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和毕业生人数连年持续增加。教育部最新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1]，创历史新高。但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双重阻隔[2]等原因，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十分突出：截至2010年6月底，该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仅为42%，高职高专毕业生为43%。[3]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成为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要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5]探索大学生就业相关问题意义重大。
“认知①”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活动过程。大学生就业认知是大学生对于就业或者在就业过程当中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现实评价和行动意愿认识的心理活动过程，大学生对于就业的认知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实际就业行动。因此，探索大学生就业认知问题是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关键切入点。有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综合素质、职业规划和求职心态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认知的现状，以及大学生就业认知中的优势和不足[6]；也有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指出了当前大学生对社会人才需求认知的偏离，并利用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在校生与往届生在就业认知方面的差异[7]，还有学者基于上海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8]但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大学生就业认知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已有的相关研究也不够系统和深入，尚没有研究关注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大学生在就业认知方面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将利用江苏省实际调研数据对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进行计量检验，希望能为合理引导大学生就业认知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因素集”（factor sets）和家庭资本“因素集”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人力资本“信号标识理论”（signal identity theory），一般来讲，求职者在择业时拥有的人力资本越丰富，其就业认知也越高，这也符合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假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本位”和“关系本位”[9]为特征的“乡土社会”[10]，而家庭则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资本越充裕，其能调动和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就越充裕，而受“惯习”（habitus）和家庭氛围的影响，这些家庭的子女自然对其就业认知也就越高。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背景下，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认知会有直接影响。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就业时将循着“自身能力判断→就业形势估计→就业困难认知→就业单位选择”的逻辑轨迹进行，各个阶段的就业认知均可能是人力资本存量和家庭资本存量的“集中映射”（concentrated reflection）。根据以上理论推理，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人力资本、家庭资本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能力认知。
假设二：人力资本、家庭资本显著影响大学生对就业形势的认知。
假设三：人力资本、家庭资本显著影响大学生对就业困难的认知。
假设四：人力资本、家庭资本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单位选择时对各因素重视程度的认知。
（二）变量界定
1.自变量——人力资本、家庭资本
借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1]和贝克尔[12]的“人力资本”概念，本研究将影响大学生就业认知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界定为：存在于大学生个体之中，通过教育及培训所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个人努力和教育投资来实现的。将影响大学生就业认知的人力资本具体操作化为在校期间成绩（1为成绩好、2为成绩一般、3为成绩较差）、在校期间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1为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2为担任过院（系或班）级学生干部、3为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在校期间获奖情况（0为没有获得过奖励、1为获得过奖励）、学习目的是否明确（0为学习目的不明确、1为学习目的明确）以及同学关系是否融洽（0为同学关系不融洽、1为同学关系融洽）等五个变量，且均为定类变量。
将影响大学生就业认知的“家庭资本②”(family capital)界定为：存在于大学生家庭之中，并能够为大学生利用以便实现某些“工具性目的”的家庭背景。[13]将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具体操作化为家庭经济状况（1为高收入家庭、2为中等收入家庭、3为低收入家庭）、父亲职业（1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2为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工商户、3为工人、4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和母亲职业（1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2为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工商户、3为工人、4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三个变量，也均为定类变量。
2.因变量——大学生就业认知
因变量为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具体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自我能力认知、大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认知、大学生对就业困难影响因素认知以及大学生在就业单位选择时对各因素重视情况认知等四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认知进行衡量。具体来看，将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自我能力认知具体操作化为学习新知识能力认知、创新能力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认知、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认知、人际交往能力认知、领导能力认知和承受挫折和适应环境能力认知等七个变量，这七个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变量取值为1时代表“能力好”，取值为0时代表“能力差”，以“能力差”为基准变量；将大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认知具体操作化为“踌躇满志”、“较有压力、但有一些自信”、“时常感到困惑”、“很有压力、感到焦虑”及“希望得到实际的指导和帮助”等五类，是一个五分类变量，具体赋值为1～5，以“希望得到实际的指导和帮助”为基准变量；将大学生对
就业困难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具体操作化为“个人知识能力储备不足”、“自我定位不准”、“专业面太窄或专业不对口”、“学校不知名”、“社会关系缺乏”及“无工作或实践经验”等六类，是一个六分类变量，具体赋值为1～6；将大学生在就业单位选择时对各因素重视情况认知具体从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就业单位性质、职业稳定性、专业对口、注重自身兴趣和爱好等六个方面进行衡量，这六类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对某一方面“非常重视”，取值为0时表示对这方面“不太重视”。
3.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和出生地
控制变量有三个：分别为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以女性为基准变量）、生源地（1为江苏籍、0为非江苏籍，以非江苏籍为基准变量）、出生地（1为城市、0为农村，以农村为基准变量）。
（三）计量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研究假设。由于因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和多元分类变量，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而言，模型1、模型3和模型4中的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也均为定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采用统计软件STATA11.0进行相关计量分析。
（四）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重点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调查数据，该调查范围覆盖了江苏省的20所代表性高校。为保证问卷调查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在调查样本院校的选择上，既考虑了专业类型、学校层次的差异，也考虑了苏南与苏北的地域差异。学生年级分布上包括一、二、三、四年级，但坚持以三、四年级为主。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0份，实际回收350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70％。
三、研究结果
（一）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自我认知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大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95.37%）、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5.03%）较好，90%以上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91.12%）和承受挫折和适应环境能力（93.76%）较好，80%以上的大学生创新能力(83.93%）、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83.76%）及领导能力（82.34％）较好。由此可知，整体来看，目前大学生群体对就业自我认知判断较好，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已经具备良好的工作能力及环境适应能力。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认知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LR chi2和Prob＞chi2取值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似然函数的对数值Log likelihood表明模型总体有效。表1中模型1-1至模型1-7分别表示“学习新知识能力认知”、“创新能力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认知”、“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认知”、“人际交往能力认知”、“领导能力认知”和“承受挫折和适应环境能力认知”七个回归结果。
从表1的回归结果中可知，人力资本方面，学习成绩对各项大学生就业自我能力认知均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大学生学习成绩越好，其就业自我能力认知程度越高；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对大学生就业自我能力认知具有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其创新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领导能力均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而担任过院（系、班级）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其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领导能力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同学，但其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却显著低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同学，即总体来看，大学生在校期间若担任过学生干部，则其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及领导能力相对与其他同学而言会更好，这也印证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主观判断，即担任学生干部可以更好地锻炼自身的各种能力。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获奖情况对大学生的学习新知识能力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同学关系是否融洽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及承受挫折和环境适应能力；而大学生学习目的是否明确也会对除学习新知识能力和承受挫折及环境适应能力以外的各种能力产生显著性影响。综合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能力认知会产生显著性影响。
家庭资本方面，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而言，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大学生的学习新知识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相对较差，而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领导能力会相对较好，但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父亲职业方面，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相对于农民及下岗职工家庭的子女而言，父亲职业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个体户及工人的大学生，其创新能力相对较差；相对于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家庭的子女，农民及下岗职工家庭子女的承受挫折和环境适应能力会更强。母亲职业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其承受挫折和环境适应能力会显著低于母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家庭的大学生，但总体来看，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认知能力并没有显著性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男性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及领导能力要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江苏籍大学生的学习新知识能力要显著高于非江苏籍学生；出生地是农村还是城市，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能力认知并没有显著性影响。
至此，假设一中的“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显著性影响”得到了验证；而“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显著性影响”并没有得到验证。
（二）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的影响
为了衡量大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认知情况，我们设置了“你对目前的就业形势感觉是什么？（ ）A.踌躇满志；B.较有压力、但有一些自信；C.很有压力、感到焦虑；D.时常感到困惑；E.希望得到实际的指导和帮助”这一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一半（48％）的大学生选择了“较有压力、但有一些自信”（其他选项所占比例分别为：A(11.72%)、C(14.05%)、D(13.20%)、E(13.03%))。总体来看，大学生对目前就业形势感
觉有一定压力，但也较有信心，少部分同学感觉就业压力很大、有些甚至感到困惑及焦虑，也有同学希望得到就业指导和实际帮助。
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LR chi2和Prob＞chi2取值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似然函数对数值Log likelihood也表明模型总体有效。表2中模型2-1至模型2-4分别表示“较有压力、但有一些自信”、“很有压力、感到焦虑”、“时常感到困惑”和“希望得到实际的指导和帮助”对“踌躇满志”而言的多元回归结果。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力资本方面，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对就业形势认知有部分显著性影响，即学习成绩越好，其感觉到的就业形势压力越小；学习成绩越差，其感觉到的就业形势压力越大。担任学生干部情况方面，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的同学比起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同学，其对就业形势认知更倾向于“踌躇满志”，这与我们一般认识可能不相吻合，可能的原因是，担任过校级学生干部的同学，其自身就业期望值会更高，因此感觉到就业时的压力更大。大学期间获得奖励情况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会产生部分显著影响，即获得过奖励的同学比没有获得过奖励的同学的就业信心更强。同学关系是否融洽和学习目的是否明确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也会产生显著影响。综合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会产生显著性影响。
家庭资本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会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而言，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感受到的就业压力更大，而且在统计意义上极其显著；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比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感受到的就业压力要小，但这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母亲职业方面，“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家庭的子女比“农民及下岗职工”家庭子女感受到的就业压力明显较轻，而且从整体来看，父母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对就业形势的认知越乐观，越充满信心。
控制变量方面，女性大学生比男性大学生感受到的就业压力更大，对就业形势的认知也比男性大学生更悲观；江苏籍和非江苏籍大学生对就业形势认知也呈现显著性差异；出生地是农村还是城市，对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并没有显著性影响。
至此，假设二中的“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显著性影响”得到了验证；而“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显著性影响”也得到了部分验证。
（三）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困难认知的影响
为了衡量大学生对就业困难的认知情况，我们设置了“你认为目前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A.个人知识能力储备不够；B.大学生自我定位不准确；C.专业不对口或专业面太窄；D.学校不知名；E.缺乏社会关系；F.没有工作或实践经验”这一问题。调查结果显示，44.28%的大学生选择了“个人知识能力储备不够”，超过一成的同学选择了“自我定位不够准确（14.72%）”、“专业不对口或专业面太窄（13.08%）”和“没有工作或实践经验（14.87%）”，选择“学校不知名（7.33%）”和“缺乏社会关系（5.72%）”的比例最小。
大学生就业形势认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LR chi2和Prob＞chi2取值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似然函数的对数值Log likelihood表明模型总体有效。表3中模型3-1至模型3-6分别表示从选项A到选项E的六种回归结果，这六个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均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由模型3-1可知，人力资本方面，只有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奖情况对大学生就业困难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即在大学期间获得过奖励的同学更倾向于认为造成就业困难的最主要因素不是“个人知识能力储备不足”，而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就业困难；而学习成绩、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同学关系及学习目的等对就业困难认知并没有显著影响。家庭资本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造成就业困难的最主要因素是自身知识能力储备不足。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就业困难认知并没有显著影响。母亲“职业等级地位”越高，其子女越倾向于认为“个人自身知识储备不够”是造成就业困难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由模型3-2可知，人力资本因素集和家庭资本因素集对自我定位认知均没有显著性影响。由模型3-3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就业困难认知有显著影响，即相对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而言，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专业不对口或所学专业就业面太窄造成的。由模型3-4可知，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存量和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大学生在认为“学校不知名是造成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因素”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学校不知名是造成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因素”。
由模型3-5可知，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缺乏社会关系及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是造成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因素”；相对于母亲职业等级为“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农民及下岗人员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关系在大学生就业中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印证了由于就业市场的不完善，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关系”、“网络”等运作的空间，这也与人们的一般认识相吻合。由模型3-6可知，在对“缺乏工作或实践经验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最主要因素”这一观点的认识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女性更倾向于认为工作或实践经验能有效缓解就业困难，显著增加就业成功概率。从上述分析可知，假设三“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困难认知有显著性影响”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单位选择时对各因素重视程度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83.47%的大学生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对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非常重视，只有16.53%的大学生对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不太重视；有85.63%
的大学生对就业单位的性质非常重视，只有14.37%的人对就业单位的性质不太重视；有59.12%的大学生在就业单位选择时对职业稳定性非常重视，而有40.88%的人对职业稳定性不太重视；只有37.99%的大学生期望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大部分（62.01%）的大学生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对与自己所学专业是否对口不太重视；有超过一半（57.41%）的同学在寻找工作时非常重视结合自身的兴趣和爱好，也有42.59%的同学认为兴趣和爱好在寻找工作时不太重要。
本部分采用逐步回归[14]的分析方法，以避免回归模型可能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采用“后退法”（Backward-Method）www.dylw.net 第一论文网，预先设置从方程中剔除自变量的P界值Pr=(0.05)，开始全部自变量都进入方程，然后按自变量对因变量贡献程度大小由小到大依次剔除，直到方程中P值均小于Pr值为止。大学生就业选择时对各因素重视程度认知回归结果见表4，从LR chi2和Prob＞chi2取值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似然函数的对数值Log likelihood表明模型总体有效。模型4-1至模型4-5分别为大学生就业时对经济收入及福利待遇、就业单位性质、职业稳定性、专业对口情况及注重结合自身兴趣和爱好等因素的重视情况。由模型4-1可知，人力资本方面，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同学关系及担任院（系）学生干部情况对经济收入及福利待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换言之，相对于其他同学而言，学习成绩好、同学关系融洽或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对经济收入及福利待遇更为重视。由模型4-2可知，学习成绩越好、学习目的越明确的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对就业单位性质重视程度越高，而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对经济收入和就业单位性质重视程度并没有显著性影响。模型4-3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大学期间同学关系融洽及学习目的明确的大学生，在就业时对职业稳定性更为重视；江苏籍大学生比非江苏籍学生更重视职业是否稳定。家庭资本方面，家庭收入越高，其子女在就业选择时对职业稳定性越重视；父母亲职业为农民及下岗职工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寻找更稳定的工作。模型4-4和4-5表明，男性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对“专业对口”更为重视，更倾向于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学习成绩好、学习目的明确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结合自身兴趣和爱好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对“专业对口”和“兴趣和爱好”更为重视。总体来看，人力资本越丰富，家庭资本越丰富，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对经济收入、职业稳定性、专业对口性等更为重视，其就业期望值也更高。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总体来看，目前大学生群体对就业自我认知判断较好，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已经具备良好的工作能力及环境适应能力。学习成绩对各项大学生就业自我能力认知均有极其显著的影响，即大学生学习成绩越好，其就业自我能力认知程度越高。大学生在校期间若担任过学生干部，则其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及领导能力相对与其他同学而言会更好。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同学关系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及承受挫折和环境适应能力；而大学生学习目的是否明确也会对除学习新知识能力和承受挫折及环境适应能力以外的各种能力产生显著性影响。(2)整体上大学生对目前就业形势感觉有一定压力，但也较有信心，少部分同学感觉就业压力很大、有些甚至感到困惑及焦虑，也有同学希望得到就业指导和实际帮助。大学生学习成绩越好，其感觉到的就业形势压力越小；学习成绩越差，其感觉到的就业形势压力越大；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比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感受到的就业压力会更大。(3)绝大部分大学生认为自身知识能力储备不够是造成就业困难的最主要因素，也有少部分同学将就业困难原因归咎于专业不对口或专业面太窄、学校不知名、缺乏社会关系或缺少工作或实习经验等原因，但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大学生对于就业困难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4)绝大部分大学生在就业单位选择时对经济收入与福利待遇、就业单位性质、职业稳定性及自身兴趣和爱好等非常重视；而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对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是否对口则不太重视。对上述因素的重视程度也随着人力资本存量和家庭资本存量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特提出如下相关建议：(1)大学生在校期间应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要认真对待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为将来就业打好基础。同时，应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组织和社团活动，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2)大学生的实习经历和工作经验对其就业认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应聘者的相关工作或实习经验、承受压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敬业和吃苦耐劳精神以及沟通协调能力非常重视，因此，大学生在校期间应注重积累相关工作或实习经验，培养受挫能力和吃苦精神，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3)专业是否“热门”、是否“对口”并不是大学生成功就业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因此，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不必拘泥于专业限制，而应该拓展择业视野，合理设置就业预期，端正就业认知。(4)现阶段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家庭资本”的作用空间依然很大，由家庭背景差异造成的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建立统一、完善和公平合理的大学生劳动力就业市场依然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12-01-22
注释：
①“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即对作用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再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
②事实上，对于家庭资本www.dylw.net 第一论文网的衡量，还应包括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这一维度。许多经验研究也已证明，父母亲的教育背景、文化程度等“文化资本”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着代际传递，从而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的各种行为（包括就业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本次调研数据中并没有关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相关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在本研究中没能将此变量包含在家庭资本的衡量范畴内，这可能会影响到本研究的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