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在此种情况下，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到2007年末，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是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32%①。由于消费与收入密不可分，本文将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状况考察消费的变化。
本文的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节是文献评述；第三节是本文的经济模型分析；第四节是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一般认为，我国消费率偏低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我国消费率不仅过低，而且呈长期下降趋势，与此相联系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也长期呈下降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需求降低。杨永忠(2003)认为我国区域消费结构不尽合理，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症结是农村消费不足，农户收入不足是农村消费波动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学者认为，农村居民消费偏低，是由农村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因素引起的。袁志刚、宋铮(1999)利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定解释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时，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造成转轨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杨汝岱、朱诗娥(2007)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缩小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而且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易行健等(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存在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且西部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中、东部农村居民。曲兆鹏、赵忠(2008)从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出发，考察了我国农村消费及收入不平等与年龄及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我国农村，消费不平等要低于收入不平等；老龄化对不平等的效应很小。
国外一些学者将不确定性、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以及行为经济学等引入消费领域，从而丰富了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内容。Leland，Hayne E.(1968)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的条件。Robert E. Hall(1978)将理性预期应用于消费行为理论，发现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Deaton(1980，1986，1991)三篇文章阐述了流动性约束假说，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当期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命周期假说或持久性收入假说的预言。Michael R. Langemeier，George F. Patrick(1993)以1976至1990年Illinois和Kansas农场的数据分析表明，农户消费行为不受流动性约束限制，农户消费主要由持久收入预期影响。Pierre-Olivier Gourinchas，Jonathan A. Parker(2002)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家户生命周期储蓄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收入的不稳定性影响农户的各期消费决策路径选择。Mark Aguiar，Erik Hurst(2005)通过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农产品变化引起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David? M. Blau(2008)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居民的消费行为，提出退休收入不确定性引起消费降低。
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既不同于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行为，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计划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而是具有一定的特异性。上述研究部分地解释了目前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虽然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了消费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尽管国内也有学者从经济理论上说明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但大体上是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侧面来反映其中存在的内在联系。通过现有的文献，可以认为农民收入对消费有影响，但是从农民收入的来源上进行考察各种收入构成，并对这些构成因素如何影响农民消费以及影响的大小很少有人研究，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上，通过理论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收入来源的哪些因素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解释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原因，并由此提出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性。
三、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改进Cass-Koopmans模型，建立一个无限生存的动态宏观模型，考察农村居民的效用极大化问题，Cass-Koopmans模型主要考虑家户的消费储蓄情况，通过储蓄率的内生化刻画消费的增长路径。在我们的模型中，农民的资本假定通过其拥有的土地体现。根据中国传统习俗，大部分居民都会为子女留下遗产，父母更关心子女的未来效用，我们的模型引入了遗产，同时为了简单的刻画问题，在模型中，资本的变量通过土地占有量来刻画，我国刚刚通过土地可以流转的决议，所以我们假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通过(5)式的结果我们能够得到
通过模型分析，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到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产能、初始禀赋、遗产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决定了人们的收入水平。这些影响收入来源的各个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总之，随着收入和财富结构的变动，人们的消费行为会有所改变。下一节我们将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性分析
本文收集了31个省级单位1993年至2007年②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的问题，面板数据要优于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因为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各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同，面板数据可以区分不同时期的影响。数据具体包括各地区历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所采用的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整理而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经过了价格平减(1985年农村消费指数为基期100)。
从表1可以看到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的观测值相对于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少了一期，这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西藏的数据缺失。1993年到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了4.49倍，同时期价格指数上涨1.8倍③，去除价格指数影响，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8%。
(二)估计方法及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收入来源各要素对消费的影响，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
表2中我们采用了三种估计方法，第一种采用了Pooled OLS，这里不区分个体单位与不同时间段，把总体样本进行混合得到的结果显示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
人均转移性收入均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与这三个因素正相关，表明这三项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人均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果显示2000年、2001年、2002年1%水平下统计显著，2005年5%水平下统计显著，并且都是正向影响；第二种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显示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均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与这四个因素都是正相关，表明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四个方面都显著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果显示2000年、2002年在10%水平下显著，2001年、2005年、2006年在5%水平下统计显著，这些时间因素对消费的影响都是正相关；第三种我们采用了随机效应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显示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均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与这四个因素都是正相关，表明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四个方面都显著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果显示2000年、2002年在10%水平下显著，2001年、2005年、2006年在5%水平下统计显著，这些时间因素对消费的影响都是正相关。面板数据估计中，具体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我们需要进行检验，一般的方法为Hausman Test(1978)还有Chamberlian(1984)Test。本文我们采用Hausman Test，检验结果为：chi2(18)=8.01，Prob＞chi2=0.9785④，结果显示，我们不能拒绝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参数估计结果不同的原假设，在本文中采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效果更好。
(三)实证结论分析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促进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增加。人均工资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是0.67，这表明增加一单位工资性收入可以提高0.67个单位的消费。农民雇佣于单位或个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为了促进这方面收入的增长，应该开拓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的途径。2008年两会期间，农业部负责人指出，切实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统计数据显示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很大，农民工出现了返乡流，农民工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当前应该广开思路，促进农民工就业，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
第二，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加，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的水平。人均经营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是0.57，这表明增加一单位经营性收入可以提高0.57个单位的消费。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粮食收入，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着土地抛荒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性威胁，这将始终伴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存在。我们应该开拓农村住户家庭经营活动，从传统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向第三产业发展，增加收入渠道。
第三，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能够使人均消费提高。人均财产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是0.88，这表明增加一单位财产性收入可以提高0.88个单位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发展农村经济，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重要举措。
第四，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促进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均转移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是1.80，这表明增加一单位转移性收入可以提高1.80个单位的消费，其单位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第五，从实证分析的结果上看，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对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加明显。这说明，我们想要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不仅要考虑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还应该考虑调整农民的收入结构，提高收入结构中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能够促进消费水平更快的增长。我们从样本的数据中看到，我国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稳定，增长速度大于纯收入增长速度；财产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但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民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这是因为农村金融信贷体系还不完善，城镇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较多；财产性收入在不同收入群体和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统计年鉴中划分了低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农村家庭，这些不同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有较大差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同中西部地区相比财产性收入较高。这说明为提高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大力增加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从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看，更加要重视增加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农村金融信贷体系的完善能够提高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所占纯收入的比重最小，我国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补贴，补贴内容扩大到了四项：种粮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和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实证结果表明，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对于农民消费水平增加最为明显，调整农民的收入结构，采用更加有效的再分配调控手段，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扩大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对于消除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促进农民消费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都产生显著影响，但各项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同时还要考虑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才能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根据实证结论，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由于工资性收入在拉动农民消费需求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民进城务工收入，在工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受全球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影响，农民连续增收的趋势很可能出现“拐点”，进而降低农民的收入预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加大农民工就业培训，不仅有利于稳定消费、稳定社会，缓冲危机对农民工带来的冲击，还有利于为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储备。因此应该加强农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使进城的农民拥有一技之长，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此外还要做好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工作，给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失去增加收入的机会。
第二、发展农业科技，巩固并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确保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另一个是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并控制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增长。目前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多，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农业科技的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工业“反哺”农业，不断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
第三、明晰产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且主要是通过地租获取。要实现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最重要的是使农民的财产产权能够得到清楚界定与保护。要完善农用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财产的价值得到体现，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开拓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第四，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则更多地依靠政府给予农民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如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的方法，同时可以规定消费券的适用范围，合理引导农民消费方向，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第五、在考虑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合理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稳步增长，但消费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收入增长速度。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持续提高，这两部分收入是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同时其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很小，这两部分收入的增加对于消费的增长更加明显，适当增加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对于消除贫富差距、扩大农民消费有着深远的意义。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提高，需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信贷体系的不断完善，增加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扩大补贴的范围，切实增加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
②将时间起点定为1993年主要是考虑《中国统计年鉴》从1993年才开始有农民收入来源方面完整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