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7位；2010年，中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688.1亿美元，位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5位，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与此同时，围绕中国的汇率冲突、贸易摩擦亦不断激化、升级。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曾多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截至2010年年底，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自1994年第一次“汇改”以来，累计升值幅度分别达32.8%和56.6%。截至2010年7月，遭受来自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总数为104起；截至2010年3月，来自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案件达152起。
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事实和数据，本文希望通过解答以下问题来梳理、发掘其间的脉络和演变规律：（1）汇率、贸易壁垒与对外投资之间理论上存在怎样的逻辑链条？其中，汇率和贸易壁垒各起到什么作用？（2）在本币升值、贸易摩擦的综合背景下，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其背后的传导机理为何？（3）针对汇率、贸易壁垒的跨越，不同行业、行业内异质企业之间对外投资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性演变？（4）如何有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于中国中长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丰富、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对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科学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贸易壁垒对直接投资流出的影响机制假说
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针对关税壁垒跨越行为（Tariff Jumping）的文献。当时，很多文献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盛行的原因是基于关税跨越的动机（Kenwood，et al.，1983；Horstman，et al.，1987）。
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几轮回合谈判的展开，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逐步淡化，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的使用则愈加频繁。因此，近些年对“壁垒跨越”的效应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Barrell，et al.，1999；Markusen，2002）。
对于贸易摩擦加剧是否会刺激FDI，许多研究结果持肯定态度。Tracy等（1992）研究发现，随着欧洲贸易壁垒的加剧，日本对欧洲的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Helpman（1984）指出，企业会通过在目标市场投资的方式，减少贸易保护对自身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进行大量投资以规避贸易壁垒的案例证实了这种激励作用的存在。Barrell等（1999）通过对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样本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在一国拥有较高的市场规模，那么，该国实施贸易壁垒能够显著刺激该企业通过FDI实现壁垒跨越。Blonigen（2002）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定位于美国市场的欧盟企业来说，反倾销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欧盟企业对美国市场的投资力度。杜凯等（2010）的检验结果表明：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刺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这种“诱发”特征存在国别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双边市场规模约束。
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诱发式”FDI可能不具有一般规律性。Dinopoulos（1989）认为，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诱发式”FDI可能并不存在。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在出口市场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那么，出口到相同市场的所有本国企业都可能从中获利。以Blonigen等（1997）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投资国政府可能不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因为这有可能“掏空”国内经济实力。Ottaviano等（2007）则认为，如果考虑不完全契约的存在，贸易壁垒和“诱发性”FDI之间可能具有“非线性”变动关系。即使在较低的贸易壁垒下，由于母公司具备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跨国企业也会产生投资冲动。
既然贸易壁垒的投资跨越效应可能存在，那么，哪些国家（或地区）更容易产生这种跨越行为呢？一种解释是制度风险程度假说。那些产权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往往容易吸引到更多的FDI（Jakobsen，et al.，2006）。政治的稳定性、内外部冲突、法律规则和腐败程度以及政府办公效率往往对FDI流入具有决定性作用（Busse，et a1.，2007）。Vadlamannati等（2009）受到Kinosita等（2003）的启发，将东道国的经济状况指标划分为：宏观政策、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四类，并利用1996-2005年17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样本数据，定量考察四组潜在壁垒因素对FDI地理分布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上述四组潜在壁垒均对东道国FDI流入量和波动性产生显著效应。另一种解释是资本回报假说。Dehejiaa等（2001）认为，东道国愿意接纳外国企业壁垒跨越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通过吸引外资来征收资本税，进而获取投资收益。正是由于资本税的存在，东道国可以得到实际的收益，才使得国外企业FDI的“壁垒跨越”成为可能。还有一种是人力资本假说。从东道国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是东道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那些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往往容易吸引效率寻求型FDI，更容易产生投资跨越贸易壁垒（Noorbakhsh，et a1.，2001）。
（二）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的影响机制假说
汇率效应涉及两个层次：汇率波动水平和汇率的不确定性。汇率问题如何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学界对此观点不一。“促进”假说认为，汇率作为一种价格信号，本币升值，会刺激风险中立型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低的国家，从汇率波动中获利（Cushman，1985；Blonigen，1997；Sung，et a1.，2000）。Goldberg等（1995）在风险规避偏好下，研究实际汇率的不确定性对FDI的影响，并利用美国对日本、加拿大、英国的双边外资流量季度数据证明其得出的结论：实际汇率波动幅度越大，越能促进外资的增加。Aizenman等（2004）的研究结论也支持这一假说。
相反，“阻碍”假说则认为，作为一种投资环境的风险信号，东道国汇率的不确定性会减少FDI流入。当调整成本非对称时，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妨碍跨国公司的进入，将会减少国际投资活动。他们认为汇率风险导致利润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将投资推迟到未来某个时期。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Campa（1993）、Dixit等（1994）、Chakrabarti等
（2002）、Escaleras等（2008）。
一些文献的研究结论略带有“综合”色彩。Udomkerdmongkol等（2009）利用数据分析了汇率波动对美国企业1990-2002年期间在16个新兴经济体投资的传导效应，最终发现：第一，东道国货币贬值会刺激FDI流入；第二，东道国货币贬值预期将会阻碍FDI流入；第三，汇率较强的波动性将会不利于FDI流入。Schmidt等（2009）针对1984-2004年期间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汇率效应的研究结论同样是混合的。他们指出，就实际汇率风险指标而言，美国制造业的FDI流出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而非制造业的FDI流出则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周华（2006）借鉴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汇率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跨国公司进入一个市场的决定，但是汇率的变化是刺激还是阻碍厂商对直接投资的关注取决于影响汇率波动的具体因素。孙文莉等（2010）就汇率冲击对垂直型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当区位成本优势不能抵消汇率不确定性导致的损失时，跨国企业将会调整投资区位决策。另外，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调整其生产模式决策亦具有一定规律。
本研究试图借鉴Belderbos等（2004）的研究方法，将汇率冲击、贸易壁垒与“诱发性”对外直接投资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下，通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贸易、反倾销壁垒和FDI三种经营模式的比较分析，对上述核心问题逐一解答，以揭示其间的传导路径与诱发机制。
二、理论框架的建立
（一）假设
假设1：相对于东道国企业来说，本国企业在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过度的劳动供给特征所引发的劳动力价格竞争优势。假定东道国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本国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以东道国货币计价），关税成本为t。满足c*+t＜c。
假设2：如果东道国政府对本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假定征收反倾销幅度为国内外成本的差价。此时，单位产品计征的反倾销税s=c-c*-t。
假设3：根据Belderbos等（2004），母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划分为两种类型：企业特定成本优势和区位成本优势。母国企业通过OFDI规避贸易壁垒时，假定其固定边际成本为c′（以东道国货币计价），定义c′=c*+γ（c-c*），满足c*+t＜c′＜c=c*+t+s。其中，γ用来衡量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的程度，且0≤γ≤1。
两种特例情况：当γ=1时，母国企业拥有完全的区位成本优势（location-specific）。如果母国企业决定通过OFDI规避贸易壁垒，它除了面临新建生产线的固定成本和风险成本F，还将面临与东道国企业一样的固定边际成本；当γ=0时，母国企业拥有完全的企业特定成本优势（firm-specific）。如果它决定通过OFDI规避贸易壁垒，它将保留原有的固定边际成本优势c*。
假设4：考虑本国（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波动性和汇率预期因素，i时刻本国汇率计为，计价单位为本币/东道国币，本国汇率预期变动幅度为。当＞0时，说明i时刻本币预期贬值。
假设5：在东道国市场上，东道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需求反应函数分别为q=A-p+k·p*，q*=A-p*+k·p。其中：q、p分别表示东道国企业的销售数量和价格；q*、p*分别表示本国企业的销售数量和价格；A衡量东道国市场规模；k表示行业特征，衡量国内外产品差异化程度。为考察产品差异度的影响，k是可变的，且k与产品相似度呈正向变动。k=0表示产品之间完全有差异，不存在竞争；k=1表示产品同质，竞争很激烈。不过，反倾销一般是在国内外产品具有很高的替代性（k值较高的情况下）时实施。
假设6：本国利率水平为r。
（二）均衡分析
1.贸易模式
为了与反倾销模式做鲜明的比较，把贸易模式下的各变量结果的下标计作T（Trade）。在贸易模式下，i时刻东道国和本国企业的利润目标函数分别为：
注意，东道国各变量不带上标“*”，本国（研究对象）各变量带上标“*”。其中，c*=c*（），表明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c*（以东道国货币计价）是随着汇率的变动而变动的。东道国和本国企业实现各自利润最大化，结合需求曲线反应函数，经整理，得出东道国和本国企业的均衡价格、产量分别为：
2.反倾销壁垒模式
在i-1时刻，由于本国企业具有成本优势，即c*（）+t＜c。两国企业的成本差别为s=c-c*（）-t。因此，东道国政府决定在i时刻征收反倾销税s，使国内外企业处于同样的成本，从而削弱本国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反倾销（Anti-dumping，AD）模式下，i时刻本国企业的利润目标函数调整为：
同样的，经整理，反倾销壁垒模式下东道国和本国企业的产品均衡价格、产量分别为：
3.直接投资模式
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本国企业可以省去反倾销税和关税成本，但同时也相应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另外，还要考虑到在国外建立企业的固定成本和风险成本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模式下，i时刻本国企业的利润目标函数变为：
同样的，经整理，东道国和本国企业的产品均衡价格、产量分别为：
三、若干效应讨论
接下来，笔者将在上述均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针对直接投资流出的诱发条件、市场规模效应、企业区位一特定优势程度以及产品差异度效应等展开讨论，并得出相应结论及推论。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条件讨论
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反倾销与直接投资的均衡比较。反倾销模式下，本国企业要支付关税、反倾销税。如果采取投资于与市场所在国贸易一体化的第三国，则可以节省关税和反倾销税，但需要支付投资建厂的固定成本等，且单位生产成本差异也需要统筹权衡。比较反倾销和对外投资模式下的利润函数，本国企业从反倾销模式转向选择对外投资模式的边界条件为：
结论1：外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强化会诱发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从贸易模式转向对外投资模式。
结论2：当面临反倾销威胁时，本币升值，将增加企业从贸易模式转向对外投资模式的可能性，促进FDI的形成；本币预期升值，将阻碍FDI的形成。
（二）市场规模的效应讨论
以往的数据检验发现，如果企业在一国拥有较高的市场规模，那么，该国实施贸易壁垒能够显著刺激企业通过FDI实现壁垒跨越。日本制造业在遭受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壁垒后显著地扩张了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流入，证实了
这一观点的正确性（Barrell，et al.，1999）。近期，关于中国案例的数据检验，也支持这一观点（杜凯等，2010）。
在本文框架下，笔者从理论上考察了在反倾销壁垒模式下，市场规模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为简化起见，不考虑汇率预期、利率折现等因素的影响，公式（17）可以整理为：
结论3：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威胁时，企业是否会做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是受到双方贸易规模约束的。贸易规模越大，跨越壁垒的动机就越强烈。相反，双边贸易规模较小，即使遭受东道国反倾销壁垒威胁，企业可能也不会产生强烈的“规避”动机。
（三）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程度的效应讨论
考察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程度γ对直接投资的诱发影响作用。为简化起见，不考虑汇率因素（特别是预期）的变动，采用本国企业利润函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比较观测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投资的固定成本边界值为：
公式（19）表明，企业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程度γ越小，企业拥有的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的特征，企业对外投资所需的固定成本门槛值越大，越有利于FDI临界条件F＜满足，因此，当面临东道国贸易壁垒时，就越容易“诱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
结论4：当面临东道国贸易壁垒时，企业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程度越低，即拥有的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的特征，就越容易“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
（四）产品差异度的效应讨论
下面考察行业内产品差异度k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同样的，为简化起见，不考虑汇率因素（特别是预期）的变动，产品差异度k的变动对直接投资门槛值的效应为：
结论5：面临国外反倾销时，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低（趋向同质），本国企业越不倾向于对外投资；反之，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越能够“诱发”企业从事对外投资。
另外，考察贸易、反倾销、对外投资三种模式下本国企业的利润对产品差异度变化的敏感度（弹性），发现其中存在一定的规律。
根据假设3，三种模式下成本满足关系c*+t＜c′＜c=c*+t+s。因此，三种模式下的利润对产品差异度变动的弹性排序为：
公式（24）表明，随着k的增大，行业内产品趋向同质，反倾销模式下本国企业利润增加的幅度最大，超过FDI和贸易模式。因此，虽然受到外国反倾销的打击，企业却不会产生强烈的动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以跨越非关税壁垒。这也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行业在面临贸易摩擦时，都会选择对外投资。相反，随着k的减小，行业内产品差异度逐渐提高，反倾销模式下利润减少的幅度也是最大。相比之下，FDI模式下本国企业利润下降得较为缓慢。因此，本国企业开始更多地考虑对外投资的可能性。
推论1：面临贸易摩擦时，关于制造业企业利润对产品差异度的敏感度比较发现：贸易模式下的弹性大于对外投资模式下的弹性。
四、贸易壁垒、汇率对FDI决策的传导路径阐释
上述分析显示，在贸易壁垒、汇率对企业FDI决策的影响过程中。诱发性因素、阻碍性因素、调节性因素以及控制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企业是否做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关键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权衡。
与反倾销模式相比较，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诱发性因素主要包括：产量优势、产品的边际成本优势（c′＜c*+t+s，不考虑汇率的作用）；阻碍性因素是对外投资建厂的固定成本和风险成本投入F；控制性因素包括市场规模A、企业区位一特定优势程度γ以及产品差异度k。在本文效应讨论中，后三种控制性因素对于企业直接投资决策都表现出单方向、规律性的影响效应。
另外，调节性因素主要来自汇率。汇率细分为两个层次：汇率波动和汇率预期因素E（）/。调节性因素最终是站在FDI诱发性因素还是阻碍性因素的“阵营”，取决于汇率的升、贬值实际变动方向和预期变动方向。其中，汇率波动影响反倾销模式下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汇率预期因素E（）/影响对外投资模式下企业的未来收益。举例来说，如果本币升值，以市场所在国货币衡量的成本将会上升，而c*（）↑导致反倾销模式下的利润变薄，从而有利于企业做出对外投资的选择。此时，汇率因素就成为FDI的诱发性因素②；相反，当本币预期升值时，E（）/将会变小，导致对外投资模式下的利润下降，从而不利于企业对外投资的形成。此时，汇率因素就转变为FDI的阻碍性因素③。
根据上述分析，概括贸易壁垒、汇率对FDI决策的影响机理及传导路径如图1所示。
简言之，在反倾销模式转化为对外投资模式的过程中，好处是企业可以节省反倾销税和关税部分的支付，坏处是增加了投资建厂的固定成本开销。企业是否会选择FDI，关键在于FDI模式下产品边际成本的比较优势能否抵消掉建厂的固定成本。在这里，汇率的作用具有辅助性和灵活性，它有可能从两个层面“助推”企业对外投资（如抬高反倾销模式的成本或增加对外投资模式的收益），也有可能导致企业“固守”反倾销模式，这主要取决于汇率变动以及汇率预期的方向、幅度。
五、主要结论与引申
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跨越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反倾销）是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因。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可能具有“双向性”作用。体现在：本币升值，使对外投资诱发边界条件更易满足，从而促进FDI的形成；本币预期升值，将减少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
（2）在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威胁时，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边界条件满足，跨越壁垒的对外投资动机就越强烈。可见，企业是否会做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规避贸易壁垒，受制于双方贸易规模的约束。
（3）当面临东道国贸易壁垒时，企业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程度越低，即拥有的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的特征，就越容易“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
（4）当面临反倾销威胁时，行业内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低（趋向同质），本国企业越不倾向于对外投资；反之，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越能够“诱发”企业从事对外投资。
结论（1）和结论（2）实际上传达了一种较为“被动”的讯息。当遭遇东道国贸易壁垒（反倾销、关税）威胁时，国内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反应来面对这种“胁迫”，其中，汇率、市场规模信号对企业的决策各起到什么作用
。说到底，讲的是“条件反射”类的应对规律。实践中，更应去积极寻找一些“主动”的策略。比如，如何让对手找不到借口，从源头上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在这点上，华为公司的做法可资借鉴。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华为每年拿出公司销售收入10%左右作为研发投入。其研发投入规模及强度，远远超出国内其他企业，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投入水平。缘于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持续的专利增长和国际技术标准参与以及完备的售后服务体系，华为产品从技术到服务都充满“差异化”的个性，其竞争力开始“摆脱”仅依靠区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的传统模式，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企业特定优势（fim-specific）。企业特定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强，不仅能够有效规避东道国的反倾销威胁，根据结论（3）和结论（4）以及推论1，而且可进一步刺激、促进对外投资，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朝纵深方向拓展，进而有利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由于我们目前缺乏涉及行业、企业的投资、贸易规模、反倾销等变量数据，同时，没有找到较为理想的衡量企业区位一特定成本优势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尚未能针对理论预测结果进行实证检验，这也构成需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关于产品差异度对FDI效应的推导结论与Belderbos等（2004）的实证检验结果相符。
②基本观点与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的“促进”假说相符。“促进”假说主要包括：Cushman（1985）、Blonigen（1997）、Sung等（2000）。
③关于汇率预期因素对直接投资流出的作用，本文得出的结论与Udomkerdmongkol等（2009）的观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