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是党在南通地区早期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华东局农委和国家农业部的领导工作。他经常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等问题，先后主持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主持编纂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一号文件”聚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提出的具体措施达80多项，其将对我国农业的改革创新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在全国各地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谋划“十三五”农业发展规划之际，重温刘瑞龙工作中所体现的农业经济观，对指导农业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科学技术正处于发达中还未完全发达，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很低。对于大多数资源来说，短缺问题并不突出。例如，直至19世纪人们还认为森林是砍伐不尽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是主要的争夺对象。有了劳动力就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获得财富。古代许多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劳动力——人口，而西方贩卖奴隶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从政治制度来看，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中国和法国曾分别是亚、欧大陆上劳动力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农业经济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在这一经济阶段中，人们采用的是原始技术，使用的是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和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从事第一生产——农业，辅以手工业。在这几千年中，尽管科学技术有所发展 ，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这种生产格局没有改变。这时的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因为从总体来看，人的智力方面的差别不太大。据统计，在低机械程度条件下，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和智力支出之比是9:1。
同样，土地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它也成为争夺的对象。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成为经济发达的地方，所以就有了经济发达之后的诸多文明之地：如印度河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就整个世界而言，生产的分配主要是按劳动力资源的占有或通过体地占有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的。
在农业经济阶段 ，广大人民的生活十分贫苦，缺衣少食比较普遍，不能抵御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危机。教育很不普及，文盲占大多数，人才难以流动和发挥作用。
1农业基础地位观
刘瑞龙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1942年10月，他在淮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汪精卫正用尽一切办法来破坏我国农村经济……我们便是要在这个斗争环境中，建设我们的农村，而建设农村经济的重心，是发展农业生产。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瑞龙就充分认识到农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不可动摇的基础作用，在《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一文中指出“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农业，保证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防止和克服农业和工业的脱节现象，是我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总结国内外普遍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国际的视野辩证地论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命题。他在《论农业》一文中特别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不以本国农业为基础，就必然要以他国农业为基础。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村经济繁荣了，社会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全盘皆活，协调发展。
2农业技术经济观
在多年的农业领导工作中，刘瑞龙十分注重农业技术措施、农业经济效果、农业经济效益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积极推广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的过程中，刘瑞龙高度重视农机具的改革。1953年12月，他在报告《关于四年来农业生产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中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的根本办法，是‘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经济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并在国家工业援助下改革农业技术，逐步采用新式农具……采用化肥和先进耕作法2171，同时强调“农业部门应根据各地条件和农民需要，提出生产和推广新式农具的计划，教会农民使用，并帮助农民解决畜力困难，为了提出系统化的粮食增产措施，刘瑞龙研读书籍资料、走访基层、听取专家学者建议，领导、组织起草了粮食增产措施的报告。刘瑞龙在工作中大力宣传、推广农业“八字宪法”，强调工具改革和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如提出“通过农具的改良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逐步做到在一切能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这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合理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的一项根本措施，是发展我国农业的长期方针”121207。
1979年，他在《农业科学研究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注意任何一项科技措施，都要考虑到增产、增收，持续增产，都有一个经济效果问题，而这正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mi»。同年，他在《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文中指出“每一项农业措施，都要精打细算，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力求以最少的劳动和物质消耗，获得最大的增产增收的经济效果2P11。又如，《学习孙冶方最大最小观点，努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一文中提出“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仍然是一靠政策，调动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二靠科学,采取适用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2興。
3农业经济管理观
刘瑞龙在工作中，积极倡导“大农业”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农业工作是一个庞大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在工作中,刘瑞龙十分重视农业工作的计划性，高度重视农业经管理工作,十分注重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强调在“大农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做好农业的生产经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