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由于我国政策参与制度的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公民自身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观念、能力、参与方式以及政策制定者方面等诸多因素,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深度及广度受到限制，参与水平较低。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限制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社会政治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得以拓展，公民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成熟，并积极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公民参与机制不健全，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加之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限制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效果。
首先，参与制度及程序不健全，渠道不畅通。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是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保障，我国法律对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缺少制度化程序的规定，虽然我国现行宪法中对公民的参政权、监督权、言论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均做出了规定，但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制度、程序、方式及渠道并未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解释，法律并未将公民参与作为程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渐进推进，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相关各方面工作的滞后状态，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复杂的政治局面。
其次，政治文化模式的限制造成公民政治冷漠。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从深层次影响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程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不同的参与心态和参与行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政治文化，在民众心理上积淀成“权力本位”、“权威崇拜”、“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的政治观念。受传统官僚体制的影响，行政人员“官本位”思想和传统决策体制也并未彻底转变，认为公民只应接受公共政策的结果，而忽视公民应有的参与权利。这种政治哲学渗透到公民心里，必然形成政治冷漠感，扼杀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政府需要建立更加积极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消除沉积在公民内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唤醒和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二）影响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经济因素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的发展始终是围绕经济基础展开的，公民参与的良性发展与政治文明的推进都是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经济发展程度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成正比，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实现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条件。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这表明，无论中国城镇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为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但是个体收入差距、地域不均衡以及行业不均衡等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到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平衡，并直接影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热忱和积极性。
在社会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以及利益表达复杂化的情况下，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经济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并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影响政策制定与调整，使政策朝有利于集团利益方向发展，而参与意识和能力均较弱的公众群体在公共政策参与中明显处于劣势。
（三）影响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政策制定者因素分析
现代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完成对各种复杂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政策需要以有限的资源促成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确保公民正当权利受到平等保护。而在政策制定和参与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与公民之间往往会产生目标、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都要求改变传统的完全由政策制定者垄断权力制定政策的模式。但一部分政策制订者习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制定政策，不适应以公民为导向的政策参与形式，更不愿意和公民分享决策的权力，担心决策权力下发会影响政策的质量与社会的稳定。有些政策制订者即使意识到公民参与的必要性，但认为公民参与增加了政策的成本，降低了政策的效率，从而限制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有时候不够关心公众的利益诉求，如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买房人的渴求，对抑制房价没有强烈的紧迫感，就没有办法切实解决住房问题，所提出的政策也会与公众的实际诉求相去甚远。
公共政策过程中要求决策者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公共决策理论合理进行决策。但现实中，时常出现科学决策的精神及决策程序缺失。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中，政策制定者越权决策、独断专行的现象尚不能杜绝，造成决策恣意，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和群众意见之上，政策制定者靠个人智慧的经验型决策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做出脱离实际、不符合公民利益诉求的错误决策。
（四）影响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公众自身因素分析
现代社会，尽管公民的在财产权利意识、人身权利意识等方面比以前提高了，但政治权利意识依然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公民在面对拥有巨大政治资源的政府时，自身的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不足限制了其公共政策参与程度。政治参与的低效率和高风险，加上对政府公共政策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专断权力的无力感觉，使得人们缺乏参与的热情。一些人抱着“反正有人去解决”的心态，不愿亲自参与，搭便车心理使他们倾向于坐享其成，而让群体内的其他人去参与政策。
现代公共决策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往往带有较强的技术性，公民要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政治技能，这对公民提出了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但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科学文化素质相对发达国家仍较低，导致公民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盲从，缺乏基本的政治判断，大大影响和制约其参与公共政策的能力。如暴力抗法等群体性事件，就会导致无序参与的局面，许多人的盲从心态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三、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一）健全参与制度的建设，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
要保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的法治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促进和保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行为和政府行为，弥补决策程序的缺失。政府应尽力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从制度上规定信息的沟通渠道和利益的表达方式，创新政治参与制度，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使参与的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如通过民意代表机构、政治协商机构、民意调查、公共事务论坛、大众传媒、电子政务、官方网站来影响公共政策过程，鼓励公民参与，表达利益诉求。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以人治型的政治文化为主体的，对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影响深远。营造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使民众摒弃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积极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这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社会应大力提倡科学民主精神，强化现代民主决策观念，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重视培养公民的政治情感，珍惜、扶助政治热情，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良好的氛围，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政治冷漠，尤其要保障占大多数人口且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的政治参与权，从整体上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
（二）公共权力阳光运行，公民充分参与，实现政策效用最大化
公共政策是政府与人民群众政治意愿互动的集中体现。把更多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公民，是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准则。提高公众参与力度，实现政策效用最大化的根本在于公共政策制定者，公共政策制定者应少一点特权，多到基层群众中听一听群众的呼声，让群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让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博弈和协商，从而使政策更加贴近现实，符合公民的意愿。必须推动公共权力阳光运行，将政策资源、政府资源和社会公共服务分配资源的权力，通过听证制度、专家论证、人大监督、行政问责、群众评议等阳光运行方式，进行充分监督，形成公共政策制定群策群力的透明化，实现客观与公正评价。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权力寻租者、负面效应起因肇事者的政治责任和刑事责任。通过监督，督促政策制定者严格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各项制度。公众充分参与并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也可以降低执行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进而达到公共政策效用最大化。
（三）加强公民素质建设，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
公民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增强公民参与政策的能力，要大力发展科技及文化教育，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通过素质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使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理念内化为公民的内心信念，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驱力，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顺利推进。
综上所述，公民参与是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有诸多的限制因素，因此，我国应在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权力运行及公民素质等各方面继续加强，推进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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