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经济观察报》总编辑，1966年9月出生，1984年6月至1988年6月，在武汉大学新闻系学习。1988年8月至1991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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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序一性格决定命运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刘坚当同道新文公司将《博弈危机——创维16年实战案例剖析》（以下简称《博弈危机》）一书的书稿拿给我，请我为之做一篇序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和黄宏生曾经有过一段“过节”。1999年，我写过一篇《创维将淡出彩电业》的文章。黄宏生后来跟我说：“就因为这篇文章，我1个月损失了6000多万元。”这篇文章的影响力还不止于此，据媒体报道，创维彩电从当年8月起开始全面滞销，当月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个亿，当年销售额减少达数亿元之巨；出口方面，连续4年的冠军宝座被乐华取而代之；行业排名第四的位置也被海信夺走，下滑到第五和第六之间。那一次，可谓是创维的一次大危机。《博弈危机》一书中描写了创维的7次生死危机。据我所知，创维所遭遇的危机还远不止这7次。不夸张地说，创维完全是一个危机型的企业，黄宏生似乎永远游走在危机的边缘。这是非常值得企业界研究的现象。当然，创维最终并没有真的“淡出”彩电……应该是你需要的吧
伤感还有少许愤怒之气笼罩着这个Blog．嘿，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呀。星期一，我会去交辞职报告，这真是好玩的决定，我从来没有正经辞职过，从前的工作最多不过持续半年，所以离开时毫无感觉。这份工作，我的天哪，从2001年4月起，已经4年3个月了。我仍记得第一天来到报社的场景，我见到何力、刘坚与赵力，和前两位谈了话。何力后来对别人说，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让人受不了，他一进屋就把脚放在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后来，一批我过去的工作伙伴，我像大概有10几个吧，逐一来到了经济观察报。覃里雯是被我从美国拉回来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英语糟地连提问都紧张（现在也不怎么样），覃里雯陪着我和阿飞到处乱跑，我们采访了很多有趣的人，我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要创建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昨天覃里雯碰到陈志武，他在耶鲁时请我们一起吃饭，那顿自助餐真好吃）
然后就是一段蜜月期，然后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不过，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没兴趣说现在的报社到底怎么样了，可能它一直就有如此基因，或者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不错的四年。我想对我一起来工作的朋友来说，也应该是吧。如果我们的情绪与理想这么轻易就被愚蠢与庸俗的人败坏，那么说明我们的理想禁不起考验。
尽管有时候我会下意识地对这张报纸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因为除非它的领导人能够意识到维系一个媒体机构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非那种简单的看得见的东西，否则它不可避免的会夭折，当然我相信，他们很难意识到，你知道的，每个人都有盲点，这不能苛求。不过，我多少要表明一下立场，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尽管它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我的确真心地感谢很多很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他们愿意为我身上那一点优点，容忍了我大量的缺点。我很讨厌辞职变成了某种强迫性的要求，就因为我们一起共事很愉快，我们是一个TEAM，如果我们一些人的离去，就一定需要的你们的呼应，这种想法不一直是我们讨厌的派系传统吗。我们在一起工作很愉快，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我们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party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方式简单，而不是复杂。
当身陷一个组织中是，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这个组织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担心一旦离开，是否就意味着安全网的消失，就意味着很多麻烦。但如果我的朋友中、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样想的话，我会理解却有那么一点疑虑，因为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勇敢更重要的品质了，那种安全感的消失，往往也意味着新世界的浮现。
此外，我想对我的领导说，让我们来一个公平的游戏，我们谁也不要说谁不好，搞得彼此像是背叛的恋人。这是个公平的游戏，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然后因为本质的想法不同而分开。我们的生活都会继续，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人生一场长跑，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的，我又想起了罗兰?巴特，他37岁才开始写作，卡尔?波普尔，他到了将近50岁，才获得初步的声名。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这一句实在有点骄傲和让人讨厌，但我真的这么想过)。
黄继新:不是写给Mindmeters的告别
我本来不想关于我的辞职作任何发言。和TEAM里的成员们站在一起，我不管是勤奋程度、工作效率和智力水平都比大家差得很远。我不敢把自己归为理想主义者，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离去全部算到正在摧毁这张报社的领导层头上。
所以，和许知远所说的一样，我也不希望参与辞职变成了一种表明立场的举动。表明立场的方式有很多，我也不认为继续留在报社是妥协。即使是我们没有打算离开这份报纸的时候，我们仍然最明确地捍卫过我们的想法。
和其他萌生去意的同事相比，报社里那些糟糕甚至令人恶心的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客观地说，这份报纸至今仍然容忍了我们很多特别的气质。像叶滢和李翔在前两天的blog里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份报纸提供的资源，这样一份生活方式和书评增刊，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不可能单独存活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一直都还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报道，而无需担心太多干扰。
我热爱新闻工作，我仍然希望做记者做到五十岁。在达到这一点之前，我远不够资格说自己正在被这张报纸毁掉。我没有厌倦这个职业，不过我鼓励自己多尝试一些东西。我是一个容易移情的人，而记者这个身份提供了合法性，我每周——甚至每半周——就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自以为是地成为一个涉猎广泛却浅薄依然的人。这个毛病给方老师带来了很大困扰，他力主将我拉进商业评论部，但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屡屡缺席。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竭尽全力地去让别人满意的人，不过今天我还是对方老师深怀歉意，我令这位良师益友满意的时候总是那么零散和难以预期。即使如此，他却一直用内发的热情在给我鼓励，甚至是在我置他不顾而离开的时候。
我能够加入这个TEAM，全因叶滢在两次关键时刻的出现。我要感谢她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如此令我激动的巨大改变。还有覃里雯，在她的坚持下我才得到了两年前那次去以色列的机会，让我成功地完成了向一个积极地拥抱生活和拥抱女孩的小新的转变。我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TEAM里每一个人的杰出之处都多少映射在了我的身上。可惜我的懒惰和散漫，令它们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我的优点。和这群人在一起共事，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快乐和进步。
我曾经是一个爱抱怨、怯懦、害怕改变的人，和TEAM一起工作的四年把我变成了一个激情和活力充沛、热爱生活和世界、积极向上、勇敢的人。我自豪于自己充满了激情，只是太分散的注意力常常令激情的结果大打折扣。离开报社之后，我会花时间想一想接下来做什么。不过我肯定要找到另一个能够让我保持活力的工作，尽管身边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还会有这种地方存在。
如何度过这一生就像怎样写一篇好报道，我需要生生给它创造出惊心动魄和扣人心弦。感谢这四年与大家一起工作，让我学会了如何写报道，也让我知道了我想要怎样结果自己的一生。
最后想说的一句话，被老许抢先了：Let's try something new!
黄一琨:一个人的革命
晚上坐车经过光大咖啡馆，4年前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于威，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对这份报纸的向往。
今天我选择留下。对我来说，做出决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做出决定以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没有了星期一的会餐，没有了书评增刊，没有了周围俯拾皆是的idea，也没有了你们的赞扬和批评为极度缺乏自信的我构建坐标。
我依然热爱这个职业，尽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说的比做得多，缺乏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并且懒惰。是你们的智力支持和善意的保护让我仍然有可能前进。
现在我要开始一个人的革命了。我想每一个人更大程度的成熟和勤奋，都有助于我们早一点再聚在一起。只是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早一点开始，我不想过早开始智力的半衰期。
于威:I LOVE YOU
午夜二点，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今天我对很多人都说，我很高兴，高兴我终于摆脱了一个恶梦。但这不完全是真话，因为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梦的一部分曾经是我三十七岁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我的身边，围绕着那么多聪明、可爱、单纯、善良的年轻人，他们雄心勃勃，要做一件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但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理想国就蜕变成了中国式的宫廷。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孩子，我们希望它能健康地成长，甚至成长为这个国家的希望，但另外一些人也希望他快速地成长，因为他们指望他早点出去卖艺．
我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成为你们精神上的一种依讬，我总是幻想自己能把那些低级的烦恼挡在门外，但是现在，它们已经过份强大，直接穿过我的身体．我可以忍受很多东西，比如孤独，比如艰苦，比如只有付出，但我实在无法继续忍受愚蠢和权术，而需要我直接面对的愚蠢和权术又实在过多．
我知道足够世故的人会嘲笑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但我始终相信文明的创造者永远都会是那些足够天真的人．我们之所以在明知这个孩子已经被毁掉了之后还继续留下来，是因为我们想要在一起．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第一个离开的人，但无论这个决定如何仓促，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自由地流浪也要好过猪圈里的平庸．
但我相信，不会很久，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在一起快乐地成长．
邵颖波:我的表白
上周，我带着孩子在海上玩，然后我就听说了于威和那个女人的冲突，第二天，冲突继续，第三天，我在海上钓鱼，孩子非常高兴，她一连钓上9条，但是电话中我知道了最新的消息。看着自己的孩子，想到了对于她的责任以及我自身困难的处境，但是，决定仍然是要一起离去，一点没犹豫。
我从来不是于威那个团队的人，即使在一起工作了四年，相互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怀有敬佩，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加入这个所谓的团队，我们生活经历不同，教养不同，对于他们这些人，我服气他们的才华和品质，但也有诸多的不认同。所以，虽然我和和于老师几个人一起离开，但肯定不会向同一个地方去。
我离开确实是想表明一种立场，表明我对一些报社现实的不能容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无才无德的小人当道。我会说，我们走了，剩下不少好吃的东西，吃去吧，可怜虫！
我对于表达了各种理由之后而决定留下的人同样心怀愤恨。这些人南方的”小男人，小女人“们什么都有，但是义气就是没有一丝，这个那个说上一堆，但义气在他们看来就不值什么钱，嘴上说些同情于威的话，骂起报社的领导一个比一个起劲，但是就是不肯与朋友一起共赴磨难，供房也好，养家也好，就是不养气节。
这一周，我本可以做一个旁观者，按照规劝我的人说法，我根本就不该提前回到北京。我本可以向殷练那样（她要不声不响地到美国度假去了）但是，我不能，让于老师一个孤孤单单地离开，我扪心自问，这能算道德吗。这能算朋友吗，你们这些说起过去时光幸福就洋溢在脸上的人，难道真的一点不感觉羞耻吗？还是别再给自己的冷漠和世俗盖遮羞布了吧，假的朋友比真的敌人还可恶十倍。已经有一堆好心人来劝我了，道理讲得都头头是道，或许明天会吃个大亏，但是今天这口恶气我非不往下咽，我一向如此。
88了各位，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在一起了。
许知远:它真的死了 （7月22号）
记得三个月前开会时，我对应何力与刘坚嚷嚷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忘记了当时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已很少参加报社的任何会议，只是那一次一开始我就被气氛中的官腔、不诚恳所激怒了。这家公司不过四年，即使充满臃员也不过200人，但是它讲话的口气像是它已是年营业额10亿美元、超过1000名员工的大公司了。
老仲曾说，在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里，我的个人表现像是这个报社改革可能性的风向标。在更年轻一些时，我肆无忌惮地使用过这种特权，我似乎经常当着很多员工的面让领导们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无论对于组织还是报纸的理解却是不够成熟。在2001—2003年初的时间里，对于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的确像是个黄金时代，尽管在管理上这里充满了低级的错误、尽管我们的领导这不够强有力、也没有什么远见，但是他们宽容、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愿意让很多年轻人进行尝试。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有抱怨，但他们至少相信，自己的抱怨是可以起作用的，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改变之中。它像极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气氛，实验精神使智慧从底层产生，而所谓的决策者尽管不知道如何去推动，却也尽量不去阻碍这种新生力量。所以，很多怀念那段时光的人会说，报社就像一个幼儿园，大家都按照相对单纯规则行事，当然那个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利益，所以没什么纠葛。
很多原因促成了这张报纸的迅速崛起，既有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的确比任何其他类似机构表现得更杰出。如果说报社在组织与制度上有什么特色，那么这纯粹是个笑话，但我相信，这里最高密度地聚集着中国最聪明的传媒人，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吸引力，他们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又对新加入者产生了吸引力。
我对于公司政治一无所知，也缺乏兴趣。但到后来，我的确感觉它这个组织迅速被成功击垮了，人们忘记了正是那种实验精神使它获得了成功。所有的曾经被这种实验精神覆盖的缺陷，这时候开始爆发出来，就像当它中国的高增长率下降时，所有的社会矛盾就突显一样。噢，原来我们的组织是这样的缺乏是非观念，我相信大多数人认为，这报社是如此缺乏标准与正义感，因为好的东西得不到承认，而坏的东西也不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在单独与赵力谈话几次谈话中，原来这个人头脑中的基本观念是如此混淆。当然，原因不仅仅在他，在这机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永远不敢于说出，我相信什么，我支持什么。一开始他们对自己不自信，这值得理解，甚至不无可爱，但现在他们则遵循着“政治正确”，或是“公司规则”。更要命的，几乎所有人对制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我们以制度的名义进行改革时，从未意识到任何制度、不管多么优秀，都是制度制定者的表率作用造就的，它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度，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因为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一代人，设计了它，而且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好的亲身实践了它。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却是，似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制度，它与人无关，只要你在电脑里设计出它，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起作用，它甚至变成了一种最好的懒惰的借口——我不用再付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靠制度。所以，像任何这种半调子改革一样，所谓的制度建设最终变成官僚主义的兴起，其中蕴涵的是充分的不负责任。
任何组织都有对内与对外两种功能，正式后者使得组织可以不断自我更新和扩张，而前者则意味着封闭与死亡。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报社选择了前者。部门间更多的表格文件，不必要的会议变成了工作的核心，而不是如何让报纸变得更好，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度。
这是早晨我起床时，偶然写道的。这更多依靠我的直觉与平时的交谈，我不了解公司内部的所谓秘密，因为偶然听到的一些闲谈让我大吃一惊。当然，别人告诉我，中国所有的媒体机构大多如此。或许吧，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正是因为我们与众不同，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而现在，一些人充分享受到这种与众不同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与好处，却开始用眼前短期利益充分地败坏这种与众不同。这种人在生存上或许无可厚非，因为从来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价值观，它比金钱、名声、银行的存款、多打几场高尔夫球更重要。但是，我希望那些在报社里的年轻人相信这些，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对这种价值观念的信念，而共同缔造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
邱少云（1926～1952）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出生于四川铜梁（今重庆铜梁）。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作战。1952年10月，为打击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被选派参加潜伏部队，并担任了发起冲击后扫除障碍的爆破任务。12日上午，敌机向其所在的潜伏区进行低空扫射，并投掷燃烧弹，飞迸的燃烧液燃遍全身。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邱少云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一动不动。他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壮烈牺牲。邱少云牺牲后，被部队党委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勋章、一级国旗勋章。
邱少云的战友讲述被历史遗漏的细节
在所有关于英雄邱少云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担任邱少云所在的3班副班长、所在的1排排长的曾纪有，而他恰是与邱少云最“亲密”的人。
初春时节，在南宁市长堽路的烈士陵园，担任该园顾问已离休多年的曾纪有接受了记者采访，谈起了那段与邱少云共同战斗的岁月。作为邱少云的排长，他的回忆与公开报刊媒体所说的邱少云却有些不同。
出国之前的邱少云
邱少云不爱说话
我记得邱少云的老家在简阳
曾纪有是广西兴安县人，今年已是78岁的老人。
1946年9月，刚结婚不久的曾纪有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从此离开故里，转战南北。1949年4月在与解放军作战时，已是国民党军队排长的曾纪有率12名士兵投诚，从此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随着解放大军节节胜利，曾纪有所在的10军一路南下、西进，到达四川。四川解放后，驻扎在简阳县(今简阳市)的部队(29师87团3营9连)改为简阳县大队，负责在简阳剿匪，曾纪有在这支部队里担任9连1排3班副班长。
“1950年3月的一天，我从医院看病回来，”曾纪有向记者回忆说，“连队的一名干部将三个小伙子领到我面前说，部队招了一批新兵，这三个分到你班里。其中一个就是邱少云。邱少云那时18岁，他说是简阳县养马河山茶村人。他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一脸肉疙瘩，人长得很结实，但不爱说话，在班会上有时要点他的名才发言说几句。”
新兵入伍要参加培训，沉默寡言的邱少云表现不算很积极；在参加劳动时还有些自私，拿着一把好铁锹就不愿跟其他人换，有一次因跟一名老兵争铁锹，竟打了起来。见此情况，作为副班长的曾纪有要拉他一把，就将他列为自己的“帮扶对象”，经常给他开“小灶”，谈心。渐渐地，邱少云纪律性有了很大好转。
一段时间培训后，邱少云便参加了剿匪斗争，曾纪有把他带在自己身边。5月的一天，曾纪有领导工作组外出执行任务，途经山茶村时，发现村旁有一座奇怪的屋子，屋顶一半是瓦一半是草，屋前一位中年妇女拉着一名10多岁的男孩站着。曾纪有心生怀疑，问邱少云：“这房子怎么这么怪，会不会是土匪的观察哨？”邱少云有些不好意思地答，“这是我的家。”曾纪有有些惊讶，说：“是嘛，那妇女是谁？男孩又是谁？”“是我妈和我弟。”“你爸呢？”“我爸已死了。”“想不想回家看看？”曾纪有问，邱少云答‘想’，但曾纪有没答应他，因为剿匪时期，不宜暴露家人目标。曾纪有看到邱少云眼里溢满了泪水，他也只有在心里叹一声气。
当年10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10军改为志愿军第15军，师以下编号不变，从简阳开进朝鲜参战。此时曾纪有改任1排排长。
采访曾老之前，记者收集了不少有关邱少云英雄事迹的文章，记者注意到，曾老的回忆与这些文章有很大差异。“很多文章说邱少云是重庆市铜梁县关溅乡(今少云镇)人，他怎么是四川简阳人？而且邱少云纪念馆也是建在铜梁县。”记者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多年来我也几次寻找过这个谜。”曾老说。
亲眼目睹邱少云壮烈牺牲
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了半个小时，他一动不动
当时曾纪有是阵地最高指挥官
进入朝鲜后，部队加强了训练力度和思想教育力度，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邱少云进步很快，他对武器特别有悟性，部队装备的苏式武器如转盘冲锋枪、爆破筒、莫洛托夫手雷，他一摸就会，成为了一名标兵。
1952年10月，志愿军决定打响上甘岭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而要取得战役胜利，必须炸掉敌军增援必经的康平桥；要炸掉康平桥，又必须先拿下391高地。391高地半山腰敌军布下了一个加强营，不仅火力强大，还构筑了坚固的地下碉堡，强攻是不可能的。指挥部决定派一支部队秘密潜入敌军后沿的半山腰，埋伏24小时，一旦进攻时间到，迅速抢占391高地。曾纪有所在的一排担起了这个重任。
10月23日下午6时，我军向敌军阵地猛烈发射炮弹，趁敌军慌乱之机，1排52名官兵(本为48人，上级临时增加4名医护及话务人员)浑身插满芦草匍匐前进，三小时后，部队静悄悄地进入预定地点，我军炮弹也停止了。
“这次行动特别重要，上级对我们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进入阵地后，我们只能脸埋在地上，双手趴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地待命。因为我们只距离敌人阵地30米左右，稍发出点声响，弄出点动静，就可能被发现。即使敌人发现了我们中的哪个，谁也不能有任何动静，更不能反击。”
50多年过去了，但曾老对那场战斗记忆犹新。“那天，刚下完一场雪，万物萧瑟，大地一片寂静。也许是太沉静了，敌人反觉得不安，怀疑我军搞什么名堂，可是又不敢出来巡逻，就不时地对周围地带进行骚扰。先从碉堡里打出十几发烟雾弹和毒气弹，我们戴上口罩，敌人没弄着我们，反呛着了自己，我们能清楚地听到他们咳嗽、骂娘声。下午2时左右，敌人又向周围打出数百发炮弹，其中不少落在了我们的潜伏区，一些人受伤了，也有人阵亡了，但我们还是纹丝不动。”
“邱少云不是你们牺牲的第一个战士？”记者问。
“不是。”曾老接着说，“约下午4时，敌人又打出来数十发燃烧弹，其中有4发落在了我们埋伏区，顿时火熊熊燃烧起来。其中一发正落在了邱少云身边，火很快烧着了他身上的草。我就埋伏在他身后5米的右方，看得清清楚楚。我心提到了嗓子口，因为邱少云是尖刀班战士，负责战斗打响后剪断敌人的铁丝网，所以埋伏较靠前，在第3排，离敌军铁丝网只5米左右，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发现，整个排也就会被发现，整个行动也就失败。但是英勇的邱少云同志自始至终没有动一下，任由全身在燃烧。我看到他的手指深深地抓进土里，想着他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心里想：邱少云，你是最坚强的战士！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有多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战士生命垂危，却不能救他，可是军令如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动。现在想起来，我的心仍在颤抖。战斗中免不了牺牲，如果是一枪过来，中弹身亡，让人还好受点，可邱少云是被大火活活地吞噬生命啊。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了半个多钟头，我眼睁睁地看着邱少云由一个活生生的人慢慢变成一具焦体，心里难受得像刀在剜。”
“有些文章上说邱少云身边有一条水沟，他若滚进沟里就能活命。是这样吗？”
“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在半山腰，哪来水沟，有水沟，在那寒冬也没有水。”
“有文章说，当时有些士兵为救邱少云，向连长程子英请示打响战斗……”
“这是不可能的，当时阵地上最高指挥官就是我。我们的任务就是埋伏待命，谁也不准乱动，话也不能说一句。”
战斗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下午5时40分，我军向敌人阵地发起了猛烈地炮击。将1排前方的阵地轰炸5分钟后，轰炸转移了，1排在炮火转移的5分钟内迅速占领了391高地主峰。因为5分钟后炮火将轰炸他们潜伏的地方，以断敌人增援之路。在敌人的几次“骚扰”中，1排出现了严重伤亡，但战士们斗志高昂，冒着枪林弹雨冲了上去。占领主峰后，曾纪有向空中发射了三颗传达胜利的信号弹。突然一个暗堡里射来一排子弹，曾纪有中弹倒下了……
“很多文章里说，当时你们有一个营500多人潜伏到敌方前沿阵上，怎么才52人？”记者问。
“那是错误的，就52个，也不是潜伏到敌方前沿，而是后山腰。”曾老拿出笔，给记者画了一张当时的地形图。“这项任务极为秘密，不可能派那么多人去。我是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师部单线直接和我联系，除了我和师部领导，谁也不知这项任务。当时师部还派了一名干部来协助我，可惜还没进潜伏地就被敌人的流弹打伤撤下了。”
邱少云的故事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1931年出生于四川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县)。13岁那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年3月25日，邱少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跨过了鸭绿江。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的连队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消灭平康和金化之间的三九一高地的敌军。然而三九一高地地形独特，易守难攻。在敌军和我军阵地之间还有三千多米宽的开阔地，是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在这样长距离的炮火下冲击，必会导致我军较大伤亡，影响战斗的顺利进行。上级决定采用隐蔽作战，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夜里，把部队潜伏在敌人阵地的前沿，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要使几百人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蔽二十多个小时而不能有一个暴露目标。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们毫不畏惧，争相请战。临行前，邱少云下了钢铁誓言：为了战斗的胜利，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深夜，五十多名身披伪装茅草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那蒿草丛生的开阔地埋伏了下来。
11日清晨，三九一高地上敌方那层层的铁丝网和一簇簇不暴露我军潜伏秘密，观察所里的指挥员当机立断，下令用炮火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次日中午，敌人的燃烧弹引燃了他身边的草丛，这时，他只须打滚翻身即可避免烧身。但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坚持一动不动，像一块巨石。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
黄昏来临，出击的时间到了。战友们怀着满腔仇恨，高呼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排山倒海般地向敌人冲运河。才过了二十分钟，敌人全部被消灭，三九一高地上飘扬起胜利的旗帜。
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邱少云潜伏的位置上，看见他用双手在地上抠出的深深的土坑……
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牺牲。
40多年来，邱少云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人们却不知道，这样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英雄，却差点成了无名英雄。
次日中午时分，敌人向潜伏区打来几发燃烧弹，烈火烧着邱少云的衣服、鞋袜，直至烧遍他的全身，可他至死都是一动不动。
牺牲时，他年仅26岁。
战斗结束后，连队给邱少云报请了三等功，此事似乎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据邱少云生前战友林炳远后来回忆说，那次战斗半个月后进行战斗总结，他和邱少云的指导员王明世一同到师里去汇报。当时，一位组织部门的干事要求王指导员举个具体的人或事来谈谈。
王指导员于是提到了邱少云。并说，在执行任务前进行战前动员时，战士们很激昂，纷纷表了态，可邱少云却闷不吭声，因此连里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我找邱少云谈心，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也向我表了态：就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也不暴露目标，暴露目标就是革命的罪人。
第二天，他向党支部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表示：为了战斗胜利，愿贡献自己的一切。
可不曾料到，第二天他便牺牲了，真的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战斗的胜利。
那位干事听了王明世的介绍，非常感动地说：这样的英雄行为，太感人了，三等功不行，应报特等功！
于是，29师政治部立即上报邱少云特等功的报告，报请志愿军司令部批准。
报告引起了志愿军司令部领导的重视。
起初，个别领导认为：邱少云不过是战时特殊死亡，算不上英雄，三等功就可以了。但更多的同志认为他严守纪律，为了整体牺牲自我的精神难能可贵。
后来，意见终于统一了，少数服从多数。
1952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邱少云为特等功臣。
同年底，一位名叫郑大藩的随军记者就邱少云的死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燃烧弹落在什么地方？是打中头部死亡还是一点一点烧死的？二是他身边有无水沟？谁看见了邱少云牺牲的全过程？
后来，邱少云的战友李元兴回忆说：“燃烧弹打在邱少云前方两米左右，燃烧液溅到了他的身上，是一寸一寸烧过来的，从头烧到脚，当时我伏在他身后五米左右，亲眼见到大火一点一点把邱少云活活烧死。”
李元兴和其他战友还证明，邱少云右面3米处有一条小水沟，如果邱少云愿意，只需侧向滚即可活命。
面对这些证明材料和见证人的描述，记者郑大藩感动了，他含着眼泪奋笔疾书。
1953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他那篇著名长篇通讯《伟大的战士邱少云》。此文一出，随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1953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再次授予邱云少“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的称号。
黄继光（1930～1952）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背景
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在当时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在仅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人的兵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最多的一天达30万发。志愿军也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发射炮弹40万发。阵地上草木荡然无存，岩石构成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堆。
在这样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火海弹雨中，志愿军能够打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主要原因在于有无数黄继光这样的英雄。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战争中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12人当中，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就有4人，他们是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孙占元；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功臣和英雄集体。在这种氛围中，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时刻激励和感染着参战的同志们，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黄继光虽然入伍仅一年多，但在党组织的教育以及老战士们的言传身教下，很快学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关键时刻他能舍身堵枪眼，正是人民军队培养和党教育的结果。一些西方军事家认为，只有弄清楚上甘岭防线为何突不破，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军队。五十多年来，“上甘岭”一词已成为我军英勇顽强的代名词，上甘岭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故事
在家乡当民兵时，黄继光就曾机智勇敢地抓获过一名逃亡地主，轰动全村。他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要求杀敌立功。他除了干好通讯员工作，还经常到班里向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多次受到连长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讯员。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时近拂晓，如不能迅速消灭敌中心火力点，夺取零号阵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刻，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在决心书上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当即被任命为第6班班长。他带领2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毫无畏惧，忍着伤痛，迅速抵近敌中心火力点，连投几枚手雷，敌机枪顿时停止了射击。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攻击部队再次受阻。这时他多处负伤，弹药用尽。为了战斗的胜利，他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战友们冲上“零号”阵地时发现，黄继光敦实的身躯仍然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麻袋，宽阔的胸膛还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人们看到，黄继光的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他的身后有一道十多米长的血印。可以想见，在最后时刻，黄继光是以何等坚强的毅力，拖着重伤的身躯，爬到敌人的地堡前，又一跃而起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继光从小家境贫寒，从来没有去照过一次相。牺牲后虽有人拍照过遗体，形象却十分惨烈且面容难辨。在宣传英雄事迹的时候，因找不到一张可用的照片，只好用一幅舍身堵枪眼的素描画来代替。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还请邓芳芝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表示了对英雄的敬意。
胡修道(1932～2002)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1931年生，四川省金堂县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第12军31师91团5连战士。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上甘岭战役和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作战。
1952年11月，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和班长及另一名新战士负责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经一天激战，共打退敌军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曾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参谋长。2002年3月病逝于南京。
胡修道(1932～2002)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1931年生，四川省金堂县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第12军31师91团5连战士。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上甘岭战役和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作战。
1952年11月，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和班长及另一名新战士负责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经一天激战，共打退敌军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曾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参谋长。2002年3月病逝于南京。
胡修道 浴血鏖战上甘岭
著名作者杨朔在他的名篇《金星英雄》的结尾处写道：“这个19岁的青年活生生地说明了敌人为什么在朝鲜碰得头破血流。敌人攻不动上甘岭，更不攻不动朝鲜，因为在上甘岭上，每条战线上，我们到处都有无数像胡修道这样的人物。”在上甘岭战役中，胡修道创造了一个人一天之内击退敌人41次进攻，歼敌280余人的奇迹。
在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十月，记者来到文化名城徐州，寻访了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金星英雄。
谈起昔日那惊心动魂的一幕，胡修道仍显得十分激动。老英雄深情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1952年11月5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和李承晚，发动了上甘岭战役中最猛烈的进攻，攻击的重点就是上甘岭左侧597.9高地。志愿军利用597.9高地周围的大小山头构筑了12个阵地，胡修道和班长李锋、新战士滕土生负责坚守3号阵地。
由于是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年轻的胡修道起初还有些心跳。当敌人第一次向阵地冲来时，胡修道紧握爆破筒的手渗出了汗水。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班长一声令下，胡修道就没命地往敌群中扔手榴弹、手雷、爆破筒……“直到班长抓住我的手腕，我才知道敌人早已被打退了。”胡修道风趣地说：“多年来，我一直十分懊悔自己当时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弹药。”在当时，志愿军的供给艰难，弹药常常比生命还宝贵。
不久，两个多排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胡修道和班长先集中火力向分散的敌群两边打，迫使敌人往中间挤，再往前面猛打一阵，让前面的敌人爬不起来，后面的往前拥，等敌人挤到一起时，突然向敌群投手榴弹。这种被称为“包饺子”的方法果然奏效，直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散逃命。
在当时，为了让新战士尽快适应战场，志愿军采取了“一看、二打、三带”的方法，即由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上阵地，第一次老兵打，新兵看；第二次新兵打，老兵在一边指导；第三次或让新兵自己打，或由老兵带着新兵打。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后，胡修道和滕土生就成了“老兵”了。班长就被调去支援9号阵地，他们俩又连续击退了几个排的敌军多次疯狂反扑。
他们刚想停下来喘息一会儿，这时，连指挥所传来紧急战报：10号阵地没人了，敌人攻得正急！这时，连长朝他们一挥手，他们立即又突破敌人几道火墙，来到10号阵地，发现守在10号阵地上的只有一个已经挂了彩的战士，而旁边的0号阵地正是几天前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地方。带着一腔怒火，胡修道和战友又击溃敌人的多次进攻。
这时，排长郭三旦向他们匍匐过来支援，可就在刚进洞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死也要守住阵地！”这是排长牺牲前留给他们唯一的话。
排长牺牲了，负伤的战友滕土生又被调走执行其他任务，阵地上只留下了胡修道一个人。正当胡修道感到身体极度虚弱，准备停下来啃两口馒头时，正前方一大群敌人又蜂拥而至。胡修道炸雷般地吼了声：“还我排长！”兜头就是一阵手榴弹。扔得正酣时，几个战友过来支援，说：“连长命令你速回3号高地！”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敌人把坦克开了过来，几百门火炮齐射过来，头顶上的飞机开始狂轰乱炸。胡修道依靠着所剩不多的弹药，在3号、10号高地间来来回回地打，竟奇迹般地打退了敌人十几次进攻。
“阵地上没了一点声响，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等待着敌人最后的挣扎，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老英雄平和了一下情绪，又接着回忆——
黄昏的时候，敌人又一次漫山遍野地挤压过来。胡修道扔完最后的一颗手榴弹、手雷后，抓起自动枪，跳上阵地，大叫一声：“敌人上来了，冲啊，为战友们报仇，为祖国人民争光！”随着这一声怒吼，周围阵地同时响起了撼天震地的杀声。千钧一发的时刻，志愿军的大部队赶到了，敌人再次溃逃，战斗胜利结束了。
老英雄说到这里，眼睛湿润了。他动情地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为了祖国、为了和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我的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功臣。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大的荣誉。我们要学习英烈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业绩，把国家建设好、保卫好，以告慰英烈们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