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截止2013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达1.37亿辆，是2003年汽车保有量的5.7倍，其中3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北京市超过500万辆(京华时报，2014)。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带来的大量尾气排放已成为城市空气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在我国交通拥堵比较严重的城市，机动车所排放的气态污染物以及颗粒污染物占城市大气污染物的比例高达40%～60%，同时机动车所排放的污染物在城市总污染源中的比例正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北京晚报，2010)。2013年，雾霾成为我国年度关键词，同时也几乎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第一词。这一年，我国遭遇史上最严重雾霾天气，雾霾天气几乎常态化，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波及25个省份，创52年来之最(中国网，2013)。中科院发布的“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研究结果表明，雾霾中有4类有机组分，其中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的羟类有机颗粒物占18%。以北京为例，机动车尾气排放为城市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约占25%。
鉴于此，我国相关部门提倡居民绿色出行，且绿色出行理念已宣传多年。例如，我国把每年的9月22日定为“中国城市无车日”，许多城市也已开展诸多相关活动。但目前对于绿色出行的宣传和引导，多呈现“动员式”特点，很少有系统化的长效激励机制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常态化的引导。因此如何将绿色出行理念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自由选择和自觉行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对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进行探究，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引导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主要被归纳为出行者特性、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三个方面(Bowman et al.，2000：1；宗芳等，2007：48)，其中出行者特性主要包括出行者的年龄(Palma et al.，2000：43)、性别(Abane，1993：4)、收入水平(陈团生，2007)、教育水平(Sinha，2003：331)、职业(Wan et al.，2009)、家庭结构(岳芳，2008)和小汽车拥有量(Limtanakooi et al.，2006：36)；出行特性主要是指出行距离、出行目的、耗时性、出行紧迫性、出行时间(Guo et al.，2002；Jungyul，2005：36；解放日报，2011)；交通工具特性则主要是指出行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和经济性(万菲等，2012：306)。
但有关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却不多见，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方面，Tilly Line等人认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影响年轻人出行方式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驾驶的欲望、价值观、自我形象、社会感知和对交通方式的情感态度，同时，虽然他们意识到气候变化，但对出行方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仍然不够。他们宣称尽管现在有部分人选择远离小汽车，采用环境友好型出行方式，但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是被迫的(Line，2010：238)。我国学者许芳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绿色出行行为理念、家庭属性、交通管理水平、出行方式服务水平、出行特性等五个方面(许芳等，2011：104)，而黄树森等人结合北京市的研究，提出出行者属性、交通特性、出行时间和出行地区特性为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黄树森等，2008：12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专门研究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这一变量范畴的文献还很少见，关于各影响因素对绿色出行行为的作用机制，现有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针对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进行研究，探索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由于绿色出行行为属于一个全新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即还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特别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还不多见。进一步说，绿色出行行为这一议题还不完全清晰，需要进行探索性的质 化研究。鉴于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Ground Theory)方法，对原始定性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使之概念化和范畴化，然后通过持续比较、进一步浓缩，在各个概念、范畴要素之间建立联系，最终形成理论框架。扎根理论的具体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Glasser，1967)，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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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图
(二)数据收集
基于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的质化研究方法，本文利用开放式问卷对代表性城市居民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在深度访谈中，我们采用问题聚焦访谈法，即访谈者在访谈中通过建立参与性的对话方式，引导访谈对象从自身角度出发，将访谈内容聚焦于访谈主题(岳婷等，2013：34)。本文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时间设定为1个小时左右，以给访谈对象提供相对充分的思考时间和表达余地。在正式开展访谈之前，访谈者首先向访谈对象说明访谈的主题和注意事项，并做交流讨论。本文所用访谈提纲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择
基于扎根理论和研究目的，本文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选择访谈对象(王建明等，2011：4)。由于质化研究要求访谈对象对访谈主题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访谈对象限制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对绿色出行行为有一定认识、思维活跃、信息丰富的20～45周岁的中青年个体。同时，依据理论饱和准则，本文共选择32个访谈对象，其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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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数据分析及模型构建
将访谈记录进行整理，我们得到近5万字的访谈记录。然后随机选择2/3(22份)的访谈记录进行扎根编码分析，另外1/3(10份)的访谈记录进行扎根理论饱和度检验。在扎根编码过程中，我们严格依据Strauss & Corbin的扎根编码技术程序进行操作，以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Strauss，1990)。同时，为了避免编码者个人偏见对编码结果的影响，提高编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在编码时采用编码小组讨论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首先是对访谈资料的译码，要求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
逐句的编码、标签和登录，以通过持续比较分析获取初始概念。其中标签选择时，我们尽量采用访谈对象的原话，并从中直接命名概念或抽取相关概念，以尽可能消除编码者个人偏见影响。为深度挖掘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对访谈记录中比较简单的以及过于模糊的回答予以排除，最终共得到500余条原始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庞杂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笔者选择重复频次在3次以上的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同时剔除个别前后矛盾的初始概念。表3反映了本文对原始访谈记录的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范畴化的结果即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到32个初始概念和25个范畴。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每个范畴仅选择有代表性的原始访谈记录语句和初始概念予以罗列。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就是发现和建立各个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主轴编码中，研究者每次只对一个范畴进行深度分析，围绕这个范畴进一步探索相关关系，分析每一个范畴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相关关系，因此称为“轴心”或“主轴”。通过主轴编码，本文最终梳理出六大范畴。出行者心理意识——对应范畴环境认知、责任感知、行为感知；社会规范——对应范畴群体压力、面子因素、社会风气；出行特征——对应范畴出行距离、出行目的、出行耗时、出行紧迫性；交通工具特性——对应范畴安全性、便利性、经济性、舒适性；制度技术情境——对应范畴城市交通管理制度、奖惩机制、宣传教育和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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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也称核心式登录，是指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本文通过对主范畴和其他范畴与绿色出行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建立其联结关系如图2所示。我们确定“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将其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确定为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识、社会规范、出行特性、交通工具特性和制度技术情境等六大因素影响城市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其中出行者属性和出行者心理意识是内因，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本文将其界定为前置因素。而社会规范、出行特性、交通工具特性和制度技术情境等四个情境因素是驱动强化因素，其影响前置因素与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本文将此联结关系架构定义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不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特征，以作为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Fassinger et al.，2005：156)。本文的理论饱和度检验用预留的1/3的访谈记录进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发展得足够丰富，对于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六大范畴均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构成因子。因此，我们认为本文所构建的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在理论上达到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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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四、模型阐述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识、社会规范、制度技术情境、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但具体影响因素对于绿色出行行为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出行者属性是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内因，即前置因素，因不同的属性使得出行者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态度和具备不同的行为能力，直接影响绿色出行行为的产生。
根据行为心理学和行为教育学原理，心理意识决定行为动机，出行者的心理意识决定其心理偏好，进而促进行为的发生，因此出行者的心理意识也是其产生绿色出行行为的前置因素。在先前的一些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心理意识等同行为，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心理意识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即意识不等于行为，有相应的意识不一定产生相应的行为。本文从深度访谈中发现，心理意识与绿色出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取决于心理意识的强弱。如果城市居民对于绿色出行行为的意识很薄弱，那么其实施绿色出行行为的可能性则几乎为零。另一方面，本文从深度访谈中得到启发，出行者心理意识的强弱又取决于其心理意识的形成方式。如果出行者的心理意识形成来自于亲身感受或出于个人情感，则其心理意识会很强，而如果来自于书本说教和硬性规定，则其心理意识就会相对较弱。
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是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内部情境因素，是绿色出行行为的驱动因素。社会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是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绿色出行行为的强化因素。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分析发现，内部情境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对于前置变量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但因调研样本在年龄和学历方面存在一定限制，故本文重点讨论情境因素对意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从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调节效应受到意识强弱的影响，当城市居民的心理意识较弱时，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就会相对较强。另一方面，调节效应也受到情境因素强弱的影响，当情境因素的强度很强时，其调节效应也会相对较强，反之亦然。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得出，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识、社会规范、制度技术因素、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行者属性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结构、收入水平、私家车拥有量；出行者的心理意识主要包括环境认知、责任感知、行为感知；出行特性主要包括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耗时、出行紧迫性；交通工具特性主要包括舒适性、便利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社会风气、面子因素和群体压力；制度技术情境主要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制度、奖惩机制、宣传教育和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性。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1)系统探索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内涵构成，界定了绿色出行行为的前置因素(出行者属性和心理意识)、内部情境因素(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和外部情境因素(社会规范和制度技 术因素)。(2)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理
论模型，梳理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形成机理，提出出行者心理意识与绿色出行行为之间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这一模型证实了Guagnano等学者提出的ABC理论(Guagnano et al.，1995：27)。但本文在其基础上拓展了内部情境因素，并依据扎根理论获取了每个因素的具体构成因素。(3)本文提出的心理意识因素、社会规范因素和制度技术因素丰富了绿色出行行为的研究视角，其中社会规范因素中的面子因素和社会风气作为中国文化催生的特有情境因素，在国外相关文献中还没有被涉及。
同时本文结论同样具有重要的管理实践价值。为有效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实现居民绿色出行的常态化和主动化，相关部门制定引导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1)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绿色出行的传播，切实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认知、绿色出行责任感知和行为感知等心理意识；(2)增加绿色出行宣传教育的形式，提高城市居民对于绿色出行的相关认知；(3)设计系统化的绿色出行奖惩机制，使得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常态化、自觉化；(4)完善城市交通管理制度，优化出行结构，提高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