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达•迦马的船队抵达印度之后欧洲与东方的新航路打通了，葡萄牙人开始收集大量而系统的亚洲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情报，为进人中国作准备。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委派在马六甲从事香料与药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6Pires)为领队，率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之所以选择皮列士，是因为他刚完成了《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的编写，这是第一部由欧洲人撰写的描述东方包括中国地区的历史、地理、博物学、人种志学、经济和商业等人文信息的专著。因皮列士的航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大致相近，中国学者认为他“弥补了郑和叙述的不足，其细致人微的记述，生动地再现了16世纪时期这一地区的地理历史和人文风貌”[1]。该书在当时的欧洲影响颇大，皮列士因此成为出使东方的最佳人选。然而，一般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皮列士原本是药剂师(apothecary)的身份与他出任大使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15~16世纪欧洲的药剂师称呼和地位与现代药剂师(pharmacist)略有所不同。那时欧洲医学与“药用植物”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部分药都来自植物，药剂师地位相当于专业医生，除了配制草药提供给医生和病人，销售烟草和秘方，他们还充当外科医生甚至产科医生，能在药房为病人做手术。技术高超的药剂师服务于王室，皮列士曾是葡萄牙王子艾费尼松的药剂师，这可能是他得到王室的信任的原因之一。采撷本草、探访草药的不同疗效，分析药物的化学成分是药剂师的本分，职业造就皮列士之类的药剂师们拥有对事物精细观察、记录准确而详尽描绘的能力，谙熟信息收集、分类和分析的科学方法，这套方法属于欧洲传统知识体系一博物学。皮列士的专业技能在编辑《东方志》时充分展示出来，该书是根据商人、航海家及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经细致考察、分析挑选编辑而成的。西方学者以为皮列士是一位“有辨识力的考察者”。
地理大发现的商业目的之一是去东方寻找香料，对草本植物拥有专业辨识技能的药剂师往往会获得航海家和殖民者的青睐，邀请他们陪同前往。1575年西班人奥古斯丁修会士马丁•德•拉达(MardindeRada)进人福建地区探访，收集大量学术书籍，其中涉及占星术、天文学、手相术、算学、律法、医学、剑术和经学等多个领域，他唯一肯定的中国学术是医学，指出“他们像草本学家一样从经验知道草药的本性，并像我们在迪斯科里德(Droscorides)书里那样对草药加以描述”，而“所有别的方面都不值一顾”。他收藏的医药和本草书籍中有古代和当代的作品，涉及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和预防等内容。直至18世纪，世界著名博物学家林奈(CarlvonLinne)还鼓励学生彼得•奥斯贝克带着科学眼光去中国考察自然世界，为其编写《植物种志》在世界范围收集植物的信息。奥斯贝克自瑞典哥德堡启程时说：“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药草的知识，以及各种草药所对应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征询那些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人，并获得一定答案。”
正如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之后编写《神农本草经》，西方药剂师和博物学家也习惯性地收集采撷异域的新奇花果与药草寄回国内。1658年，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alBoym)在写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信中说：“给您寄去两种在寒冷气候中也能结果的树的种子，信中还有关于这两种树的说明。”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探险家在东方和中国的博物学“发现之旅”，可视为是东西方学者对话与交流的学术互动，在这场知识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本草学或博物学成就及医疗体系，通过传教士、医生、药剂师和外交官的书信、日记和游记以及他们邮包中捎
带上的花种或树种，传向西方世界，开花结果。
二、中草药的采撷识别和《本草纲目》的西传
麝香，在17世纪欧洲知名度和市场的需求量，可借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斑略知，《李尔王》说“好药剂师，给我一盎司麝香，让我除去想象中的臭味道”，它主要由东方进口。另一种从东方大量进口的药材是大黄。第一位进人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发现麝香和大黄最初由西方引进，现在由中国高价返销至欧洲，获取巨额利润，“在这里买一镑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其实在中国药材市场上，欧洲人比较容易辨识的是大黄、胡椒、肉豆蔻和麝香。他们不仅了解到麝香的制作过程，还惊奇地发现麝香有真假之分。
大多数植物、水果和本草他们并不认识，更不明晰药草用法与疗效。比如，利玛窦说：“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唤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给出了答案：茯苓(FoLim)(图1)。作者解说：“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PaodeCina,欧洲人称它为China。它大量生长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它也做药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治中风，也可以治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消除骨头和全身的疼痛。……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此外，《中国植物志》中还记录了另一种被唤着是“中国”的香料，欧洲商人将桂皮树译作“Cina”和”“momun”一“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
卜弥格是中医西渐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亦是中医经典西译的始作俑者。他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然而，子未承父业从医，而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于1642年来华传教，并卷人南明朝廷试图复辟的政治事件中。出身医学世家的卜弥格不仅熟悉欧洲医学经典，对中国医学和本草学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华期间他编写翻译了多部中医著作，1652年至1653年间编写《中华帝国简录》和《中国事物概述》，其中涉及大量的中医药信息。卜弥格说中国有许多欧洲人不知道的草药，《中华帝国简录》记录治疗眼疾的黄连、能延年益寿的不死草和人参。《中国事物概述》介绍了麝香的制作过程，并指导读者如何辨别麝香的真伪，此外还有大黄、“中国根”茯苓、肉桂、生姜和沉香。1652至1653年，他用拉丁文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收录29种生长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动植物，每种植物卜弥格都仔细标注其葡萄牙文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动物中有凤凰、野鸡和象鹿又象虎的麝。1663年法国作者、科学家、地图绘制者和东方学者Melchis6dechTh6venot，在他编辑的法文版《旅行导论》(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书中收人法文版的《中国植物志》。
当时来华的欧洲人普遍热衷于收集东方植物的种子或药材标本寄回，其中以传教士为多，如李明、杜德美、冯秉正、殷弘绪、巴多明、宋君荣、汤执中和韩国英等人。1723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oniqueParrenin)在与巴黎科学院的通信中介绍了三七、当归、人参、冬虫夏草、大黄，并寄回了制作阿胶的原料，以供医生和博物学家研究，法国博物学家安托尼•杰西(AntoinedeJussieu)和本纳德•杰西(BernarddeJussieu)通过实验方法检测巴多明的药物。耶稣传教士白晋说他的同僚刘应心无旁骛地翻译、解释了数百种中国草药的特性，甚至有传教士将制作的麝香寄回欧洲。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大大地丰富了欧洲的博物学研究。但卜弥格认为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药物学知识用处不大。“因为大部份称作成药的草，不为欧洲人所知，也没有在那里生长，也无法运到欧洲;对欧洲医生来说，这些经过干燥处理的根和草在欧洲难以找到相似的对应原材料;而药商还要对草和树根进行醋泡酒浸的处理，加热烤晒等处理，再作成糕状。”[5]295这样就更难辨别了。
事实上，中医本草西传，是在东、西方博物学家对中草药的辨识、正名和论证的研究过程中展开的。欧洲的学者转述或摘选传教士的信件报告时，亦会依据欧洲的知识传统或语言特征作进一步修正或调整。1661年奥地利传教士匡卫国(MartinoMartini)编写的《中国新地图志》(Atlassinensis)明确指出“中国根”就是“土茯苓”而不是“白茯苓”，第一次对这两种药草作出了甄别。
“人参”的观察与命名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最早提到“人参”(Ginseng)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Semedo)的《大中国志》[9]，1653年卜弥格在《中华帝国简录》介绍“人参”的功能是“能使病人恢复元气”，并强调它的价格是“相同等重量的白银数倍”。匡卫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特别提到中药中“最出名的是人参，它是中国药物中最显贵的根”。Th6venotxh在介绍“人参”时特意引用匡卫国的关于该名称由来的解释：人参是因为象人，有手臂、腿和身体，一种似于曼陀罗的根。李明将此称作为“灵丹妙药”。1687年德国汉学家门米尔(ChristianMenzel)撰写《论人参根》时，介绍10余在欧洲可见的人参的植物并绘制图形，其中有两种是中国人参。介绍人参生长地在东北，能恢复阳气、明目，治神经病。
1711年，耶穌会传教士杜德美(PetrusJartoux)在其致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人参的产地、形状、生长、采撷和疗效，并纠正了匡卫国书中关于人参产地的谬误。18世纪的欧洲人已能辩别高丽参、西洋参和人参的不同特性，商人更清楚出口西洋参到中国是赚不到钱的。
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药剂师克莱耶尔(AndreasCleyer)在法国出版《中国指南》(SpecimenMedicineSinicae)(图2)，此书很快被证实是剽窃卜弥格的手稿。其中有两部分与中药相关的文章：《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和《单味药一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单味药》是一部中医本草学作品，全书收有289味草药的用法，49幅彩色插图。关于此书的中文原本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以为是《本草纲目》的节译本，亦有学者不认可此种说法。波兰卜弥格研究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认为《中国植物志》可能是《本草纲目》的选译本。
1578年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1596年在金陵刊行。《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传统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法。当耶稣会士和药剂师在中华大地采撷药草，收集本草文献时，正是李时珍在全国寻访各种药草，修定《本草》之际。
《本草纲目》出版不久便引起传教士甚至是西方知识界的注意，完全在情理之中。西文中最早有记录的本草作品是李明的书信中《救荒本草》，该书类似西方的《植物志》，介绍地方性植物及其食用知识。1735年，杜赫德根据耶稣会士写回法国的通信编辑《中华帝国通志》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法文版的《本草纲目》(《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杜赫德特别提到李时珍本草分类法，是与传统中国博物学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有所不同的。
18世纪前半叶，《本草纲目》引起法国学者的注意，法国医生旺德蒙德(Jacques-Fran，oisVandermonde)在澳门行医时得到《本草纲目》，按书所载收集80种无机矿物药标本，并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下，按书中所述对每种药作了说明，一一作标签，最后用法文编写了一份材料，题为《<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他寄回法国的24种矿物标本，亦是由本纳德•杰西检测的。1738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瑞典博物学家莱格斯特伦(M.vonLaerstron)，在中国南方采集植物标本，并得到《本草纲目》原著。他是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体系奠基人林奈的朋友，他返国后将这批标本送给林奈。林奈在《植物种志》中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植物的属性：午屈莱科(办执raceae)紫薇属()。林奈在为植物厘定名称时，常用sinensis,因为他有许多特产于中国的植物。
进人19世纪，随着传统药剂师角色由药物学家和现代药剂师所取代，对中国本草的研究兴趣亦发生了转向，走出发现新事物的猎奇探索阶段，博物家与药物学家分道扬镰，前者继续考察中国的植物与昆虫分布与品种，如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deCarleSowerby)在中蒙边境守猎采撷，1925年完成《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笔记》(ANaturalist’、Note—BookinChina)。药物学家则聚焦中药和方剂，采取分析化学和实验科学手段研究中国本草学。当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创建两个知识体系可以对话的学术基础。1871年，在汉口从事医学传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Smith)医生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本草纲目》《尔雅》和《广群芳谱》，并利用业余时间探访民间草药，编著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本草的贡献》(ContributionsTowardstheMateriaMedicaandNaturalHistoryofChina)。作者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以其在中国十余年积累的草药辨识与使用的经验，帮助在华外国医生和医学生辨识草药，解决行医缺药的困境;另一方面，针对当时西医中译中出现的医学术语难题，尝试由本草切人，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对译的方式，开辟出一条医学翻译的新路径。他创建的这个术语对照方法奠定中国医学术语编写的标准框架。
1874年，由法国驻华领事铁桑(M.DabrydeThiersant)与巴黎药学院教授(J.L6onSouberain)合作研究的《本草纲目》(LaMati6reM6dicalechezlesChinois)在巴黎出版，西方学者以为该书提升了欧洲人对中国医学思想和药物治疗的认知。被誉为“远东植物学权威”的贝勒(EmileVasilfevitchBretschneider)，是晚清俄罗斯驻北京使馆医生，著名的《本草纲目》研究者。1881年他发表《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回顾了16世纪以来欧洲学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国本草学对欧洲的影响。1892年，他的《中国植物志》(BatanicumSinicum)出版，对《本草纲目》有较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名著，有此一书，足以代表。……李时珍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后本草学著作盖无能出其右者。
1887年，在华医学传教士成立学术共同体一博医会，首先确定的重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的本草学，博医会历任主席都会重申该主题的研究意义。1911年博医会主席师图尔(G.A.Stuart)与斯密史合作研究李时珍的专著出版，名为《中国本草学部按现代分类法编辑的药物手册》。1939年协和医学院药学系系主任伊博恩(B.H.Read)用分析化学的方法研究中药本草，翻译《本草纲目》中金石、兽、禽、鳞、介、虫和鱼等七个部分，并对《救荒本草》中414种植物进行考证。他开创的以分析化学和现代实验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范式，至今还应用于中药研究领域。
自16世纪开始，《本草纲目》的原著进人欧洲，至19世纪该书分布在世界各大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1603年的江西本、1655年吴氏太和堂本和1826年张云中版英德堂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有1655年太和堂刊本、1694年的刊本、1717年本立堂本、1735年三乐斋本。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珍藏有1596年金陵本和1603年江西本。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罗马、哥本哈根、斯德哥乐摩、马德里和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也都收藏《本草纲目》。美国国家图书馆收有金陵刊本和江西本、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收藏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在中国人眼皮底买走了金陵小字版的《本草纲目》。
三、中医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与研究
卜弥格说：“我们谈的不是中国人如何了解我们的药，和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人们间接地通过脉诊，对病情有了解，通过创新的技能和智慧，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临床运用，就对疾病有了深人了解。只要时间允许，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运用的脉诊的方法说清楚。”
为何是脉诊?因为西方也有切脉术，那是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诊断方法，由罗马时代的盖伦医生发明。利玛窦说：“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6]55欧洲学者从传教士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医生具有“高度的脉博测量技术，非精通其术者无法想象”。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有“脉博”一节，其中记录到所有旅行者的记载都显示，这个国度(指中国)的医生具有神奇的脉博测量技术。
卜弥格发现了东西方在切脉法之间的差异，“中国最早的医生黄帝的著作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脉诊和盖伦的理论也是完全不同的”[5]484。卜弥格选译《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理论、王叔和的《脉经》(图4)，试图探究脉诊是不是盖伦发明的。因为“中国人的确用了一种万能的手段，通过脉诊能治每一种病，首先了解病情，然后进行诊治。据我所知，除了他们谁都做不到这点”[5]484。就技术而言，东西脉学的差别在于西方只切左手脉的一个位置，而中国脉学不仅要切左右双手，而且在手上有三个位置点，脉象还有深浅和重轻差异(图5、6)。卜弥格对中国医生切脉时的敏锐触感和精确论断，佩服不已，认为中国高超的脉学技术几近不可思议。比如脉博与时间的关系，盖伦研究了很久都不懂如何测定脉博的时间，而中国人却找到了用时间计算的好方法。因此卜弥格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脉的不同的质量，它们的不同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怎样通过发现脉与脉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奇怪的方法去预测病情的发展?产生不同脉象的原因是什么?”[5]484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中医文献中寻找答案，并以问答方式将脉学理论和诊脉方法译介给欧洲。附图所示的脉象并非出自晋王叔和《脉经》，脉象图自宋之后开始出现，卜弥格未说明其所译的脉象图出自何处16、17世纪的世界医学，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还处在古典或传统的医学阶段，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和以整体观为主的关于身体和疾病的认知理论，以及草药为根本的治疗手段。只是欧洲医学内部的变革已经开始，以人体解剖和测量的方法探究生命的起源和身体结构的科学活动在欧洲医科大学方兴未艾。当东西方两大医学体系相遇时，都是以“他者”的视野互视对方，他们只可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依本体系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考量和评判对方的学术价值，无论是中国医生看待西方医学，还是传教士向西方译介中国医学，比较研究和问答式对话可能是两大学术界跨文化交流互动中最可取的方法。除了卜弥格习惯性遵循希波克拉底、盖伦和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考察《黄帝内经》的学说，1700年出版的拉丁文的《中国热病》(FrancescoMariaNigrisoli，Febrischinachinaeexpugnata)，就直接地比较研究希波克拉底热病理论与中医热病学说(图9)。笔者不懂拉丁文，因而无从知晓作者是如何进行比较研究。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医生考察中医的视角、对中医文献选择性的介绍和翻译术语，从另一个侧面显映了正处于变革时期的欧洲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特征，比如传教士关心中医“脉搏与时间”的测量关系、脉学中“气血循环”是如何运行的，经络所链结的器官是空心器官(脏)和实心器官(腑)等。测量的概念、血液循环理论和人体器官学研究，正是16、17世纪欧洲医学界研究的几大热点。卜弥格以为中国人没有解剖学，所以无法说明中国人的身体观，于是借鉴中医的内景图和脏腑图解释中医理论与经络的关系，图10身体侧面图疑似从明《医学纲目》中“脏腑明堂图”的复制图，图11是图解说明是：实心器官肺与肺的太阳经的循环，“请看实心和空心器官相应的经，经的循环运动”。
西方世界对中医的认知随着欧洲医学摆脱盖伦经典医学统治步人科学化发展阶段后，逐步发生转变，但在同时代的中国没有发生与欧洲相类似的学术变化。译解《黄帝内经》的卜弥格深中医阴阳五行，并试图将其讲解清楚，在欧洲学者看来，毫不精通解剖学的中国医学，尽管有宇宙论和生理学的理论，但他们的医学“仅仅是以人体结构的一种不大可靠的理论体系为基础。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在这种科学中未取得我们欧洲医生所取得的进步”[11]。欧洲科学界按照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和实验医学为手段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医，视野所及便是阴阳五行、精气神和经络等不可触摸、不能进人实验室体系的模糊知识，傲慢与偏见便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论调，在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和医生来华之后，通过他们对“中国医疗艺术”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强化。
1813年法国《箴言报》发表莱柏赫(M.Lepage)的《中医历史研究》—文，介绍了中国的医药起源和中国医生体制;治疗学和本草;中国人的卫生、日常生活、行为举止和疾病。尽管作者不认同中医理论，但他建议欧洲人要理解其他民族的医学科学。然后提出，为什么在欧洲尽人皆知的“科学”，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发问者，显然不是因为爱上中国药剂师女儿而热情投身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李约瑟，而非莱柏赫莫属。
莱柏赫以为“中国人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中国人热爱科学，他们的皇帝就乐意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但中医没有发展为科学的原因是因为：(1)雍正禁教终止了西方科学的传人;(2)中国不擅长与邻国交流;(3)中文书写的语言是一种阻碍。[12]1825年法兰西科学院首席汉学教席雷慕沙(JeanPierreAbelR6musat)发表《论中国人的医学》为题的演讲，作为对《中医历史研究》的评论，他承认中医正在衰退，但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医的误解是由语言不通造成的，他告诫朋友们对中医学不要有偏见。雷慕沙是近代著名的汉学家，法国汉学研究体系的创始人，当初是因为读了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而引发其对学习中文研究文化的巨大热情。1813年他以《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灵感便来自卜弥格的“舌诊”译文。但雷慕沙认为卜弥格的译文不准确，说他不熟悉中国医疗技术，仅凭对文字的感觉翻译中医书籍，因而“其中大部分译文并没有弄清楚中医的原义”。雷慕沙特别强调语言在研究东方学的工具作用，他本人精通中文、蒙文和满文，早期法国汉学体系强调语言学训练便是受到他的影响。关于科学的含义和科学文献的翻译，雷慕沙以为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的术语，他解释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科学’都有双重含义，单纯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它是技术术语的表述，同时它又是一个不能用常用语言来解读的知识体系。”[13]
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不少著名传教士汉学家或著文讲解探讨中医阴阳五行和脉学理论，亦有部分中医书籍或篇章被译成西文。雷慕沙的批评费人思量，由传教士或医生翻译或介绍到西方的中医知识的准确率究竟有多少?如果译者中文不精、中医不懂，甚至没有受过西医教育，不要说读通中医经典，就是读懂中医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建筑在诸如此类错误百出的译文基础上对中医的评判，又如何以科学标准来衡量?
晚清同文馆医学教席英国医生德贞(JohnDudgeon)在讨论西医中译的标准时提出三个条件：懂中文，懂西医，懂中医。然而19世纪的中国和欧洲，能够达到同样标准，从事中医西译的作者微乎其微，德贞可以算是例外。1869年至1872年，德贞在《教务杂志》连载数期《中国医疗艺术》，介绍了中国十大名医和各时期的中医经典。为驳斥西方世界对中医没有解剖知识和外科不如西医的偏见，1893年到1895年，德贞翻译《医林改错》和《医宗金鉴》的外科章节，以此证明传统中医中
有精彩的外科技术和现代解剖学家，但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影响不大。
雷慕沙之后，欧洲汉学界对中医研究回归到典籍的翻译。以使不懂中文的西方学者能够阅读到大部份中国医学典籍，自行评价古代中国医学的内容和性质，摆脱对那些经过滤和满载不准确的资料的西方文献的依赖。德国医生许宝德(FranzHubotter)是欧洲中医学研究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自1913年起，他翻译撰写《古代中国名医医师》、《寿世编：中国古代的接生术》和《针灸甲乙经》。许宝德认为中国医学典籍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医学史知识，当务之急是重整史实，他选取《古今图书集成》有关的脉学书籍译成德文，其中有《濒湖脉学》《难经》和《脉诀》，1929年结集成《中华医学》在德国出版。20世纪70年代起，公元前3世纪至3世纪写成或辑要的重要中国医学文献逐渐被译成英文，包括马王堆医学、《伤寒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教授文树德(PaulU.Unschuld)与中国医学史家郑金生近20年的合作完成英译《黄帝内经素问》。文树德相信他们的工作：第一，为其他不懂中文的文科学者提供准确的资料，使他们能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给予有志于应用中国医学于临床实验的人士各种材料，使他们公平地比较东亚与西方医学传统。
中医西传中第三个内容是针灸西传，针灸是目前唯一被西方社会接受和采纳的中医疗法，其在中医西传中具有特殊意义，因篇幅关系，将另著专文讨论。
从时间上考察，西医东渐和中医西传几乎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同时发生的，这场中西医交互会通的文化活动的结果，使东西方医学有了比较的可能，通过文化比较梳理了两种医学文化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对中医特性的认知是在中西医比较的视野中建构的，或者说是依据西方“科学”范式确认的。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这场跨文化传通的医学活动中，无论是东渐还是西传，担当主角的都是西方人，西方的医生、药剂师和传教士，而中国的学者和中医师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尽管如今有众多中国针灸师活跃在欧美世界，甚至在一些国家获得合法地位，但针灸西传、改造针灸理论与技法的依然是西方医生。由此揭示的一个事实是：中医西传本质上是中医西化的过程，以近代科学术语解读传统思维，以现代医学概念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医学用语，将医学用语抽离原有背景，硬行翻译，甚至扭曲传统中医所包含的内涵。这种忽略中国医学的历史和文化特征的错误，在上20世纪70年代有所改观，缘自于西方学者意识到中国医药卫生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文化条件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一方面是中医经典的重新翻译，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中国医学史研究行列。这股思潮自本世纪初由台湾影响到大陆，如今，中国医学史俨然成为历史学领域热门话题，从中引发新视角、新问题和新方法，这无疑是中医西传后获得的意外，也是最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