概念最早由Arthur在1994年《组织行为》杂志特刊上提出，指“超越某一单一雇佣范围设定的一系列工作机会”①，即个体不再局限于一两个组织内完成其职业生涯，而必须经历多个组织、多个岗位、多种职业。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个体可能多次面对职业生涯危机。职业成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个体的流动性被视为职业成功的重要标准，个体必须接受职业生涯多组织转换的无边界现实。
传统职业生涯强调员工的忠诚和长期雇用，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模式下，组织重视的是个人对组织的价值，员工也不再对组织依赖，而是根据自身需要变换岗位甚至职业。组织对员工个人的技能要求不再是单一的特定专业技能，而是具有广泛迁移价值、能在多个岗位发挥作用的技能。职业生涯的发展阶段不再和年龄相关，而和学习能力相关。社会的发展由稳定性向多变性转变，组织过去注重稳定性，资格的获得、经验的积累、职位的高低等皆与年龄相关；而今谁有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谁就可以处于职业生涯发展的主动地位，持续学习成为个体工作的一部分。员工职业生涯可能比诸多企业都长寿，高素质劳动者在其工作的专门领域内有很高的流动性，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忠诚而不是对就职的组织忠诚。“第二职业”和“人的后半生”已成为发达国家的行话，工作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与组织雇佣关系改变相对应，为了适应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与降低成本，组织不再进行职业生涯管理，职业生涯管理的责任回归个人。培训将主要由正式、系统的变为更多即时的、在岗的。
无边界职业生涯的本质特征是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多维的职业生涯转换是其基本表现。根据职业转换跨度，无边界职业生涯转换可分为组织内转换、组织间转换、职业间转换三个层面。科技发展使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水平日新月异，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同时技术进步导致企业内部工种结构变化，从而产生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由于竞争加剧，企业和组织寿命日益缩短，难以做出长远规划，不可能为员工提供终身或长期就业保障，个人职业生涯就不是在同一组织逐步升迁、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生中经验、技能、学习、职业转换和身份一系列改变的多变职业生涯，职业发展是持续学习及在工作挑战中实现，就业是人的一生中围绕职业而进行活动的一个动态过程。
但是，无边界职业生涯并非盲目地无效迁移，它强调跨越，强调对各种边界的跨越，包括跨越组织边界、跨越职业边界、跨越角色内边界、跨越角色间边界等。这要求个人具有便携式的知识和技能、跨越多个组织的才能、对有意义工作的认同感、多重网络以及学习关系的发展等。在无边界职业背景下，个人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和更为频繁的工作变动，多样的就业环境要求个体具备较高的就业能力，快速适应新岗位的能力，个人必须加强主动性人格和无边界职业思想倾向的培养，关注职业的变化趋势，不断根据社会变化修正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促进所学知识的迁移与转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职业方向，时刻准备重塑自我，具有能够在不同工作和组织间实现平稳的职业生涯过渡的个人弹性和适应性，以跟上变革的步伐。熊彼特提出，“充满生机的失衡”是经济唯一稳定的状态③，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充满活力的失业与再就业”将成为多数人正常的工作或生活状态。
二、无边界职业生涯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取向
诸多用人单位苦于无人符合其职位要求的同时，大量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高校人才培养离用人单位要求甚远，形成了我国当前毕业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空岗”同时出现的奇特现象。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提高与利用不平衡造成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不相适应，影响到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当前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错位，就是这个不平衡的集中体现。为此，针对无边界职业生涯的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一)回归教育本位，恪守大学使命
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大学生所接受的课程教育没有太多显性价值，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没有学到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思考并走向职业化、技能化道路，逐渐丧失对学生成才的非功利化定位，教育本身的目的和意义逐渐淡出。大学教育越来越“蜕化”为求职谋生的“入场券”。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大学招牌上的“学”越来越黯淡，就业训练营的浮躁打破了象牙塔的沉静，有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只有不到20%的学生考研是为了追求学术理想，其余80%是为了增加就业砝码。于是，研一生也像大学生那样——身在象牙塔，心在企事业，延迟两三年，就业再训练④。
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的专业教育和职业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变得模糊；随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多元化，企事业单位活动日益多元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态也就变得多元化。专业与职业的简单对应不能适应社会经济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知识创新和衰亡速度加快，要求个人及时更新知识、完善知识结构、培养新的技能，抱守一技之长难以维系终生。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工作领域的迅速变化，行业转移、职业流动加快。高等教育对于专业教育的过分关注，无异于自认作牛，任人牵着鼻子走。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里，仅仅靠那种职业性技能的学习，很容易被社会淘汰掉。据有关统计，专业人才一生所需的知识只有20%—24%从学校获得，74%—80%的知识是离校后取得的⑤。于是人们疑惑：在大学里所学习的课程内容岂不是没有价值，既然只有20%—24%的知识从大学的专业学习中获得，又何必浪费宝贵的四年青春呢？许多大学毕业
生认为，自己投入过多的时间与金钱，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中国青年报》的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高校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找到与其专业相对应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构造一个得宜的迎战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的头脑，而不仅仅是充满知识的头脑。大学应关注自己的“育人”使命，启迪并教会学生拥有终身受用的思想和方法，确保他们一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一份工作合同为目标。正如朱熹所说，“学，须先理会那大底，理会那大底了，将来那里面小底自然通透。”(《朱子语类》)而今却舍本逐末，过分强调社会需要，让学生、教师、学校这些高等教育主体处于被动地位，结果便是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如此复杂严峻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上一直议论的话题——大学生素质越来越差。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将向更深层次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性变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全面流动，使工作前所学的知识、技术、观念在短时间内变得过时和陈旧。根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7月的统计，我国2000年的职业比1992年公布的4700个工种少了近3000个。我国发达地区生产技术近20年来已变更了4—5代，几乎涉及每个工位。今后若干年，美国1.24亿个工作岗位中的9000多万个被取消。在技术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影响个人生产率和收入的因素主要是个人在生产过程变化中所显示的灵活性、领悟能力以及可培训性。生产方法的创新使工作岗位不断变化，工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一成不变的一技之长就可以端一辈子的“铁饭碗”。塞罗认为生产效率是工作过程本身具有的特征，雇主挑选教育程度高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培训成本可能低些，对工作熟悉会快些，教育并不可能提供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门技能。
冯友兰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只知道学习“有用”的知识，其实是无知的表现(《论大学教育》，1948)。熊庆年指出，“越是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我们越不该忘却，自己为何而出发，使命又在何方；而在这些方面，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心态实在要不得。”⑥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许多美国企业总裁在本科时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的专业，大学的经验奠定了其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大学的首要任务应是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进一步发展为研究创新，即发现新的真理，最后才是服务社会。如今学生本末倒置想直接服务社会，却成为社会的累赘。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授特别专门的知识。高等教育的任务在于知识的生产和文化的传承，使学生获得比较完善的理性，开发主体自我实现的潜在可能；社会上大多数职业要求的训练，一年半载甚至半月即可完成，数年的职业教育在多数情况下是浪费。19世纪，德国先进的学徒体系内，学生要花3-5年的时间才能成为技术工人；二战期间，美国在几个月时间就培训出一流技术工人，曾成功地把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工人，通过60—90天的培训之后，变成了一流的焊工和造船工人；二战后崛起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皆通过培训在很短时间内把一大批工业前的低收入劳动力变成了世界级的生力军⑦。
(二)从硬技能与软技能两方面培养职业适应能力
无边界不仅使成功的标准发生改变，而且使成功的难度增加。在这个不稳定的、充满变数的时代，加强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是保障个人职业生涯成功的不二策略，也是高校课程结构改革的新方向。
职业适应能力是指个体为满足工作环境变化需求而改变行为、态度和想法的意愿和能力。职业适应能力是当前职业不稳定时代个体获得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一种应对不确定环境的成熟心态以及对个人和相关环境进行探索的意愿。只有那些能预见并主动去适应变化的人，即表现为较高的自我意识和较高的适应能力、对不确定和模糊的未来有着较高的承受力、在新的情境下以及跨越组织边界的环境中表现从容的人，才能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正常生活。
职业适应能力包括“硬技能”与“软技能”。“硬技能”指专业能力，即个人在某专业或某领域的“硬本事”。大学生在专业教育中应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此基础上迁移发展通用技能。专业知识技能是大学生获得就业机会的准入证，也是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基础。“软技能”是指除专业能力以外的与职业发展有关能力，如学习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其他因素。英国就业能力研究权威Yorke和Knight认为，雇主视毕业生的专长技能水平为聘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⑧。美国的非营利组织PPV在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硬技能”的学生的就业困难与完全缺乏技能的学生的就业困难相差无几，只有那些具有全面的和持续的就业能力的学生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我国相关研究也表明，企业更关注大学生的“软技能”⑨。
有人主张，大学应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大学不是“提供获利的计谋和就业单位的场所”，而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其使命是启迪智慧、传播思想，而职业训练、社会服务等皆为大学的“附加功能”，批评大学教育一切以学生“职业和收入”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模糊了大学与职业学校的区别。有人认为，时代变革已经打破了大学的“象牙塔”梦境，原来处于社会边缘的大学被大潮汹涌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卷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社会大众对大学生就业的关注越来越迫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成为诸多高校改革的旗号，市场逐渐浸入大学办学的价值空间，办学者不得不引入市场准绳来审视大学的生存发展，擎着“教育改革”的大旗直扑市场怀抱。其实，大学的“求知”与“求职”功能是统一的，高效的“求知”自然有助于达到“求职”的目的。在社会高度商
业化、物质化、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里，高校早已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无视社会与个人希求的纯粹“象牙塔”内的“求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少持续的动力；无视社会与个人发展的纯粹的功利化“求职”注定是鼠目寸光之举，也难以持续。大学培养学生既要“求知”，又要“求职”，从硬技能与软技能两方面培养就业能力。社会的需要千变万化，远远超出个人的控制。今天的热门专业，明天也许随着社会需要的转变而变得“无用”了。大学教育的根本，就是要培养一个能主宰生命自由的心灵，如果总盘算着什么“有用”，就好像一个总盯着老板的脸色的雇员一样唯唯诺诺。正如米歇尔·克罗所言，知识是一种风险资本。凡勃伦认为，“市场并不是无序的，不仅仅是看不见的手的活动，而是几只手的活动”⑩。
(三)加强多学科融会，淡化以职业为主导的专业模式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专业教育，专业是我国高校的基本单元，也是高校与社会的接口。从高校角度看，专业是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而设置的；从社会角度看，专业是满足从事某类或某种职业必须接受的训练需要而设置的。专业结构与职业人才需求结构的匹配程度，直接反映出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在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时的特点。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总量急剧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周期缩短，导致社会职业结构、类型与数量产生了巨大变化。一些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大，造成人才奇缺，形成了所谓“热门职业”；而一些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的传统职业慢慢萎缩，甚至消失。如果高校人才培养结构无视这些变化，毕业生专业结构与社会职业人才需求结构可能不匹配。一方面诸多用人单位苦于无人符合其职位要求，一方面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诸多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却又经常面对人山人海的高校毕业生发出人才难寻的感叹。相同专业毕业生在不同时期的就业社会需求量可能不同。而我国高校培养模式、管理体制几乎还是半个世纪前的计划模式，按照计划把人分门别类，培养成为具有固定职能的标准件，不适合已经市场化与开放的社会。
诸多研究表明，毕业生就业不是“从专业教育走向职业”，而是“从大学走向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企业重视的是毕业生所毕业大学的选拔性，有的甚至不问毕业生的专业；雇用之后，通过企业内部的训练机制再来训练他们；企业所要求的人才集中在“综合能力”、“人品”和“个人属性”这三个要素上。(11)
诸多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过分强调专业与职业的对口，因职业办专业，把大学专业教育等同于职业培训，盲目追求所谓热门专业。市场千变万化，让大学生去学习完全符合组织实时需要的东西，让大学去教授和公司实时同步的东西是不现实的。我国《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几年前的热门专业很快成为“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实践证明，合理的知识结构本身有一种转换能力，能够根据变化的实际需要，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而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充实和调整。大学生掌握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却成为劳动力市场上不受欢迎的“尴尬的群体”，从“皇帝的女儿”逐渐变为“路边的野草”。农民工就业反而容易，他们不存在专业对口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我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民工荒。现在大学生几乎成为最主要的就业困难群体。许多大学将本科教育视为培养研究生的生源，这只是把“专业主义”转移了一个层次，无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研究生大扩招似乎临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许多研究生本无学术志趣，纯粹为就业计读研，结果专业方向愈益狭隘，就业更为艰难。
高校课程满足社会职业需要的多样性，并非要以一一对应的方式来迎合作为人才供应方的高校专业结构与作为人才使用方的社会职业需求结构的匹配，应侧重于人才一般能力与迁移能力的培养，营造多学科渗透和融会的学术环境，推进学科专业综合化，破除“专才型”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学科划分过细、专业口径过窄、课程体系过专、知识分割过碎的局面，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使毕业生知识宽、能力强、素质高，从而对各种市场需求具有很强的职业适应能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越来越不拘一格，大学不应再寄望于学生对口就业。
我国正在从比较传统的以第二产业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转向比较现代的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而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规模结构与人才培养模式更多具有传统工业经济的特点，专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失衡已成为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单一，与社会的职业需求严重脱节，高校专业结构及人才质量标准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美国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迈进，层出不穷的新岗位不断更替旧的岗位，职业变化频繁。为此，美国高校灵活调整，形成一种新的以知识为主导的专业设置模式。其核心成分是所谓“知识包”，即课程，由若干课程组成“课程板块”，由若干“课程板块”组成一个主干学科，即所谓的专业。由于“知识包”和“课程板块”都具有较强的可调换性，这就使每一个专业乃至学校的整个专业结构呈开放性，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专业设置过窄的状况，我国已进行了三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第一次于1987年颁布，专业种数由1300多种调减到671种。第二次于1993年正式颁布，专业种数为504种。第三次于1998年颁布，本科专业种数调减到249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目前，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已经启动，我们期盼这次能合理确定人才培养口径，淡化专业方向，以综合性整体化为主，进一步加强基础，拓宽口径。高校应在此基础上修订人才培养计划，调整课程，加强学科渗透、专业渗透，保障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通才”与“英才”教育结合
的实现。
(四)就业指导教学将近期培养目标与远期职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
在当前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毕业生就业却日益困难的情形下，高校就业指导教学对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高等教育在为毕业生就业做准备时，引起其使命的转移，而这种转移的成本是巨大的，转移的使命遭遇到需求的改变，就像经济学家们所考虑到的市场操作所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样。雅斯贝尔斯指出，“学校越开放，对外部要求越敏感，从而过于轻率地适应眼前需要而放弃长远责任的威胁就越大”(12)。1970年以来，很少有独立的技术了，一个行业需要的知识愈来愈多地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13)。因此，就业指导教学既要注重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学生职业发展能力、促进学生就业、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这一近期目标，又要注重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基础保障和动力支持，引导学生不断充实提高职业生涯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与全面发展这一远期目标，从而更好地应对无边界职业生涯的需要。上大学是一种经济行为，要算投入产出，也是一种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大学要为学生打造人生框架，并非仅仅是职业框架，不能让学生为了技艺而迷失人生的道路。
三、结语
随着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终身雇佣、家长式关怀和员工忠诚等因素正在淡出社会的主流雇佣观，自我雇佣、临时雇佣和人事外包等非正规雇佣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由于高度竞争的环境要求一定的灵活性，很多组织采用了一种期限更短、双方承诺更少的交易性雇佣契约。员工对这种契约的期望，不再是用奉献精神和对组织的忠诚换取自己的工作保障，而是期望不断更新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以适应组织和就业市场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针对无边界职业生涯的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我国高等教育应回归教育本位，从课程改革入手，从硬技能与软技能两方面培养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淡化以职业为主导的专业模式，创新高校就业指导的功能，采用多通道并进路径，即让校内的直接性指导、间接性指导和学校与社会结合性指导同时进行，使培养的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的需要。
注释：
①M. B. Arthur, "The Boundaryless Career: A New Perspective for Organizational Inquir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15, no. 4, 1994, pp. 295-306.
②S. E. Sulliva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areer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5, 1999, pp. 457-484.
③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周期循环论》，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④徐瑞哲：《大学，成了就业训练营？》，《解放日报》2010年10月17日。
⑤王根顺、饶慧：《论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教育发展研究》1995第5期。
⑥徐瑞哲：《大学，成了就业训练营？》，《解放日报》2010年10月17日。
⑦彼得·德鲁克：《功能社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⑧S. E. Sulliva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areer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5, 1999, pp. 355-360.
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⑩V. Thorstei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p. 5.
(11)金子元久：《中国の高等教育—日本の視点から》，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2006年，第37-39页。
(12)(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