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加速，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又普遍减速，这样的一个时期特别值得关注。这一段时期见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百年增长潜力的最剧烈的释放，并最终把工业化国家推入城市化成熟期。
本文立足于Mitchell(1998，2007)和Maddison(2006)的历史统计数据库，对百余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路径进行描述，并对引致增长轨迹重大变化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尝试着说明以下事实，即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与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密切相关，而生产率的减速是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为此，本文提出了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观点。
我们之所以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正经历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引致的“结构性加速”，成就了30年的经济高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递进，产业结构发生由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的演化，“结构性减速”将会发生。值得关注的是，处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的中国经济，如果经济政策应对不当，诸多问题将因必然的“结构性减速”而凸显。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诸多问题，可以作为“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过渡的鲜明例子(或许，我们的这种结构性观点，也可以很好解释拉美国家高增长之后的徘徊不前)。
本文“结构性减速”观点的提出和明晰，是基于丰富的数据史料和一些作者的有益见解。1980年代以来，尽管有不少文献尝试着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问题进行解释，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我们更倾向于Maddison的看法及类似的解释。Maddison(1989)认为，1973年以来，OECD及其他国家经济减速的原因有三个：(1)石油价格飙升和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导致政府和私人部门进行调整(如这个时期政策目标和理论依据与凯恩斯政策大幅偏离，充分就业不再是政策目标；抑制通胀、减少赤字和经济增长成为目标)。(2)过度谨慎的政策实践，妨碍了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3)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原因，一是受部门机构变化的影响，发达国家战后重建加速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的流出，这种一劳永逸(once for all)的因素，削弱了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的空间；二是随着欧洲和日本资本存量的现代化，以及向技术前沿的日益接近，追赶的收益逐渐减少，投资回报减少。Maddison对经济增长减速的第三个解释，在Bjork(1999)的文献中得到回应。Bjork(1999)运用美国百年历史数据，对包括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在内的重要长期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说明，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结论是：日趋成熟的美国经济，不可能重现昔日高增长的辉煌。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观点，本质上是对一些作者前期工作的进一步解释。张平、刘霞辉(2007)提出了发达国家长期增长(人均GDP水平)的S型路径，并对S型轨迹上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可能发生的问题给出了解读。本文中，人均GDP水平的S型路径，被更为直观的人均GDP增长率“钟形曲线”代替，因此，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被更加直观地标定。而且，我们把“结构性”赋予通常被认为是数量型的成长曲线，使其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经济理论含义。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库应用的详细说明；第三部分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主要是把历史上重要的生产率因素析出；第四部分通过一个数据实验，对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问题给出定量和定性分析；第五部分立足于“结构性减速”观点，给出了中国未来增长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的简要说明；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数据及数据应用说明
鉴于本文研究目的，有必要对数据来源及主要运用的方法进行说明。下文增长和结构分析所用数据有三个出处：Mitchell(1998，2007)的国际历史统计数据；Maddison(2006)的各国经济数据估计；联合国统计数据库(UNDATA)：(1)我们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12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美国等老牌工业化先行国，以及日本这个过去发展和未来趋势都值得关注的国家。(2)Mitchell(1998，2007)数据库的特色在于，它提供了发达国家近200年的人口和经济结构变迁数据统计，从而为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便利。Mitchell的数据库是以下变量分析的基础：发达国家长期人口结构变动状况；经济活动人口的产业分布及其变动，或部门就业构成及长期变动趋势；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第二、三次产业发展状况和趋势。但是，Mitchell数据库的一个不便之处是，它没有提供连续可比的各国经济增长率序列(各个时期采用了不同的基准)，因此不能直接用于各国GDP增长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分析。(3)Maddison(2006)的统计数据库弥补了Mitchell工作的这一缺点，利用其1990年不变价长期GDP序列，结合Mitchell的数据库所提供的人口序列及其他数据，我们可以方便地对经济增长及其因素进行分析、分解。(4)Mitchell的统计数据库，提供了历时200年的诸多经济变量的数据资料，非常翔实。即便如此，一些较早年代的变量数据，有时候也不能保证在年代或年代期间上恰好对应，如一个典型的不便之处是，假设我们分析劳动参与率变动对劳动生产率长期变动的影响，Mitchell数据库中与劳动参与率对应的两个变量是：产业的经济活动人口或就业；按年龄分组的人口。但是Mitchell数据库有时候不能把两个变量在时点上或时期上完全对应起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利用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来对年龄分组的人口数据进行补充，以保证两个变量在时间或时期上的对应性。实际上，这种做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对于实在无法对应起来的时期或时点，我们采用趋势估计方法，即用相邻年份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量，来估计其间某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采用这种方法的估计数据，我们在后文将给出具体说明。基于上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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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对于主要经济变量和因素分解的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1.人均GDP增长率。本文的长期增长趋势分析，都是围绕这个宏观变量展开。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我们将给出几种人均GDP的估算序列。一是简单的人均GDP增长率序列，即用各国实际GDP水平(Maddison的1990年不变价序列)除以人口(Mitchell的年中人口序列)，得到人均GDP水平，据此计算人均GDP逐年增长速度。但是，这种逐年增长序列由于包含了短期扰动因素，给分析带来了不便。典型如二战前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产出等，受到战争破坏或战后重建的巨大扰动，因此，分析的时候需要把这些不规则因素剔除。为此，两种常用的数据平滑方法被纳入分析：特定时期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以及HP滤波方法。我们用HP滤波抽取发达国家百年经济增长的趋势成分，技术上遵循普遍采用的参数设定，这种运用主要体现在图1“12个工业化国家1820-2004年人均GDP增长趋势”中。特定时期年均增长率被应用于增长因素分解①，这种做法主要是针对Mitchell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特性，因为很多经济变量的数据在那里是按时间期间(而非连续的时间点)提供的。
2.人均GDP增长率因素分解。经济增长核算上，有几种方法被经常采用：一种是经典Solow增长核算方程，基于这种技术，容易测算产出的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贡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核算方法的局限也比较明显：一是如果连续变量序列不易获得，则Solow方法不易应用；二是当把结构性因素纳入增长分析视野时，尽管Solow方法经过适当改造后仍然可以使用，但是技术上处理起来稍显复杂。另一种更加直接的因素分解方法弥补了这个缺陷，则有以下记号和等式：
上述方程两边取对数，且对时间求导，得到人均GDP变化率的分解方程：
三、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主要因素分解
(一)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的阶段性加速和减速
如表1，我们主要以12个工业化国家增长历史为例，对长期增长的一些事实进行分析。Mitchell的数据库中，关于这12个国家近200年的数据估计提供得非常详细，通过这些数据的观察，基本可以诠释出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主要特征。表1中各国经济变量样本期的选取，是根据Mitchell和Maddison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样本期选定的，且直接与图1的散点轨迹在时间点上相对应。
图1 12个工业化国家1820-2004年人均GDP逐年增长率(HP滤波)
数据来源：Mitchell(1998，2007)、Maddison(2006)。图2、图3同图1。
为了得到长期经济增长轨迹的总体印象，我们把12个国家人均GDP逐年增长率以点状图的形式展示在图1中。方法是，首先基于Mitchell、Maddison等数据库，计算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然后对12个人均GDP序列分别进行HP滤波处理。除了英国1938-1946年间人均GDP增长率滤波数据未加列示外，其余各国逐年增长率均在图中表示出来。没有显示英国1938-1946年间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原因，主要是战时破坏及战后重建对人均GDP的冲击表现得相对较大，因此作为异常值剔除。
一些有意思的长期增长特征可以方便地观察到：(1)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钟形”演进轨迹。根据12个工业化国家的散点趋势，我们在图1用粗实线标出了这些国家经济演进的“平均值”趋势，它代表了发达国家长期增长的普遍规律，即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先加速后减速的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钟形”演进轨迹。(2)“钟形”演进轨迹的阶段性。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普遍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但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因为到了1970年代，以城市化率70%为标志，这些国家经济走向成熟，从而内在地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加速。(3)“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钟形”演进轨迹的形成，可以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解读线索。首先，伴随两次工业革命，经济结构发生了由二元向一元工业化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重心被逐渐转移至高效率的工业部门，于是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加速”。我们运用这个词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结构变化在长期增长中的重要性。相应地，可以采用“结构性减速”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劳动力由增长速度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至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因此，产业结构变化是主导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4)人口结构变化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主导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二是人口转型。发生在人口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以及劳动参与率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我们对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率给出进一步的数据说明。与图1的散点趋势相呼应，文后附录1“12国人均GDP增长率分解”给出了各国人均GDP在特定时期里的年均增长速度。②与图1稍有不同的是，附录1的增长率平均值是基于Mitchell和Maddison数据库直接计算，没有经过滤波处理。基于人均GDP增长趋势，我们大致把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1920年代以前的缓慢演进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是，纵向(时间轴向)比较上发展速度相对迟缓、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横向(国家间)比较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较大。(2)1920年代至1960年代的持续加速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是各国人均GDP增长持续加速，而且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差异缩小，发展速度趋同现象出现。(3)进入197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几乎同步进入持续减速时期。
(二)发达国家增长因素分解
运用等式(5)和(6)，我们把特定时期的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三个构成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附录1的表格，汇报了19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及其三个构成因素的估算结果。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附录1的估算结果进一步综合为下文表2、表3和图3。总体看来，12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中，劳动生产率变动(表2)解释了大部分变动：若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劳动生产率变动率为自变量，简单的统计检验表明③，劳动生产率变动可以解释大约85%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即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慢，主导了人均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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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快慢。经济增长速度的其余15%，可以由劳动参与率变动和劳动年龄人口变动来解释。当然，85%和15%的划分，是基于12国100年统计平均的结果，至于在特定时期，各国可能存在差异，有时候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比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还要强。关于这一点，详细的分析请参见下文叙述。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统计关系直观表示在图2。
图2 12个工业化国家1890-1990年代及之后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回归关系
1.劳动生产率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长期经济增长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如前文所述，伴随两次工业革命及城市化，各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结构性加速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发展重心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转移，其间，劳动力资源被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并促进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随着各个工业化国家日益走向城市化，劳动力再次被重新配置，由生产率增长速度较高的工业部门向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导致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减速”。如表2所示，12个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在1960年代开始发生，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但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普遍下降，出现于1970年代并持续至今。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普遍下降，与上文人均GDP增长减速的时期基本一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相对于高增长时期，工业化大国劳动生产率减速的幅度普遍较大：法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5%—6%，90年代之后降低为0.28%；德国90年代以后几乎无明显增长。
2.劳动参与率
1980年代前，劳动参与率下降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从历史看，1920年代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参与率在65%—70%这个较高水平上，如1890年代、1910年代、1920年代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为69%、68%、65%。1930年代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到65%左右，这个水平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1990年代及之后才有所回升。大多数分析认为，发达国家的累计所得税制及1940年代以后国家福利主义的盛行，是导致这一时期劳动参与率长期低下的主要原因。从1990年代开始，与下降的劳动生产率趋势相对应，大多数发达国家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最快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了显著的上升，从而起到阻止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深度下滑的作用，典型如法国，1990年代及之后劳动参与率增长1.26%，占人均GDP增长率的77%；德国劳动参与率增长1.4%，超过人均GDP增长率0.23个百分点；荷兰劳动参与率增长1.58%，占人均GDP增长率的57%；英国劳动参与率增长1.08%，占人均GDP增长率的57%。另一类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稍缓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了小幅下降，如瑞士、瑞典和美国。
3.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如图3，在1890-1990年代的100年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基本保持在60%—70%的水平，变化不大。可见，从历史上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人口结构变化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含义，正如图3所揭示的那样，196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上升所带来的代际分配问题，对未来经济增长将产生累积性负向冲击。因此，从未来趋势看，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持续阻碍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图3 12个工业化国家1890-1990年代及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变化
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
我们重点关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问题，并由总量分析转向结构分析。首先对数据来源及应用方法简要进行说明：因为是接着上文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结构性减速”的论述，所以这里我们主要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分部门或产业劳动生产率状况进行分析。联合国数据库(UNDATA)中70年代以来各国分行业就业和增加值数据相对连续完整，本文的分行业增加值数据取自该库“2005年不变价行业增加值”(美元，gross value added by kind of economic activity at constant(2005) prices-US dollars)，分行业就业数据取自该库“分行业就业”(total employment by economic activity)。
(一)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日趋成熟
尽管第一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有着比第二、三次产业更为显著的增长，但是，由于发达国家该产业规模很小，其劳动生产率的升降不会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在这里及下一小节暂时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二、三次产业。西方研究者喜欢用“一劳永逸”(once for all)来形容二战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根据Mitchell的历史统计数据，1950年代，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普遍处于10%左右的水平，但是，大多数国家第二次产业比重却相对较高，在30%左右的水平。然而，相继而来的城市化加速，把大量劳动力吸收到现代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到了70年代，除个别国家，如西班牙(1970年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为29%)外，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一次产业就业份额降低到10%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库兹涅茨规律在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之间持续发生作用，第二次产业就业比重持续降低，连同第一次产业析出的劳动力，均被不断扩大的第三次产业吸收。现阶段，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已趋成熟，第二次产业就业比重一般是20%-30%，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在70%左右，均已演进到成长曲线平缓的顶部(参见图4)。两次产业就业比重的这个变化很值得关注。实际上，50年代前后第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发生了一个逆转，这种逆转对于理解长期增长路径至关重要。
图4 9个工业化国家1970-2008年第二、三次产业就业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库。图5、图6同图4。
(二)第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
19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可以由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来解释。在对结构变动效应进一步分析、分离之前，先来看一看第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情况。
图5和图6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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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达国家40年来第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状况，对应于曲线上的每个点的切线斜率，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对比两张图，我们所得到的总体印象是，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普遍比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简单的统计分析显示，各个历史时期里，9国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值，约为第三次产业的2—3倍：1985-1990年、1995-2000年、2005-2008年，9国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1.9%、2.3%、0.7%，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0.7%、1.1%、0.4%。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为前文判断提供了数据佐证，即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过程中，由于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普遍低于第二次产业，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被拉低。
把时间因素与结构因素综合考虑可能更有意思。第一，从长期趋势成分看，正如刚刚叙述的那样，尽管两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均表现出或快或慢的增长，但是，由于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普遍低于第二次产业，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背景下，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走低。④第二，如果考虑到短期非结构性因素对工业或服务业的负向冲击，那么两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在特定时期出现短暂的下降(负增长)也有可能，正如图5和图6显示的那样，1995年以来，不少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曲线发生向下弯曲。因此，短期劳动生产率的负增长叠加到长期结构性减速趋势上，压制了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
图5 9个工业化国家1970-2008年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图6 9个工业化国家1970-2008年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三)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减速”
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演进，这种趋势给予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巨大冲击，可以通过一个数据实验进行说明。沿用本文第二部分的记法：
通常状况下，沿着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趋势，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sf≤0，且sf绝对值越大，劳动力由第一、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减速的效应也越大。表4汇报了9国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效应”。正如所预期的那样，除个别时期外，各国各个时期均表现出了较大的负值，即与1950年代的经济结构比较起来，1970年代以后经济结构向服务化的演进，对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负向冲击或抑制作用是巨大的。
五、“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结合中国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发达国家日趋完善的激励和保障制度，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会出现系统性下降。但是，正如事实所表现的那样，二战后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强劲增长，在将产业结构彻底重塑之后，最终把这些国家经济结构推向成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减速”导致的人均GDP增长率减速引人注目。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速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发生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减缓。尤其是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的过渡中，这种减速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问题之一是，若这种减速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作为系统性或长期趋势存在，那么，长期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将为福利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带来系统性冲击。问题之二是，国民收入增长减速可能为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资本设备投资等带来一系列阻碍，并迫使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第三，经济周期的产生或许与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加速”或“结构性减速”，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限于篇幅和本文目的，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关注。
至此，有关方法和问题，可以纳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其间，农村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对于促进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巨大。同时，人口红利机会的出现，为30年的经济扩张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采用前文类似的分解方法，如图7，1978-2010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仍是人均GDP增长的重要促进要素。考虑到本文强调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加速”或“结构性减速”问题，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1.中国增长阶段的国际比较。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表5是基于Mitchell数据库和Maddison数据库给出的一个数据比较，Maddison数据库提供的最近年份的中国GDP数据是2008年。简单的计算显示，200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925年、加拿大1941年、日本1966年的人均GDP水平；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现阶段经济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920年代中期、加拿大1940年代初期、日本1960年代中期的水平。
美国1920年代正经历被称为“浮华年代”的空前繁荣，加拿大的1940年代和日本的1960年代也正经历经济“结构性加速”时期。同时，中国的2008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加速进程中的一站。
有意思的是，表5提供了相应发展阶段上GDP份额和就业份额的对比。从GDP份额看，中国与日本的情景相近，第二产业40%以上的增加值份额，成为维持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但是，从就业份额看，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这个观察与其他研究的观察基本相同。但是，若把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联系起来，我们将会产生其他认识：与美国、加拿大比较起来，日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推动和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因此，也产生了更为令人瞩目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转换。我们推测，1990年以来日本诸多增长与宏观问题，皆根源于此。类似地，在产业结构迅速服务化的进程中，中国如果采取“狂飙突进”的方式，那么，“结构效应”的巨大负向冲击是可以预见的(请回顾一下我们的数据实验)。而且，中国城市化推进速度越快，“结构性效应”的负向冲击就会越大。
2.认识中国长期增长问题的立足点。我们可以把认识中国长期增长(当然，也包括短期波动)问题的方法进一步提炼为：立足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相关的一系列研究试图寻找一个恰当的角度阐释中国经济问题，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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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长期经济政策调整一个理论说明。比如，张平、刘霞辉、王宏淼(2011)文献中涉及的“城市化关键时期”，即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至城市化成熟，是一个思维角度。但是，我们认为，若立足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来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表述，将会更有启发性。
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立足于“结构性减速”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会很有趣。近年来，关于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悲观预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发生，需要满足的关键条件是：在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时，经济结构过早地趋于服务化。也就是说，中等收入水平时期，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也随之发生，从而根本上阻碍了国民收入的持续快速提高。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与否，可以基于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及生产率变动状况进行模拟。限于篇幅及本文目的，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4.国民福利与“结构性减速”。长期中，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最大压力将是“结构性减速”与国民福利提高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的困难。随着产业结构持续演进和服务化，有两个相互叠加的效应值得关注：一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这种需求将会对未来投资产生压力；二是“结构性减速”对收入增长将施加压力，进而影响需求的增长。如果中国不具有抵消“结构性减速”的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那么，在这些效应的叠加下，未来增长将面临不乐观的前景。
六、结论
197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是工业化向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系统性趋势。当经济结构渐趋成熟，就业向服务业部门集中，高就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三产业的扩张，拉低了这些国家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作为长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减速将影响国民收入增长，进而给国民福利及投资、消费等带来冲击。发生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减速”问题，对于中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将面临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调整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将在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发生。类似于日本产业结构短期内的迅速变化，经济增长由“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过渡期间所产生的冲击效应值得关注。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本质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很可能发生在较低收入水平上，进而对国民福利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影响。因此，重新审视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以及结构调整和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录1 12国人均GDP增长率分解(略)
附录2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为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之和
沿用正文记号。基期为t，报告期为t+1：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即为第一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该产业GDP份额的乘积。第二、三次产业类推。因此，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为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之和。
感谢我在University of Toledo的合作导师Gene H. Chang教授的教诲，感谢张平教授和刘霞辉教授在本文思路形成上的讨论和富有启发的建议。我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经济增长研究室和宏观经济研究室同事们的不断讨论和交流中受益匪浅，本文思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的启发，在此一并致谢。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有益评论和中肯建议，大部分意见也纳入到文章中。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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