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着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大学。之所以它被提到时总被称为新型，主要是因为新中国初期中共力求树立一个高等学校的典型，使其成为一个既区别于根据地时期的带有战争特征的大学，同时也区别于原有的旧式高等学校。1950年10月3日，在人大的开学典礼上，刘少奇就明确指出：“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所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①人大的创办是中共创建新型高校的最初尝试，它承载着中共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新思想和新实践。这所新建高校成立后，其在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目标、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以及科研工作的职能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新的特点，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型大学的特点
(一)贯彻新办学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即确定了“教育为人民服务”这一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人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以为工农服务为目的的。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应该是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我们的大学要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②刘少奇的讲话实际上就为人大指明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办学思想，并且表明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是为工农服务。在办学过程中，人大在许多方面都明确地贯彻了这一思想。如在招生方面，其招生政策表现了向广大的工农倾斜的特点，在招生对象中不仅有在校学生，而且有大量的革命干部与工人。此外，开设了预科、工农速成中学等课程，以便有效地培养工农学生。1950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在论述大学为工农开门时，就将人大作为典型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还特别要求各大学要向人大学习：“我们一切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要以中国人民大学为榜样，逐渐地但是坚决地吸收有适当程度的工农青年与工农干部入学，并且给他们特别的关照。”③
(二)落实新办学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着建设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是中共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在1949年教育部召开的华北京津十九院校负责人会议上，钱俊瑞就提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④。1950年，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则更明确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以为经济建设服务，因为经济建设乃是整个国家建设之本。”⑤可见，“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是当时教育发展的一个目标。人大在诞生之后的办学是严格遵循着“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目标来进行的，这集中体现在其专业设置上，人大主要专业都是围绕培养经济建设人才而设置的。其本科8个系主要为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等，此外，人大还设置了专门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专修班。这与原有的以进行通识教育为办学目标的综合性大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不仅如此，人大的课程设置也紧密联系当时的经济建设实际：“我们的课程是具体的，所谓具体的，就是切合实际的需要，我们没有一般的不切合实际需要的不能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所谓业务课程，我们所设立的任何业务课，都是切合实际需要的，都是为了解决某一实际的问题”⑥
(三)引进新办学模式
中国原有学校基本为欧美的办学模式，而人大则大量借鉴前苏联经验，引进前苏联的办学模式。在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人民大学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前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⑦。人大从筹备阶段开始就直接得到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在中国的高校中，中国人民大学是最早聘请前苏联专家且聘请数量最多的学校：至1950年4月，到人大进行援助的前苏联专家共有36人⑧。对前苏联模式的借鉴体现在：在教学组织设置上，人大的学校组织机构的设置采用了前苏联式的校(院)——系——教研室的三级模式；在教学方法上，人大吸收借鉴了前苏联的很多经验，“习明纳尔”的教学方法是其中之一，“‘习明纳尔’即是在教员直接领导下有计划地、有重点地、有准备地进行关于课程内容的讨论与研究的一种教学方法。”⑨同时，人大还积极学习前苏联的教学制度，借鉴前苏联经验，加强政治理论的教学，在本科的142门课程中，政治理论课占20%～25%。⑩此外，人大还采用了由前苏联专家带来的学年作业、专题作业、毕业论文的教学制度。
(四)实施新管理体制
在新中国初期，中共在接管与改造旧大学的过程中，并未立即在接管的大学中实行党的领导，1950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当时的大学实行的是校(院)长负责制(11)，而人大在成立之初即建立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也是高校领导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1950年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会转报中央组织部批准，由11人组成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受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领导。1950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党组，此后，人大工作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组讨论决定。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方面继承了革命时期的中共管理高校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中共对高校的领导。在抗战时期创办的陕北公学实行的即是党团(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陕北公学党团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是学校最高领导机构，讨论并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因此，就管理体制而言，人大与其他高校相比是有着明显的新特点的。
(五)开展新科研工作
科研与教学和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人大有着明确的认识。因此，人大成立后即提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学校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在科研中努力摒弃旧有大学中科研与现实脱离的做法(12)。
人大为推进科研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建立科研工作领导机构、明确科研工作的主体。人大建校之初就通过设立研究部作为全校科研工作的领导机构，研究部是校长领导各教研室科学工作的主要渠道，而教研室则是全校科研工作的基本组织。科研工作的具体执行主体
是各教研室的教员和研究生，截至1951年4月，人大负责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员、研究生就已经约有400余人(13)。第二，拓宽发展科研工作的路径。人大在建校后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经验不断拓展科研发展的路径：如举办科研讨论会。1950年10月人大就举行了第一次科研讨论会。此外，人大还推动教研室举行小型科研讨论会。1951年上半年，人大各教研室结合各纪念日，分别组织了多次小型科研讨论会与科研座谈会。此外，人大还积极推动教研室之间以及校内外的协作研究。1951年开始，人大就积极推动教研室之间进行合作科研工作。同时，人大还积极推动本校教研室与其他学校机关及科学研究机关的科研工作者的协作，推动与企业部门的科研协作。第三，明确了科研工作原则。人大确立的科研工作的原则主要是：服从当前的政治任务、服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中国建设。(14)
二、新型大学的社会影响
作为中国第一所新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诞生后，它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当时的主要报纸杂志都刊发了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章，描述了这所大学的诞生、教学经验等各方面情况，其办学经验也在当时的教育界中被广泛效仿，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一)人大经验被充分肯定和认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及其教育领导部门就确立创办新型大学的思路，人大的做法和经验无疑为中共积累了改造和新建大学的经验并提供了参照，这也正是创办人大的一个主要动因。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15)
人大在开办后不久就开始注意总结办学经验，而人大的办学探索和经验总结，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认可。因此，1953年春，高等教育部就提出要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推广人大经验。1953年11月，高教部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人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工作，为召开讨论会，推广人大经验做准备(16)。1954年4月12日～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召开，时任高教部第一副部长的黄松龄到会致开幕词。黄松龄在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了人大经验，他强调指出：对于人大经验，高等教育部“认为有推广的必要，所以召开了这次带有全国性的教学经验讨论会”(17)。在讨论会上，人大的相关人士系统介绍了人大的经验，其中主要有：胡锡奎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结报告》，邹鲁风所作的《培养工农干部经验的总结报告》等。4月21日，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在讨论会上致了题为《学校工作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教学为中心》的闭幕词。在闭幕词中，杨秀峰再次号召要各校学习人大经验，并指出了各校学习人大经验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而且，杨秀峰还指出：“高等教育部准备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学校经验草拟高等学校教学规程，以及在教学制度及方法等方面制订若干条例，以使学校组织形式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并将更好地注意培养典型、及时总结交流经验的工作，以帮助其他学校。大家还提出今后定期举办类似这一次的经验讨论会，并推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院校，以及要求派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等问题，高教部均当努力进行。”(18)可见，人大经验既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认可，而且也对高等教育部制定相关制度、政策构成了直接影响。
(二)人大学习苏联而采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被其他高校采用
黄松龄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开幕词中再次明确肯定指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典型，以便创造经验，培养师资，帮助其他高等学校。”(19)在人大之后，其他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以及新办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纷纷建立了校(院)——系——教研组(室)的三级教学组织，以及教务处、教务行政科等教学行政管理机构，明确了工作内容和职责分工。在人大采取了“习明纳尔”后，其他高校也纷纷引入这一教学方法。为此，高等教育部于1952年召开的“华北地区高等学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教学讨论会”上，专门下发了天津大学试行课堂讨论的一点经验教训，并同时将人大的“习明纳尔”的做法作为唯一的参考。此外，在人大之后，各校学习人大，纷纷引入前苏联教材。为此，1952年11月12日，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编译前苏联教材的计划。为组织全国各高等学校及有关人力，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教育部于同年11月27日又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
(三)人大采取的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领导体制，被中共采纳作为高校的领导管理体制
如前所述，建国之初，中共在接管与改造高校的过程中，并没有立即在高校内采取党的直接领导，而人大在创办之初就采取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至1956年，我国高校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正式肯定指出：“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20)1989年以后，我国开始在高校正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见，人大建校之初所采取的领导体制模式是开创性的，同时为后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积累。
(四)人大率先开始的科研工作，为其他高校开始进行科研工作积累了经验
随着中共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无论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校，还是新办的高校，都将科研工作作为高校的一个重要职能，人大是其中最早将科研作为学校主要任务的高校。1954年，北京师范大学也订立了科学研究计划，以普通教育的研究和教育科学方法的研究为重点，同时也进行专门性的科学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制订了调查研究计划纲要，围绕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进行研究；北京地质学院在1953年底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进行较正规的研究工作；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也规定了教研组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项目，推动教学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各校的科研工
作都参照人大科研经验，都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密切联系实际为基础进行。此外，不少学校还效仿人大召开科学讨论会或报告会，以检查研究成绩。1954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计划在寒假中举行科学讨论会；北京大学数学系、哲学系等计划在1954年上半年学期内举行系的科学讨论会；北京地质学院在5月初就西藏化石的研究结果举行报告会；北京钢铁工业学院规定各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科学讨论会。
(五)人大的创办，显露了中共进行院系调整的端倪
中共在创办人大之初就将其定位于专门培养财经、政法人才的高校。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大“专门办别的大学现在还不能办的专业”，“人民大学不办物理、化学、机械、电气等系，因为这些学科其他大学是可以办的，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不同其他大学争学生。这样的分工对国家是有利的。”(21)1954年，黄松龄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也指出：人大所做的工作“给了全国高等学校特别是财经、政法院校很大的帮助”(22)。可见，人大在创办和运行过程中就是按照向专门化方向前进的，而人大在创办过程中所采取的“校——系——教研室”的组织结构，也在日后中共开展的院系调整中被广泛采用。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就规定将“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教学行政单位”(23)。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共在新中国初期新建的第一所大学，在各方面都体现了与以往的旧大学所不同的新特点，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当然，它的这些特点以我们今天发展教育的视角来看，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对之后若干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刘少奇论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②《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刘少奇论教育》，第92页。
③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④《教育部召开华北京津十九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方针》，《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2日，第4版。
⑤《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第1版。
⑥张腾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概述》，《人民教育》第2卷第3期，第24页。
⑦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⑧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大事年表》(1937-1985)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⑨刘经宇：《中国人民大学的“习明纳尔”》，《人民教育》第3卷第1期，第29页。
⑩参见张腾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概述》，《人民教育》第2卷第3期。
(11)参见《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人民教育》第1卷第5期。
(12)参见张向一：《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底开端》，《人民教育》第2卷第5期。
(13)参见张向一：《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底开端》，《人民教育》第2卷第5期。
(14)参见张向一：《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底开端》，《人民教育》第2卷第5期。
(15)《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刘少奇论教育》，第91页。
(16)参见胡锡奎：《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的情况与目前的主要任务——在六月五日校代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7期。
(17)黄松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开幕词》，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67页。
(18)杨秀峰：《学校工作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教学为中心》，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81页。
(19)黄松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开幕词》，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67页。
(2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9页。
(21)《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刘少奇论教育》，第94页。
(22)黄松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开幕词》，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年)，第167页。
(23)苏渭昌：《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高等教育学报》1989年第4期，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