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近20年前，中国就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大工厂”，此话并非戏言。我国自建国以来，充分重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工业产能基础上力求自力更生搞发展，利用2、30年光景走过西方大国2、300年的工业化道路，建设了门类十分齐全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培养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和工业技术人员队伍，形成了基本满足国家建设和民生需求的、稳步发展的、能够随时进行宏观调控的、庞大的工业经济内循环体。
改革开放后，这种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人口红利”，成为我国搏击国际经济大舞台的先决条件，凭借这种其他同样需要资金、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具备的优势，我国逐渐成为国外投资者的首选地，成为了吸引境外资本的头号大国。
中国怎样成为产能“巨无霸”
中国改革开放初年，也恰逢欧美日等国家去产能的一波高潮。这些信息产业经济大国的产能和资金，当时亟待找到能够消化吸收，并能为之带来丰厚回报的投资地。而这些经济大国在此前的一些转移产能的行动中，不是由于接受产能的国家工业底子薄吸收产能有限，就是由于市场狭小、生产成本较高而导致投资利润回报低。
起初，它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入中国，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工人多，市场大，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坚定，使得最初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尝到了甜头，取得了先发优势。此后，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建设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资金、产能的投入。
借此，中国得到了稀缺的外资、国外技术设备，并自然导入国际市场，跻身世界经济大环境。而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用过剩的产能在中国换回在本国想都不敢想的丰厚利润，令他们乐不可支。随后，更多的国外企业纷至沓来，获得成功后又大量追加投资，逐渐地，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吸引外资、国外产能规模数一数二的国家。
中国完整的工业经济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与境外资金、产能、咨询、国际市场的珠联璧合，很快催生了我国这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火车头，连续十多年保持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国家“不同用意”的追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各主流媒体掀起了一股热炒中国经济的狂潮，在这种环境下，中国高层和经济领航者心态十分冷静，推出了非常成功的宏观调控举措，让增速过快的中国经济迅速实现“软着陆”。而同一时期的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机，或忽高忽低的震荡式发展，就连经济强国日本，也在那个年代没有调整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节奏，致使其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疲软。
进入21世纪，中国的自主企业和在中国的国外合资企业的产能又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我国位居全球第一产量的工业产品已经不胜枚举，加之我国持续刺激出口的政策收到效果，外向型经济单位收获颇丰，盈利后又进一步加大产业投入，形成了投资取得丰厚回报，又继续扩大再生产的有利于产业规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也完成了早先的产业结构调整，熟悉了新的国内国际市场环境，开始加大马力搞生产，并呈现产销两旺的局面，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工厂了，中国人也不能只被看作是在世界工厂里工作的“苦力”了，因为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用自身在经济产业中搏出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地位，这点恐怕所有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后，中国在世界贸易大国俱乐部中的地位更加不容动摇。之后，中国继续发力，并不断把握每次战略发展机遇，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国内GDP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已稳稳地坐在全球GDP第二把交椅多年，与位居第一的美国仅存微弱的差距，远远超过排名第三的日本。这一阶段，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地位已经与目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相上下，成为不折不扣的超大经济体。甚至给世界上留下“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印象。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此时的中国产业能力和对世界资源、原材料的消耗能力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
早在2010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产业的世界级“NO1”：生铁产量世界第一、煤炭产量世界第一、粗钢产量世界第一、造船量世界第一、水泥产量世界第一、化肥产量世界第一、化纤产量世界第一、彩电产量世界第一、手机产量世界第一、集成电路产量世界第一、黄金产量世界第一、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互联网用户世界第一。此外，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产品还有电冰箱、计算机、空调、摩托车、铜、磷、铝、石油产品……可以说不胜枚举。
为什么要去产能
高速经济发展带来我国产业能力不断被放大，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市场已经无法消化掉如此巨大的产能。这就从客观上提出必须要从产能过剩的供给侧入手解决问题，否则中国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获利，甚至可能出现欧美等西方国家曾经因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导向。中国经济在过去将近6年的时间中是下行的态势，大家都比较关心底在何方。刘世锦指出，虽然我国需求和供给都在向下走，但是向下走的力度还不够。于是，需求和供给的缓慢下行造成了PPI、工业企业利润两方面的持续下行，而改变这个状况的办法就是去产能。目前，我国钢铁、煤炭等行业整个产能过剩在30%以上，而这30%的过剩产能起码要减掉20%，减掉之后价格才能回升，企业利润才能回升。
由于我国许多企业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此类型的产业往往存在高能耗、低附加值、对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近年来，中国由于经济粗放型发展，国内环境的承受力基本已经达到极限，直接影响到中国百姓的健康生活。治理环境污染，也成为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在我国，污染严重的企业数不胜数，如果仅仅通过环境保护部门行政监督执法层面的治理，恐怕收效有限。而通过中央实施供给侧改革，若是把冒烟的、排污的、高耗能的企业产能限制住，或转成无污染产业或停产，则从最大程度上解决了环境污染这一老大难问题。
以钢铁企业为例，据环保部统计，2014年，约有70%的企业环保不达标。2015年，新环保法得到了钢铁企业的普遍重视。但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底，仍有20%左右的钢铁企业环保不达标，其中约60%的钢铁企业已定制了环保改造计划或正在实施环保改造，仍有约40%的钢铁企业由于装备水平比较落后、改造升级难度大、资金紧张，无法实现环保达标改造，将面临依法退出，涉及产能约1亿吨。
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但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不是一般的过剩，而是严重过剩。对传统行业而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今年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想象，在如今的经济形势下，这个数字只会增加，而绝对不会减少。
有专家分析，导致这些产能过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前些年由于盈利丰厚，吸引了许多企业新建大规模产能。各地一窝蜂而上的结果使产能扩张太快，行业产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年来可能连百分之五十的利用率都不到了。
不仅仅是在钢铁和电解铝等传统行业，即便是在新兴产业方面也有不少产能严重过剩的案例。前几年的光伏行业严重过剩曾经使得当时中国最大的光伏生产企业破产重组。但是这些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据工信部下属的光伏产业联盟对所属160多家企业的统计，全国光伏企业产能己经达到了35吉瓦，全国总产能在40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装机量还多。数据显示，中国最大10家光伏企业累计债务已高达1100亿元，此外还有数目庞大的应收账款，光伏企业的财务危机更显严峻。造成光伏企业高应收账款运营、资金链紧张的罪魁祸首同样在于产能严重过剩。
过剩的产能无法被足够大的市场消化，直接造成企业的利润大大下滑，也成为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作为企业而言，产能过剩导致利润少了，企业的负债却增了，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大量出现，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越来越多，进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资产急剧增加，如此恶性循环，给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
中央政府连续四年在中央经济会议中提到产能过剩，中央又把去产能放到了今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中，据悉，第一期去产能的300亿资金已经调拨到位，中国政府这次是铁了心地要去产能。
正如我国高科技领域的成功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所说，中国已经从原来的产能稀缺走到了过剩，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去库存，去产能。而原有过剩产能在转移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产业的停工、工厂的关门以及职工的下岗，但就算是面对很多的困难问题，供给侧改革这一步也必须要走。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中国一定会做出从产业链末端迈向高端的战略选择，中国不断增强的科技能力、人才水平、企业进取心等，都是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且不断提升的企业运营成本也倒逼我国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设法从产业链的末端迈向高端。
去产能对于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意义重大
我们注意到，与以往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所不同，此次化解产能过剩已悄然转向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则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在去产能的同时，强调去杠杆，意味着以往对企业收益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资本市场的作用将降低，以摆脱企业对资本市场的过度依赖。对于资本杠杆使用过度的企业和机构来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以使它们轻松获得高额收益，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亏损则会非常巨大，超过资本，从而迅速导致破产倒闭。金融危机爆发后，高“杠杆化”的风险开始为更多人所认识，企业和机构纷纷开始考虑“去杠杆化”，通过抛售资产等方式降低负债，逐渐把借债还上。与之相对应，市场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的作用却被摆在突出的位置，成为研究制定化解产能的全面配套政策体系中最重要一环。
但也有专家提出不同观点，由于去产能的结果必然要由市场来决定，长期形成的产业供需关系恰恰是由市场牵引的结果。那些高能耗、低能效的企业在产业链中同样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市场能否决定这类企业做出放弃原有产业模式的选择还有待观察;政府如果不作为主体，还能否实现强行让这些产能不再“冒烟”，推动去产能的过程又当如何让一些传统企业资源放弃原有的产能，或下大力气对原有产能做出结构性调整，调整后的产能何处去，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又在何方，都是我们在去产能之前需要思考好、规划到位的问题。此外，长期形成的我国经济体系产业链环环相扣，去产能一旦让某个链条断裂，将会带来整条产业链上的相关环节都产生巨大的震动，那么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是否受得了?我国原有的产业优势是否还能保得住?整体经济是否会大幅度滑坡?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全民奔小康的目标能否实现?这些很实际很要紧的问题都将对此番去产能提出非常严肃的考问。
然而，中国去产能的发展大势不容动摇。从我国以往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都伴随着严峻的考验和压力，都要处理繁琐的“疑难杂症”。由于中国的经济模态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模态有很大不同，在历史上更无前车之鉴。因此，每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挑战，都不能指望外人，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没有可照搬的经验，必须要由当代中国人自己基于正确的研究判断来面对解决。但从30多年的改革发展经验看，中国每一次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急流险滩，都没有阻挡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浩荡洪流，也没有在外国人的指指点点下阴沟翻船，倒是由我们自己探索出来一条条与众不同的中国发展道路，让我们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发展成就，在世界经济领域迈上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台阶，至今仍坐拥世界经济火车头这一举足轻重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地位。此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新的挑战恐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多，面对的压力恐怕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但我国还是迎难而上，志在必得，也充分体现出，当今中国对于解决自身各种经济问题的一份坚定和自信。
对企业而言，去产能势必带来阵痛，但这也是企业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机。企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主动淘汰落后产能、退出过剩产能。只有通过去产能才能促使产品价格恢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这样企业的经营状况才会好转，企业的创新能力才能恢复。
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因此，在改革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的前提下，全国上下更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让问题迎刃而解，下好全国一盘棋。为此中央提出“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些精神不仅高屋建瓴，也为确保此番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制定具体的行动纲领指明了方向。
去产能面临问题与对策
早在今年年初，李克强就指出，去产能过程中要突出解决好钱、债、人这三个关键问题。“要加大财税支持，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要加强金融扶持，用市场化方法及时处置企业债务和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要妥善安置职工，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产能去掉后，势必会影响到产能的制造者企业职工的收入和岗位，中国是否会因为去产能而产生又一轮的工人下岗高峰、工厂关停并转，应当说，今年以来，在去产能的牵引下，国内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这种现象。
虽然目前有关去产能将造成多少工人下岗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如何安置这些人员无疑是对各地政府的一个严峻考验。矿业界根据国家统计局各行业就业人口和产能数据预测，去产能至少会给煤炭行业带来73.26万人失业。
对此，雷军建议，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引领企业的转型。因为在转型过程中，企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十三五”规划中会出台很多政策对企业进行扶持，渡过难关，其中会包括下岗员工的培训和再就业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去产能过程中，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要相互配合。财政是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去产能过程中一些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作用的事情，财政要配合着上。税收要发挥结构引导作用。
除职工如何安置外，资产处置也需要高度关注。工信部副部长冯飞主张，“关于资产处置，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妥善处置企业的债务和银行的不良资产。
去产能可能进一步打击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使经济面临更加明显的下行压力。因此，挖掘新的市场内生动力，通过兼并重组使一些企业重获新生，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并输出人力资源，加快推动传统工业企业向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方向转型，激发企业技术提升和创新活力，调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资金配置，发挥我国业已取得的高端产业优势向传统领域的辐射能力(如互联网+)等，都亟待付诸实现。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也应当借鉴以往经验，如新生产能和服务不能再由政府买单，必须与市场真正衔接到位，而政府则是在引导和政策上的提供支持。
除了上述应注意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挥监管约束的作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还需要“放管结合”，在放开竞争性领域的经济性监管的同时加强社会性监管，并建立健全现代监管体系，加强价格、投资、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交易规则等方面的系统性监管职能，实现精细化管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我国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同样，要化解掉这些过剩的产能也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下好去产能这盘棋。政府与企业要各司其职，找准定位，互动互补，坚定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开展经济工作，那么我国过剩的产能重新回到合理水平将指日可待。
作者：杨晨 来源：祖国 2016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