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和创新
低廉的制造成本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助力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下谱写了“中国故事”。但如今，印度、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便宜，欧美的科技比中国更发达。在外需萎缩、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怎样寻找中国经济的突围之道？
外需萎缩
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要先理解全球格局。
打个比方，从前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有10万元资本，300人。穷国有10元资本，3000人。前者类比欧美和日本，后者类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体中间由一道蓝墙隔开，穷国没资本，经济进步缓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拉大。
后来，改革开放把那道蓝墙打通了，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001万，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块钱，但是却多了3000人来抢，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的麻烦是，劳动者从300人变为3300人，劳动者的竞争也加强了。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两极分化严重。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制造业蓝领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超过了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中国的产品相对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现在的全球格局，发达国家GDP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中国在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000美元，深圳更是达到25000美元。反观美国，从1978年的13500美元升到现在，也才5万美元。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得大家优势趋同了。
如今，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开始发生作用了，比如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制造紧张的国际局势。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成本优势减弱
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变化。
让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但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先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需要组织，而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而有了体制改革，才有后面环环相扣的故事。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年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后来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没有什么大帽子，但小绳索挺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大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摩擦的力量就凸显出来了。
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同时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
那么，如何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创新。
想赢得竞争，要么成本比对手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产品。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所以，中国要继续改革突围。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即使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因为，人均GDP从200美元到8000美元，再到几万美元，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
如果一家企业的人工费居高不下，而它却还一直生产低附加值的商品，那它的投入产出比一定高不起来。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另一個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引进新产品，改变现有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立它们的研发中心，它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而中国，也必须如此。
作者：周其仁
第2篇：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高难度牌局
与过去两年相比，今年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大，如特朗普对华政策、欧盟前景、朝鲜半岛局势等，但国内政策的确定性却明显增强了。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上升到作为治国理政总原则的高度，并明确提出稳增长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目标，因此，今年对政策的把握会比去年相对容易，相应的，民企和居民的投资行为也更容易被预见。
民间投资：因PPI走强而躁动
相较2016年初，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回落，原因很简单——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PPI同比为负持续了近三年，到2016年的3月份才止跌为稳（同比9月份由负转正），尽管政府的基建投资在2013年之后就不断加码，但并不能有效刺激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为此去年年中国务院还派调查组去各地了解民间投资不振的原因。
这轮PPI的上涨，主要是中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由于民企在制造业的投资占比远超国企，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的同步上涨，意味着中上游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这就很容易解释民企投资增速大幅回升的原因。按王晓东的说法，叫“无利不起早”，这是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根本区别。
既然民间投资增速回升与PPI上涨有很大相关性，那么，PPI何时回落，也就决定了民间投资增速的回落时间。从环比数据看，PPI已经有走弱的迹象，这或许表明，这轮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如果没有政府投资的持续加码，恐怕还是一轮反弹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励民间投资、开放民间投资的领域仍成为今年政府的一大政策，这也意味着央行直接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民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很高。
楼市持续活跃：房产税延后就可以肆无忌惮？
房产税没有纳入今年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这对于购房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本面明朗化。2016年的时候，大家还在猜测房产税是否将出台，若2017年还没有进入到立法讨论程序，那么，2018年的年内是否能完成立法并正式推出呢？从时间上看，难度很大。如人大对《证券法》的修订草案早在两年前就出台了，迄今《证券法》何时正式出台仍无时间表。
如果今后两三年内不征房产税，持有房产的风险就大大降低。而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其他底牌，实际上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亮出来了：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最后一句话其实很有意思，既可以解释当前一线城市房价坚挺、新楼盘遭疯抢的缘由，也可以解释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销售火爆的原因，即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既要严格限制人口流入，也要限制土地供应，但人口流入是市场行为，货币流入更是市场行为，也无法控制，但住宅用地的供给是政府行为且可以控制，那么，在需求远超有限供给的情况下，要抑制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难度很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而且，对围绕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特大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而言，本身就存在特大城市购房资金的外溢效应，如果又有国家的大都市圈规划作支持，还有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任务，那么，房价上涨的动力就不言而喻了。
房价的上涨又带来新一轮的限购，不少三线城市也被纳入限购行列，如三月的前半个月里，张家口崇礼区、保定市涞水县、涿州、嘉善、杭州、滁州、连江、赣州、南昌、青岛、南京这11个城市发布新版限购令。但限购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跌，这也是管理层的去年末就亮出的“底牌”：“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因此，民间普遍认为，大涨不会导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大跌则会出事，故今年房价不会跌，但上涨的潜力很大。
三四线城市销量大增拉低房价涨幅
今年1～2月份住宅的销售面积增幅是23.7%，销售金额的增幅是22.7%，王晓东按12个月移动水平（12个月累计金额/累计销售面积）计算，发现价格同比涨幅是9.9%，这是自去年2月以来首次低于10%。
如果今年房价继续大涨，官方会因为怕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放弃干预楼市吗？牌总是你出一张，对方也出一张：当管理层看到楼市继续疯狂将导致的风险成本过大时，必然会出新招。下跌固然有可能引发风险，但持续上涨意味着未来的跌幅会更大，风险爆发的能量也会更大。至于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招，这不是难题，因为办法总比问题多。
如何遏制巨额增量资金的宣泄
跟随美联储的加息，央行将逆回购的利率再次上调10个BP，同时，央行开展了SLF和MLF的操作，大致都上调了10个BP。央行此次上调货币市场利率的时机选择非常好，尽管美联储加息后央行未必需要马上跟进，但此次央行的积极跟进，可以抵消市场对货币收紧政策的猜疑，毕竟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也是央行的一大任务。
不过，央行上调利率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金融去杠杆。目前市场利率已经远高于央行的短期政策利率，存在商业金融机构的套利空间。自去年4季度开始，央行通过拉长久期的方式来抬升银行负债成本，以压缩同业套利的空间。管理层需要达到的目标很多，如既要让经济脱虚向实，又有维持币值稳定，还要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但仅仅通过货币市场来上调利率，能实现那么多的目标吗？显然是做不到的。
通过观察2016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就会发现要控制热钱规模何等之难：2015年末，中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4.87万亿元，至2016年末只有21.94万亿元，一年内减少近3万亿，但2016年的M2增速依然维持是11.3%，即如果外汇占款不减少，则去年的M2应该达到13.4%。尽管从表面看，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为12.65万亿，但通过购买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债券大约6万亿，通过同业义务增加资产近7万亿，使得2016年的商业银行国内资产增加了25万亿，故投放给市场的资金总量超乎想象。如此大的资金投放，加上原本已经是巨无霸的社会资金，成为国内持续资产荒的重要原因。
由于存量资金大部分都已经配置在资产上了，由此形成了资产泡沫，而当前政策的底牌又是稳增长和防风险，即政策的底线是不去刺破泡沫，而只是抑制泡沫，这就到了泡沫不断叠加。从过去近20年的房價走势看，每逢房地产政策收紧，房价涨幅趋缓或微跌时，都是买入的好时机，且几乎每隔三年就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如2000年、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这就使得每年居民部门新增的资金大部分会去配置房地产，房地产作为居民家庭最大比例的配置资产，延续了那么多年只涨不跌的神话，且本身又存在刚需和改善型需求。
相比之下，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配置需求相对弱些，因为预期收益率是不变的，这些年来回报率不断下降，也导致了银行和信托理财产品规模增速的下降。资产配置需求最弱的还是二级市场的权益类产品（远不如PE、VC等的投资回报率高），在过去27年中，累计涨幅都远低于楼市和债市，这两年来表现更差。
正是因为楼市长期演绎着财富效应，使得今年居民家庭的增量资金依然会青睐楼市。为了抑制这些增量资金对楼市的宣泄，这两天北京、广州等地又出台了更严厉的限购增速，这说明，即便没有房产税，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手段还是有的，只是再严厉的政策还得有度，即不要刺破泡沫——这一底牌却成为热钱始终不愿离开楼市的最大因素。
除了楼市存在泡沫，其他市场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泡沫，之所以那么多所谓的理财产品能够获得较高的预期回报率，是因为其收益都是建立了泡沫不破的基础上，一旦泡沫破灭，所谓合理估值的假设就不复存在，有多少产品的价格还能保持坚挺呢？所以，对各类资产以及汇率等管制强化已经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却不能成为永久的选择。
不过，底牌既然已经看见了，而且不会突然抽走，那么，2017年的各大类资产的投资风险应该都不大：跌多了，政策会放松，反弹可期：涨多了，政策会收紧，要注意回落风险。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不破的泡沫，中短期的维稳将导致长期风险的累积，这已经成为我们未来不得不去对付的高难度牌局。
作者：李讯雷
第3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结构、市场条件、外部环境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以需求侧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已渐渐不能适应经济的新增长，同时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既要立足于当前，解决一些突出的矛盾及问题，又要立足于长远，形成完善的机制体制助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1需求侧“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以需求侧“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处于扩张状态为前提的，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至今，时间之久，压力之大，既有外部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随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求拉动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也日益明显。首先，消费需求下降与需求外移的问题并存，国内需求增长不足，同时居民境外消费迅速增加，这足以说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品牌不足的严重问题，也说明消费需求与供求匹配密切相关。其次，我国经济体系存在的过剩产能、积压库存、银行坏账等问题，导致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每况愈下，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的扩容；2015年国家发改委推出PPP项目，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形成合力，优势互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最后，出口竞争优势减弱，贸易壁垒加深。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高端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虽然我国也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但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等市场的需求规模及需求结构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
2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之即出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我国人均GDP指标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断累积。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才能释放活力，为转型升级创造动力机制。同时，人口大国的人口红利减弱，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我们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解释一下经济新常态。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跨越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需求决定型经济，生产方式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收入特征为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第二阶段是供给决定型经济，生产方式是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大规模的剩余劳动不复存在，从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自主研发又成了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供给决定型经济，就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素端从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领域发力，生产端从完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满足供需匹配上发力。因此，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十分看好，是一种长期性的经济增长，可以从供给角度提高全社会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向上向好。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方式
3.1需求侧与供给侧互联互动，创建经济增长新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结构失衡，供需错配，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要把改善供给作为主攻和长期的方向，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从长期来看，供给侧改革是最有力的结构重塑政策，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必须加大供给侧改革。由于供需的互联互动，需求管理則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具体来说，首先，扩大总需求还是要以投资为主，前提是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或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否则，投资继续形成过剩的产能。其次，投资要补短板，我国城镇化率还远远不及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因此城镇化是一个短板。西部投资，也可以作为一个重点投资的领域，对搞活经济、改善民生有很大发展空间。再次，投资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改善生产技术，要消除基础设施瓶颈。基础设施投资因其投资期限长、回收期长，有正的外部性又很难对外部收益直接收费特点，所以对于政府而言是责无旁贷的。
3.2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力度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端全面发力，让资源从产能过剩产业流动到有高需求的新兴产业去。加速新兴产业发展，推进结构性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微观经济活力，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实现技术创新。国务院于2015年7月和9月先后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为实现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具体措施上，重点是为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要加快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创新创业的新环境；还要对中小企业创新实施减税补贴，提高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建自己的品牌。
3.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经济结构性分化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一是要在增加投资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地推进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合作，投资在近期内还要注重补短板。二是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加强产业扶持，提升产品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引导产业向高新技术、智能制造、战略性新兴技术、现代服务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等领域发展。2015年，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旨在加快我国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进智能制造，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由大变强。三是优化需求结构，改善供需矛盾，增加有效供给并释放需求潜力。四是优化城乡结构，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着力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被边缘化的问题。五是优化分配结构，加快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相关法制建设的力度，加强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的完善，力争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六是优化产权结构，实现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当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体制机制的问题肯定不可能回避，一定要坚定信心进行改革。
作者：苏平
第4篇：中国经济新动能蕴含在六大领域
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回调以后，已经接近底部。从需求侧来说，主要是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已经落地或者即将落地，其中前两项已经见底，而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从供给侧来说，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已经开始恢复增长。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
经济接近底部与触底是两个概念，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今后一两年内，经济触底是大概率事件。经济触底后，能够在5～10年内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但要保持中速增长，就需要促进新增长动能的发力。新动能可能出现在六大领域。
第一，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低效率领域的开放和竞争。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产业在内的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应进行改革，这些领域投资已经不少了，但真正高效率的投资并不多，这些领域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潜力很大，这是中国最大降成本的地方，可以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和运营的成本。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包括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准备朝前推，但现在看来，进展不如预期，这件事不能再往下拖了。现在一线城市房价高企，而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没有放开。这个事虽然敏感，但是回避不了，如果通过某种政策清理，比如该交的税交了，该交的费交了，让小产权房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流通，如果农村集体土地能够和国有土地一样同价同权进入市场流通，一线城市的房价还会这么高吗？
此外，如果北京周边的农村土地改革不往前推进，人口均衡的分布难以实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难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都至关重要。
第三，要特别关注经济下行过程中的产业分化。最近几年出现的地区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这是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的信号。过去我们讲了很多年要转型升级，为什么转不了？因为还不到时候，现在不转不行了，所以转型升级创新都是大形势下被逼出来的。事实上，有些地方還在保护那些落后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企业购并过程中，把好的和坏的捏在一起，差的企业一般是好不了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好的企业可能就被拖垮了。
第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像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性服务业，发展潜力都很大。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大有文章可做。
第五，创新监管制度。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实体经济，这些年进展非常快，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与现行的管理制度，特别是监管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其中网约车就是明显的例子。现行监管体系从监管理念、能力、水平和方式上需要转变，实现在创新中监管，在监管中创新。
第六，重视前沿性创新领域，比如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我国在这些领域与国际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基础研究、大学教育、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仍有较大差距，这个短板不补上，就没有成为真正创新型大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基础。
作者：刘世锦
第5篇：论国外金融智库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智库，只是古汉语当中没有用“智库”二字表达出来。智库的具体概念较难确定，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主要参考是美国对智库的界定。概括说来，可以认为智库是一个能够将各行各业专业人才聚集在一起能够结合当下需求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制定和推动政策、给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等，并且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的非盈利机构，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能够创造出符合现代人类需求和未來发展趋势知识的生产者，这些知识是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具备很强的实践性和影响力。
一、国外主要金融智库：以英国、美国为例
英国研究金融方面的智库主要涉及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等。而美国研究金融方面的智库包含十分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策略研究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研究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美国和全世界经济策略向美国领导人提供建议的美国经济委员会、专注于研究国际商业和经济竞争的美国经济策略研究所等。
目前全球排名第一位的智库是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对于商业和金融、经济、财政政策、国际金融系统等问题的研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度也是所有国外智库里面最多的，专门雇佣了不少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比如WingThyeWoo主要从事以中国和印尼西亚为主的东亚经济研究以及华裔成员肖耿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方面研究。作为首屈一指的智库，促使他获得如此荣誉的原因，除了源自于历史的悠远，更多的在于他对研究成果的重视、态度立场的坚定以及决策参与的积极性。
二、国外金融智库对中国经济的主要研究方面
（一）有关“一带一路”
虽然国外智库的角度、立场有所不同，但是其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基本可以概括地论述为动因、风险、影响。通过分析国外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不难发现评论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背景和原因；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三是“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大多数智库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帮助中国解决增长乏力、产能过剩问题，也较为符合自己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互惠合作的加强，整体看好实现前景。比如：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戴维·多拉尔认为，由于海上沿线国家的经济更加活跃，因此与通过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会更成功。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会振兴给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80%的本区域，而且有望在2050年之前将高达30亿人带入中产阶层的之列。
不过，也有少数的反对声音，它们认为“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借机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外表美丽的掩饰手段，而且对沿线国家的环境会造成破坏，不仅不会起到多大经济促进作用，还不利于资源有效利用。他们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求，以此实现向外扩充。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需已近饱和，钢铁和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所以中国需要通过向海外市场输出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
否定的声音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面对目前沿线大多数国家的主要需求，“一带一路”的建设首先是从基础设施的投资抓起，而且这些投资均属于区域性的大型投资项目，涌现着巨大商机，对于GDP的增长具备很强的促进作用，有消息称政府还会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和利用PPP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大额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对冲经济下滑风险，所以“一带一路”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沿线国家而言，都会带来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前景。相信随着“一带一路”的成功推进，真正帮助这些国家获取效益时，那些反对的声音自然会减弱，同时伴随中国智库不断加强与国外智库交流，国外智库未来必定能将有关不良舆论引向正面。
（二）有关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经济增长和“一带一路”的推动作用已使人民币国际化成必然趋势，并且有力地担当了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国外智库对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展开了深层次研究。比如：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提出报告认为在整个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透明度的增加以及平稳而高具公信力的机构性改革的推动，会利于提升人民币的认可度和接受力，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报告还认为，随着更多的政府和官方机构参与使用人民币，持续进行宏观经济以及宏观审慎的改革，有助于为良好的人民币金融系统打好坚实基础。
有关人民币国际化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2015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篇名为《人民币国际化仍长路漫漫》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人民币不太可能取代美元的地位，尽管中国经济不断上升，但由于受到缺乏霸权、非国家实体羸弱、规范破碎以及缺乏安全联盟等政治阻力的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步履维艰。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尤其是亚投行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发展，区域内的贸易投资量必然稳步增加，必然会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内的流通，从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引起了各国金融智库的广泛关注。其中，布鲁金斯学会有学者认为中国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因为中国担心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发展太慢，而且中国需要借助AIIB吸收过剩产能，但即使由中国独家供应项目贷款，亚投行也不足以对产能过剩问题产生任何影响。这一说法的出现应该还是来源于对我国国情的不够了解，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很严重，这必定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带来不必要的成本，降低了利润。尽管西方国家传来了部分否定的声音，但是亚投行对于产能过剩的巨大缓解作用是一定存在的，而且它的存在绝对有利于我国扩大在全球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更何况亚投行的存在为更多的国家带来的福音是不容忽视的。比方说世界银行在提供贷款的时候经常会附加将公有制改为私有制才予以贷款的要求，而且贷款程序复杂，一个是不利于急需贷款的项目，前期工作耗时过长，另一个是个别条款损害了部分国家的利益，贷款要求有些苛刻。相比之下，亚投行对于贷款项目的审查和评估就比较简洁，它更重视的是项目的合法透明以及保护社会和环境利益，更加不会做出诸如私有化这样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世界银行的不足，更加符合贷款需求国的利益。显然，亚投行的支持声音是多于反对的，比如英国智库学者Rajivbiswas认为亚投行对于平衡西方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话语中透露了对于亚投行的肯定。
三、结束语
我国的智库虽然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名，但质量水平比较欠缺，所以近几年我国政府在积极研究智库的发展，通过总结国外金融智库的特点、职能以及学习先进智库的优势，对于我国的智库水平也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多年以来，国外智库和我国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就是其对于我国经济金融的研究，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我国提出了诸如“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等重要措施，与此同时出现了影子银行和经济新常态等重要经济现象，尽管国外对我国经济政策和现象不认可的声音时有存在，但始终无法反转支持的力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智库必定拥有世界领先水平。
作者：孙雷
第6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运用与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之后的追随者不断对其进行论证，发展其科学理论体系，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的学说。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逐步壮大，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日趋严重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虽身为资产阶级，却积极投身到工人革命运动中，他们的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来源。他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理论，到在实践中又得到运用和发展，工人运动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不断趋于成熟与完善。
从字面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最早产生于手工业时代。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手工业逐渐被机器大工业所替代。在这一历史的转折期，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需要从上层建筑出发为其做制度上的辩护，这就促使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并趋于稳定发展的态势，这期间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率先站出来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矛盾。但小资产阶级是站在维护自己私有制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并未深刻了解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认清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性和固有矛盾，因为他们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唤发出人们对未来社会美好的期望，期望达到一定值便诞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应用政治经济学剖析了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制度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辩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做了猛烈的抨击。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没有清楚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的思维终究没能摆脱社会形态的束缚，没能找寻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反击资本主义，没有发现改变社会的坚实力量，所以他们的思想只停留在乌托邦式的空想上。
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居于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如此的地位是因为它主要研究生产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对整个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有很大的指导意义。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预示着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时代的产物，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理解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规律。它洞悉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和必然变迁，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对未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有了新的路标。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所创立的阐述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他主要分析的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他拓展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新途径，并提出了符合俄国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本文所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义范畴的，它包括了列宁对马恩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的成果。
《资本论》全称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马克思最为重要的一部经济学巨著。书中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物质资料的生产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一系列经济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经济规律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客观的，无论人们是否真正了解它，它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一，人们可以研究和利用规律，按规律办事。第二，研究当下经济条件和状况，可以帮助我们选择正确的实现途径。经济规律揭示的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正确利用规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社会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理论，但它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它没有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做的是去认识研究它，它给我们的是总体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一本说明书。社会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运用过程中，走了弯路（如苏联解体和中国的大跃进等），但这不能说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造导致的结果。任何社会体制、任何市场经济制度都会和当时所采取的经济形式有矛盾的一面，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给出一个万能的钥匙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用辩证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在实践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寻求解决矛盾之道，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体现与应用
（一）历史上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奴隶社会末期，商品之间开始出现简单的交换，这在今天看似简单的第一次商品交换却使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到战国时期，随着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货币开始作为商品间交换的介质出现，体现了最初的商品与生产者的关系。从此，货币更加紧密地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曾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3}历史上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流，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货币的作用，这些交流最终促进的是中外民族经济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到的商品和货币的作用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发展，但是在封建思想的禁锢和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资本主义发展曲折艰难。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苦大众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生阶级。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要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将目光投放在劳动力商品上，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中国的工人阶级奋起反抗，揭露大资产阶级黑暗的本质。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不仅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面临着逐步消除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任务。我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苏联初期的情形相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帮助俄国度过了艰难，它大胆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念，使一度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焕发了活力，它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经济规律。邓小平曾评价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思路比较好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为它适应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新经济政策突破了固有观念的限制，既坚持了根本的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我国经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是对列宁经济政策的一种借鉴。通过这一政策，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成分向社会主义经济逐步过渡，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慢慢消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但是，1958年以后，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出现了曲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3年自然灾害，党内的左倾错误泛滥，同苏联关系的破裂，尽管中间有过调整，也认识到一些错误，但总体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重大失误，而后有发起了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能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违背社会发展与经济规律，遭受挫折是必然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运用
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确立，将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关于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在任何经济社会中，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邓小平下定决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有制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所有制改革包括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和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关于分配问题，公有制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非公有制范围内，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党十分重视要建立与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因为只有确立合适的分配制度，才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与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阐明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的商品关系同资本主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不能混淆二者，坚持市场经济就是坚持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狭隘的阶级观。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前沿，敏锐察觉出，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可否借鉴，也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是经得住实践考验的正确理论。
（四）深化改革须对政治经济学有正确态度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正反两反面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确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一地位是不允許被其他经济学说所取缔的。当前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武器，认识并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这一要求是具有全局意义的。
第一，纠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误区。受当前一些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偶有遭到诟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先学好它，理解它。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干部学好政治经济学是英明决定，学好理论是用好理论的前提，我们只有弄懂弄通它才用它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它是人类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绝不是马恩个人的主观设计和主观臆断，它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合理推断。政治经济学涉及的一系列科学的经济学原理以及研究方法，是被中国实践证明的可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处理错综复杂的各种利益矛盾关系，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不能陷入教条主义。
第二，不断创新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探索新时期的新特点和新规律，不断提炼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成果，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党和政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全盘否定也是不正确的。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我们要加以吸收，用来丰富补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本身就是开放着的发展着的经济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理论自信，如果失去理论自信而去迷信于西方经济学就可能会犯颠覆性的错误。
总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对其进行创新发展，才能有效推进“四个全面”的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程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