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们开始对工业技术进行批判和反思。对于工业文明中技术困境的根源的争论也从未停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工业文明中的技术使用的“杰文斯悖论”进行深入的分析，系统地考察技术的使用与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技术的使用之间的内在的关系，从而明确指出工业文明中的技术困境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工业文明中的现代技术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即普遍性、反自然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中影响地球生态系统最积极最活跃的可变因素，现代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还受社会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工业文明中的技术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社会关系的问题。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工业文明中的技术困境，从而实现人、技术以及自然三者之间的共同发展和协同进化。
现代技术在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和挑战。现代技术的使用既提高了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物质和能源的效率，也深度地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的形态，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在工业文明中，一切事物都被纳入了现代技术系统。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人类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人类发明和改进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技术的滥用或过度使用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受工业文明中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现代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往往只关注经济效益，却忽视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固有的有机性、协调性和整体性，进而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而且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杰文斯悖论：技术革新与生态恶化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的开创者之一。他以1865年在《煤炭问题》中提出关于能源效率和燃料经济性的根本问题而名声斐然，因而也被认为是早期生态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杰文斯在《煤炭问题》第七章中从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英国煤炭燃料的经济性问题。他指出，在使用煤炭等自然资源的时候，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只会增加对那种资源的需求，而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现需求下降。“认为经济的使用燃料等同于消费的减少，这完全是思维混乱。事实恰恰相反。”[1]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扩张。现代生态经济学家将他提出的这一命题称之为“杰文斯悖论”。
“杰文斯悖论”告诫人们：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革新和非理性使用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能源困境，而且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却在与日俱增。虽然技术的革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是在资本逐利的本质驱动下，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福利成为银行里抽象的金融数字，消耗的却是地球在相当长的地质时间内才能形成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技术的进步和革新只会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这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2]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项新的节能环保技术的使用必须转换为具体的机器，而机器运转的背后是多个技术系统的支持。庞大的技术系统和复杂的结构往往超乎人的想象，这就导致人们只看到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环保效果，却没有看到生产机器本身所消耗的巨大的物质和能源。另外，新的生产工艺和新的工业材料所需要的矿产物质在自然界中往往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而且在开采和生产的过程中再次消耗巨大的化石能源，破坏大量的耕地、草原和森林，同时在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的转化过程中又会向自然界排放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因此，尽管一项高新技术的使用会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但往往会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实际上在损害着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破坏着社会的整体效益。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革新并没有阻止人类实践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是全面地扩大和加速了对地球生态的破坏。
自我扩张是资本与生俱来的天性，但是自然界无法与资本同步扩张。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有着天壤之别。自然界中的生物和非生物通过数量庞大的生命路径转变成太阳能，直到所有积累起来的能量潜力全部耗尽为止，从而维持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而“非均衡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消费者需要购买物美价廉的生活资料，而企业却千方百计地打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发展，因为市场的“非均衡性”才能为资本带来最大的增殖空间。通过生态帝国主义与生态殖民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工业化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农村为城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农业国为工业国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商品市场和垃圾储存地。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第一，生产资料被大量的跨地区运输;第二，生产过程中的废物被集中排放;第三，生产的商品被大量跨区域消费。“全球范围内获取能源和原材料，集中生产之后再分配到世界各地。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消耗地球资源的环境，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对人的奴役。”[3]340 其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紧张，全球各地的生态问题频频发生。然而工业文明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在乎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利润最大化，自然从不在他们的视域范围内。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逻辑决定了其生产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和日益集中的趋势，而这种不断扩大的趋势又是由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本性和市场竞争所决定的”[2]。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无情地产生了一种断裂，不仅导致社会生产成本的增加，而且切断了自然再生产的基本过程。生态环境的最终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不能继续，资本主义制度终将成为自身的掘墓人，而人类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从马克思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都不可能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基本关系。”[4]204 因为技术选择与社会选择是完全一致的，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使用总是同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技术的改进只能在资本的许可范围内进行”[5]。不仅如此，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资本主义总是鼓励人们超前消费，把消费水平与幸福感结合起来，通过“虚假消费”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这既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原因，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困境所在。即资本主义在有助于推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与自然“不相容”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产生了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产出需求而不断激励人们更多地消费，资本主义以貌似丰盛的消费盛宴消解人们在工作中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技术的革新;而另一方面，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又会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环境收益通常只是简单地将问题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即从富裕地区和国家转向贫穷地区和国家。所以“杰文斯悖论”所揭示的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真正关系在今天仍值得关注，并且对于技术发明和使用所涉及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我们不得不追问，在工业文明中现行的以及各领域的学者所推崇的经济理论和政治体制，到底能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造福人类提供多大的可能性?
二、现代技术的特征
工业文明所运用的现代技术与以前各个文明阶段的传统技术具有巨大的区别。“在工业文明以前的各个文明阶段，技术所起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6]当技术与科学理论紧密结合之后，技术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技术对人类社会和地球生物圈的改造和影响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正如福斯特所说：“我们改变地球的速度远快于我们正试图理解的。”[7]工业文明中的现代技术具有普遍性、反自然性和不确定性等突出特征。
1.现代技术的普遍性。工业文明以前，技术与人的感性的生活和具体的劳动息息相关，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会熟悉不同的技术，所以古代技术具有多元化、本土化、生活化、人性化的特点。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工业化进程中最普遍的现象。在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一切都是通过技术制造出来的。无论是我们吃的粮食、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们的工作、拥有的财富还是我们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都是工业化和技术使用的结果。由于现代技术的理论基础、实践对象、评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致性，使得现代技术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艺术以及民族宗教的差异，成为人类交流合作、共创共享的最普遍的实践方式。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生育、丧葬、居住、工作、休闲、娱乐等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嵌入在形式固定的技术形式中。
2.现代技术的反自然性。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现代技术充满了对自然的挑衅。现代技术倾向于把自然界看成一个能源库、原料库和垃圾库，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的脆弱性。以矿产、煤炭和石油开采为代表的技术体系最能体现现代技术的反自然性，这些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会造成局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与之相反，古代技术体现的是对自然的顺应，而不是挑衅。现代技术的反自然性还体现在对自然物质属性的具体改造上，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的发展，可以从微观的视角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进行彻底改造。这种改造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改变自然生物的物理属性，而是涉及生物基因的改造。核污染、物种变异以及新型病毒的产生都与现代技术的滥用密不可分，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上空成功引爆。“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8]这些都是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
3.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现代技术与科学理论相结合，在推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技术及其系统的不确定性。许多学者都在追问：人类对于自己发明和使用的技术到底了解多少?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切的回答。“现代社会的技术知识是如此高度专业化和分散，以至于大多数人仅仅能掌握一个微小的部分。”[9]单个技术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以及技术体系是如何工作的等关于技术系统的整个知识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技术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所有人都身处其中而不自觉。即使是科学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于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技术知识也知之甚少，个人对于影响其生活各个方面的技术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微。此外，技术规模越来越大，技术之间的连接和协调就会越来越复杂，出现技术风险的隐患概率也就随之增大。现代技术及其系统包括数以万计的技术和工序，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如果技术系统中的一个技术环节和工序出现一丝微小的故障，那么整个技术系统就会停止运转，甚至带来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近代以来，人类一直认为技术是完全可以被人控制和利用的，即使出现技术问题也可以通过改进现有的技术以及发明新的技术而顺利解决问题。但是，现在人类却发现随着技术及其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使用的“蝴蝶效应”给人类社会和自然带来的后果已经超出人类所能预测和管控的范围。
三、现代技术使用的生态影响
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最终掌握了物质、能量和信息转化流通的外部工具(技术)，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制定和确立了全球政治秩序和世界贸易体系。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它继承了以往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人类文明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与此同时，工业文明下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人们不得不开始追问和探究，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会出现大规模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诚然，造成工业文明下的生态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可以归咎于全球人口激增、全球经济增长、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等客观因素，也可以归咎于人类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和消费观等主观因素。从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看，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反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必然引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无法解决的。”[11]因此，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强调资本的利润动机时必然以牺牲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由此导致了物质的“新陈代谢断裂”，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趋严重，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看，地球的生态极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诸如水资源、木材、粮食等地球可再生资源的生产能力有限;二是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和铁、铜、钨等矿物质不能再生资源的地球储量有限;三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修复的能力(海水稀释污染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生态灾难史就是一代代的人类忽视环境极限，用不可持续发展替代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这一代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们的行动具有全球性规模”[12]。而且这种实践活动同自然界基本的物理、生物和化学规律相违背，从而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长期形成的生态模式受到剧烈破坏或濒临崩溃。当前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比以往人类在任何时代对地球的破坏都严重得多，但是简单地将生态问题归咎于现实技术的使用也是不可取的。技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中影响地球生态系统最积极最活跃的可变因素，工业文明下现代技术的滥用或过度使用是造成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地球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全面地认识和客观地评价现代技术在对自然物质、能量和信息进行转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影响至关重要。
1.现代技术的使用提高了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物质和能源的速度，而地球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趋于稳定的，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不协调必然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失衡。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以某种特定的技术形式实践着对自然的干预以及对自然物质和能源的操纵，即使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人类也必须对自然进行控制。但是，工业文明以前的传统技术对自然资源开发的规模和利用的速度基本上都在地球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之内，在传统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下，人类发明和使用的技术具有小型化的特征。虽然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现代技术，但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也相对小得多。而现代技术的广泛使用，在极大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严重地削弱了地球自身的修复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到不可再生资源的正常开发和利用，而且也导致了可再生资源的短缺。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趋严峻。亚马逊森林面积的锐减、区域性的水资源短缺、局部地区的“石油战争”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具体表现。
2.现代技术的使用深度地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形态，使得被人类改造和消费之后的物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归复于自然，从而直接地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或者间接地干扰到自然规律，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的威胁。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的传统技术，对自然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利用一般都是停留在物理形式的层面上。即使对自然物质和能量在化学形式上的转化和利用，也只是在局部的生产环节中进行。因此，被技术转化后的物质和能量，依然可以较好地归复于自然。而现代技术对自然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化已经不仅仅是物理形式的改变，而是彻底地改变了自然物质的化学形式和生物形式。尤其是以生物工程、仿生工程和无机生命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开始创造出自然环境下无法诞生的物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代技术已经渗透到机器化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自然物质的物理形态、化学结构和生物结构被彻底改变，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形式多样的产品都是建立在现代技术应用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些在自然环境下无法通过进化而产生的大规模的新物质，已经开始对地球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核污染、生物基因突变、极地臭氧层的破坏就是最现代技术滥用或过度使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3.现代技术的使用使得自然物质和能量全球性地、大规模地转移和流动，而且人类生产和生活消费后的“废物”大规模地向自然界集中排放，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前工业文明时期的传统技术受到动力因素的制约以及世界尚未形成全球性的市场经济，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未成为主导性因素，对于自然物质和能量的开发也仅限于局部地区。而现代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电力、钢铁、铁路、航空等重工业的兴起，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达到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这也使得人类的生态足迹遍布全球并开始具备行星规模效应。人类向自然索取物质和能源的范围开始从陆地转向海洋，从人口密集区转向人烟稀少的北极圈和南极圈，海洋开始成为工业“三废”和人类生活垃圾的排放地。地球生态圈从未变得如此脆弱，以至于托夫勒曾这样评论：“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防的后果。其中对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13]
四、影响现代技术使用的关键因素
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总是充满争议。有人对技术所发挥的减轻人类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高度赞扬，也有人认为技术进步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地球的生态平衡。现代技术作为人类高度自觉地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已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技术带来的问题能够用技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问题也不例外。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技术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是技术能够为资本主义带来的好处。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福祉被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无耻地劫掠了，而技术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却让广大的贫困人群承担。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开发这些能源的技术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并不存在于石油、煤炭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也不存在于各种高新技术自身，而在于影响和控制现代技术使用的因素。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国际政治秩序和全球贸易体系。
1.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只重数量的生产历史，一部过度扩张的历史，一部个人为了获得越来越高的利润而贪婪地过度资本化的历史，一部依靠牺牲工人和扩大非资本家终端消费者的利益来获取利润和股份红利的历史。” [3]335 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殖，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增殖成为企业生产活动中的决定因素和唯一目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本质从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变成满足资本所有者的私人占有欲。技术被利润最大化的自我永续的需求所控制，盲目地扩大生产就是资本主义使用现代技术时的典型弊端，一切能够创造和提高生产利润的技术都被广泛地推广和使用，但是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并非意味着广大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视自然界中的物质、能源和矿产为免费的午餐，毫无顾忌地向自然界排放工业“三废”，从而导致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冲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指出：‘生产的不断革命’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当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依赖革命性的技术变革这一内在进程和臭名昭著的市场法术来解决生态问题。”[14]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正是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即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将会以金融资本的形式，通过控制财富产生的现代技术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积累的无限驱动、技术的持续改进以及将自然征服于自身的生产逻辑之下，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2.国际政治秩序。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体系是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延续。通过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了全球政治格局，并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将自己的生态观念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始终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边缘。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拥有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转移将污染转移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可以解决资本和产品过剩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局部环境问题。他们坚信，即使发生全球性生态危机，最终也会有幸存者，而这些幸存者就是他们这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因此“技术开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进程。既然从象征性和实践性上来说，主导技术所支持与促进的都是支配性社会团体的利益。技术因而就不是中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实现资本的积累。”[15]这不是一种妄加推断的假设，绿色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高新技术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跨国企业主导下进行研发的，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即使高新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确实缓解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压力，那也只不过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
3.全球贸易体系。“压倒性的数据表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设计出了能给他们自身带来最大收益的世界经济体系。”[4]4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加强对整个世界市场的控制。在当前的贸易体系下，贫困国家想要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垄断十分困难。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原料产地、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商品的消费市场和垃圾存储地，承受着全球产业转移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外部影响，而西方发达国家却享受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了有效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还不得不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支付高额的费用以引进“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在不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下，技术被披上绿色、环保、节能等时尚的外衣，并在保护地球环境的口号下为资本主义跨国企业逐利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技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最锋利的“剪刀”，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截取丰厚的利益。
五、结语
生态危机的爆发已经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出警示：人类正处于工业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下的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无法实施生态保护的，并且已经成为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主要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摒弃技术。相反，我们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而且生态文明的构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以及能源危机的解决都需要依赖现代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因此，工业文明中的技术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社会关系的问题。超越工业文明中的技术困境不仅依赖于当前技术及其系统的调整、优化和完善，还依赖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生态观念的转变。因此，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从社会制度和哲学层面对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造，才能消除技术的滥用或过度使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和协同进化。
作者：胡必强 来源：知与行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