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从模式的角度研究城市化问题，逐渐成为城市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城市化的模式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特征和运动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而将它们归纳为不同的模式。此类研究涉及城市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城市化的运动规律、表现特征、动力机制、影响因素、演进过程等。学者们常借此概念来分析城市化的历史轨迹、发展特征、战略方针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性等。城市化的模式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城市化的本质及运动规律，并以相应的模式为参照来应对城市化实践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有助于突破已有理论的局限和束缚，通过对城市化实践的模式概括，创新城市化的发展理论。
20多年来，国内学者对不同国家及国内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对城市化模式的经验总结居多，关注的多是地域城市化模式类型的个性特点，而对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分析较少，难以对各种经验模式做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削弱了模式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指导作用。本文拟对城市化模式的概念内涵以及规律性、差异性和适应性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城市化模式的理论认识，并为中国特色城市化提供理论基础。
一、城市化模式的内涵特征
城市化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具体地说，它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期城市化的演进过程、表现特征、动力机制和战略选择的概括和总结。城市化模式的研究，就是寻找城市化过程中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在个性的特点中发现共同的演进规律，从共性的方向中辨析地域发展的个性特点。城市化模式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城市化过程的各种关系和问题，如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动力机制作用的关系问题、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空间组织和规模结构的关系问题、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关系问题、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等。在内容上，城市化模式包含动力模式、空间组织模式、城乡关系模式、管理调控模式、建设模式等不同研究内容。在方法上，有总结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轨迹和地域差异的经验模式研究，有揭示城市化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研究，有探讨城市化方针和政策影响的政策模式研究。
由于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包含诸多方面内容的、动态演进的复杂过程，因此城市化模式也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内涵特征。
1.模式内容的多维性
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人口、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结构转换的内容，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起来，城市化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1)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即人口结构的转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城市化。(2)城市化是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非农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即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3)城市化是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逐步转化的过程，即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4)城市化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即体现了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城市化发展的这些特征，使得城市化过程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具有复杂的相互联系。多面的表现特征和复杂的各种关系，构成了城市化模式的多种形态。
2.模式形成的复杂性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复杂过程。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受到经济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状况、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及其组合的复杂多变，造成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复杂作用。而城市化机制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力量，因而也是城市化模式形成的动因所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城市化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1]。城市化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化推进方式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具体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是不同的，从而形成相互差别的发展模式。
3.模式演进的动态性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化过程。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城市化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内容特征、表现形态和动力机制都在发生着变化。反映到城市化的路径上，不仅具有静态的特征，而且表现为动态的演进过程。城市化演进的动态性，决定了城市化模式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化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二、城市化模式的规律性分析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虽然各国各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千差万别，但它们都遵循一些共同的内在发展规律，如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规律、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城市化效应的集聚扩散规律等。在各种发展条件的约束下，不同国家或地区推进城市化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采取何种途径，都应符合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受到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支配，城市化的推进有其客观的发展过程，并表现出一些有规律的演进特征。因此，从城市化的一般演进过程来看，城市化进程存在着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理论模式(或称主导模式、经典模式)。这种理论模式体现了城市化的一般演进过程和特征。
1.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进模式
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的推进总是与产业结构的演进相关联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经济过渡到服务经济；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并进一步成熟。与之相联系，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也在发生着变化，即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2]。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进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由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规律所决定的。
(1)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化由工业化的初步兴起而启动，而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的农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这时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工业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工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作用非常显著，居于主导地位。
(2)在城市化中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城市吸纳人口能力的增强，推动人口向城市的加速集聚，城市化水平提高很快。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工业门类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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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与之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到服务业领域就业，第三产业开始显露出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2]。在此过程中，工业比重先升后降，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
(3)在城市化后期，工业化接近基本完成，工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并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的不断加强，使得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开始呈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对城市化的影响减弱。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不再是工业，而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2.城市化表现特征的演进模式
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所表现的特征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人口、社会、经济和空间上的城市发展涵义。
(1)在城市化初期，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工业部门和工业聚集区，城市数量少、职能单一，城市化的发展速度缓慢，城市人口的比重较低。
(2)在城市化中前期，由于工业化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这时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城市数量增加的外延式发展，即城市化“量的扩张”。其中大城市是人口和产业的主要聚集区，规模扩张相对较快。
(3)在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比重，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从传统、落后的农村社会步入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城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劳动力更多地被服务业领域所吸纳。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内涵发展加快，各种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和城市职能结构逐步趋于完善。同时，城市的经济活动逐步向外延伸，城市生活方式等无形城市化内容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渗透。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延伸。
(4)在城市化后期，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人口比重基本稳定，城市化速度趋于缓慢甚至停滞。城市发展的重点是城市综合功能的提升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城市社会服务设施更加完善，城市职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提高即城市的现代化，以及城市文明的广泛普及、城乡社会经济的一体化。[2]
3.城市化空间形态的演进模式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促进城市化的空间形态不断变化。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内城市发展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不同的，一般由最初的独立分散结构向单中心结构、多中心结构演化，最终形成区域空间一体化的网络结构。城市化过程中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这种一般理论模式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 R. Friedman)的“核心—边缘”理论予以阐释。
(1)在城市化初期，城镇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且功能较单一，彼此间的相互联系较弱。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不明显，区域城镇呈零星的点状分布，处于孤立、分散、封闭状态，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小区域的地方中心，未形成城镇等级规模结构。
(2)在城市化中前期，城市集聚效应明显，处于加速集聚状态，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城市在其较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下发展迅速，城市规模急剧扩大。这一阶段以非均衡的中心城市极化增长为主要特征，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
(3)在城市化中后期，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辐射扩散效应日益增强。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周边地区城镇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新的增长极。次一级中心城市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兴起，并形成新的核心—边缘结构。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多个不同层次的核心—边缘区相互作用，而形成区域发展的多核心结构。这一阶段人口和产业更多地向中小城市聚集，城镇等级结构趋于完善，形成较为松散的城市群体结构。
(4)在城市化后期，区域内城镇得到普遍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区域发展趋于均衡。在不同等级城市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相互交织的作用下，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各组成部分完全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一阶段区域城镇体系不仅具有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而且具有相互依存的城市功能结构，呈现网络化的区域空间结构。
三、城市化模式的差异性分析
尽管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性。但由于受到一系列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又会有所差异。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任何城市化模式的形成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城市化的路径也会因此有所不同，呈现出具有一定差异性的地域特征。城市化模式的地域差异性是由影响城市化发展状况的各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1.自然和人口因素
自然资源和人口状况是影响城市化进程重要的初始条件。城市化是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资源要素不断集聚和再配置的过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对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区域城市发展的规模、数量以及速度要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也不一样，人口集聚的经济推动力量因此存在明显的差异。资源禀赋好的地区，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较强，在市场条件下城市化自然演进的特点比较明显；资源禀赋差的地区，由于缺乏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和原材料供给，城市化的内生力量往往不足，通常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
同时，人口状况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人口压力较大、人地矛盾突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农村的推动能力往往大于城市的吸纳能力，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进程往往相对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对于平原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高、人口分布广泛而均匀的国家，一般会形成分散型城市化模式，如美国；而平原地区占国土比例低、人口分布集中且不均匀的国家，一般选择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如日本。
在一定历史时期，资源和人口状况是影响城市化相对稳定的因素。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体系的发育以及区位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改变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状况，提高资源的可利用性，削弱资源禀赋对城市化进程的原有影响。
2.经济因素
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发展的状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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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所决定的。经济因素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其它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或多或少是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实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与该国或地区经济结构也有很大关联度。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城市化动力来源和强度，影响城市组织生产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从而导致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地域差异。
例如，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化先由工业的发展而启动和加速，再到二、三产业的共同推动，最后过渡到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成熟，这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模式。但对于某一小范围的具体地域而言，城市化并不一定非要经历工业的发展过程，许多以商贸、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地区，同样可以直接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现城市化。而对于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也会因工业化模式不同而不同。轻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较高，城市化进程相对较快；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较少，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此外，内生性与嵌入式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增长方式、产业集聚与扩散方式等方面的地域差异，都会对城市化具体模式的形成产生影响。
3.制度因素
制度环境是影响城市化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化进程必然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
城市化是人类对生产、生活空间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的前提是相关资源和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而资源和要素的流动过程和配置方式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受到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同时，制度因素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仅直接作用于包括人口在内的资源要素的配置和流动，而且通过影响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增长的路径、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城市效应的发挥情况等其它动力因素间接作用于城市化进程。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有所差异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城市化推进方式和手段的不同，可以是市场化的，即通过市场内在的利益机制刺激人口和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也可以是计划性的，即通过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影响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同时，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相互结合。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有明显的差异。在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的行政因素常常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而市场因素则难以显现其应有的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政府是城市化唯一的发动主体和投资主体，决定着城市化的方向、速度、规模和形式。在这种制度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化的发展明显不同于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化的推进方式和发展路径。
4.政策因素
除宏观的制度环境外，具体的城市化政策如城市发展方针、人口迁移和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区域开发政策等，都会影响城市化的具体过程。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所采取的“抑城市化”政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行了种种限制政策，如户籍、食品供应、就业等。政策因素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任何国家城市化模式的形成都有显著的影响。即便是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政策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在郊区建设小城市的计划和《联邦资助高速公路法案》，对郊区发展实行多种鼓励政策，如房屋抵押贷款政策(房屋抵押贷款所付利息冲抵个人所得税)、税收倾斜政策(美国郊区的税收比市区低50%左右)。1970年代又相继提出了《乡村发展法》和《住宅与郊区发展法》，把非城市地区的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包括提供贷款、拨款援助和建立基金，主要用于非城市化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政策刺激了美国城市发展的郊区化以及分散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成。
以上这些主要因素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城市化具体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每一种城市化模式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3]。由于发展条件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对城市化的机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形成相区别的城市化道路。这些因素对城市化模式形成的影响并不是独立和固定的，而是共同作用、动态变化的。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影响城市化的各要素会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或特征，其组合和影响方式也会因经济技术水平、制度环境、政策导向的差异而大相径庭。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化过程并非一定沿着理论上的路径和方式运行，从而造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差异性。
四、城市化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化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城市化模式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发展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城市化的健康与否，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合理的城市化模式会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会带来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因此，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或选择，存在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1.城市化模式要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现实条件相适应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合理与否，取决于两个最基本的条件：(1)是否与城市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在各种发展条件的约束下，不同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城市化的具体模式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采取何种城市化模式，都应当遵循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路径的合理与否，往往取决于其偏离城市化规律所决定的主导模式的程度。当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与城市化的内在规律相背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就需要检讨这些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根源，转变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以便与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相适应。(2)是否与城市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相适应。在各国各地区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发展模式形成或存在的理由，是以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为基础的。任何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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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都是一定时期各种条件影响和制约下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有一定的适应条件。当城市化的发展条件或发展阶段发生改变时，城市化模式应当相应地发生转变，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否则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城，防止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4]。
城市化是在城市发展的内生机制作用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城市化的方向与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又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意味着城市化的路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通过介入各因素对城市化模式进行调整。
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具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依据城市化发展演化的规律及各种影响因素来决定的。城市化模式既要符合城市化自然演进过程的规律性，又会体现城市化路径选择的特殊性。因此，对于一国或地区城市化模式的选择或其合理性，一是要考虑其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二是要考虑城市化的诸多影响因素。要在分析经济社会背景和城市化阶段性演进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动态作用和影响程度。
2.城市化模式要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动态变化相适应
由于城市化发展演化过程的动态性，决定了任何地区的城市化模式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城市化发展条件以及其主要问题和任务的阶段性变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需要适应变化的发展形势，适时地进行调整和转变。从理论上看，城市化模式的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由城市化规律所决定的自然演进过程和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自觉选择过程。从这一点来看，城市化模式的转变既应该包含自然演进过程的规律性，又应该包含适应自然演进过程的政策取向。
(1)从城市化的内生机制考虑，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适应城市化演进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城市化模式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每一种城市化模式都是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规模结构、组织形态、表现特征等也发生着阶段性变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阶段是决定城市化模式及其转变的一个内在要素，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演进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断演进。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需要重新审视城市化原有的推进方式和途径，如果固守原有的模式而不改变，就可能因为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而产生不协调的问题，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城乡关系的不协调、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等，从而受困于各种城市问题。因此，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应当与其发展演进的阶段性相适应。不同区域应当根据所处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确定与之相适应的发展目标、推进方式和途径以及相关政策，并随着城市化的演进过程适时地进行调整。
(2)从外在因素考虑，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适应发展条件变化而进行的城市化发展策略的调整，涉及发展战略、体制创新、政策选择、思想观念等诸多制度变迁方面的内容。
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其发展模式的形成及其转变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加速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限制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阻碍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既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体制创新或制度变迁，可以促进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5]。发展理念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对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为城市化的实现方式，城市化模式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当发展战略发生改变时，客观上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推进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政策的引导对改变原有已不适宜的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如英国早期的城市化完全由市场的力量驱动，政府不作为、不干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泛滥。在社会各种力量的驱动下，英国政府随后进行了诸多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公共卫生法》、《住宅改善法》、《城市规划法》等，使“城市病”得到有效遏制[6]。
总之，城市化是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否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判断城市化模式合理与否最基本的标准。城市化模式还应随着发展形势、发展目标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转变。发展阶段的演进是城市化模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制度变迁是推动城市化模式转变的外在因素。城市化模式的转变不仅需要内在演进动力的拉动，而且需要外在社会因素的推动，两者共同作用是形成合理城市化模式的关键。
五、结语
从模式的角度研究城市化，可以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城市化问题的分析框架，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以及解决的途径和方式，系统和动态地研究城市化过程及其各种关系和问题。城市化的模式研究是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它既是对城市化实践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为城市化的具体道路提供指导。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就是既要符合城市化的内在规律，又要适应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模式。加强对城市化模式的理论研究，可以为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导，以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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