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直以来，世界经济都是以大国经济为主导的，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频繁使得大国经济研究成为我们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钥匙。[1]所以，经典教科书中的经济理论都是以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大国的经济特征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程度，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核心，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逐渐向这些新兴国家转移。学者们在注重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同时，将目光转向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试图通过描述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分析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揭示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科学地解释大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为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学者对大国经济特征进行了研究。最先研究大国经济特征的是西蒙·库兹涅茨，他分析了大国的概念以及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性；二是大国经济发展较低的外贸依存度；三是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及资源的规模性。库兹涅茨的三个特征，概括了经济差异性、资源及市场的规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多元性和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需求推动模式。[2]霍利斯·钱纳里和莫伊思·赛尔昆在研究“大国模式”时也提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如大国经济内部市场的主导性，高投入和高储蓄，经济结构的复杂性等。[3]大国经济是从宏观上来界定和研究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核心就是财政政策。金和邹（Jin and Zou）认为，大国由于国土面积广阔，区域差异明显，在财政政策的执行上要考虑这些差异性特征，经济发展显著的多元性要求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政分权在收入与转移支付之间的重要桥梁作用，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有效增长和协调发展。[4]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大国经济波动具有较强的传导性，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波动对世界各国具有重要影响。伊兰德和舒（Ireland and Schuh）利用两阶段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数据研究了生产率与大国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确定不同的消费、投资和商品生产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要求充分利用技术变革带来的投资驱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刺激大国的经济发展。[5]大国广阔的面积使得投资驱动成为大国经济研究中必须关注的要素，但传统的研究往往关注库存投资与投资变动之间的关系。奇坎等人（Chikan et al.）利用OECD的数据库，从库存投资的视角来研究世界上14个大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从而概括出投资驱动和消费拉动两个动力协调并进的大国宏观经济特征。[6]
国内最早关注大国经济特征的是张培刚教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只在少数不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小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基于这样的事实，张培刚提出发展经济学应“突出研究重点，注重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应对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做进一步探讨。[7]随后，李由对大国经济的国家规模及其与市场结构、资源禀赋、区域经济、经济开放、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等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特征，但由于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大国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而没有把重点放在对大国经济典型化特征的研究上。[8]童有好认为，大国经济有不同于小国的特点：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经济规模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大、工业门类齐全等，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国经济的市场优势，这个市场优势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9]张李节认为，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是大国经济的基础特征，这两个基础特征导致资源禀赋结构相对合理，完备的国内分工体系，一定的市场购买力，以及大国经济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和层次性。[10]湖南商学院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比较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大国经济的内涵与特征。他们认为，大国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多元性和适应性，多元性导致了发展层次的差异，如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差距、资金积累差距等，而适应性则是指各个层次的技术、人力资本、资金状况适应于发展程度，能够较快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11]
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看，对于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缺陷：缺乏一致的标准和经验对象。研究者都认同大国经济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然而，什么是典型化特征？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从典型化事实刻画典型化特征？以哪些国家为经验对象？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本文将在界定典型化事实和典型化特征的前提下，以新兴大国的代表——“金砖国家”为经验对象，总结和概括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规范和完善，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奠定基础。
二、经验事实与典型化特征
经济学研究需要描述和归纳经济现象，观察和发现经济问题，揭示和探索经济规律，最终解释经济现象。因此，要正确地发现和提出大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命题，既要充分了解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又要充分掌握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这实际上就是田国强教授讲的“现代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田国强教授强调在做经济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这里的经济环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客观描述经济环境，二是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12]按照这样的理解，要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进行刻画，首先要准确地描述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和典型事实，而且对这些事实的描述越准确，对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的把握就会越准确。
（一）经验事实、典型化事实与典型化特征
经验事实和典型化事实都是科学研究的经验基础。所谓经验事实是人们在观察事物中获得的以感觉、知觉、直觉、表象等形式描述出来的经验知识。从表现形式上说，经验事实包括实验事实和观察事实，前者是通过实验得出来的，后者是通过感官体验得出来的。而典型事实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真实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它是通过观察、实践、实验、考察，对经验事实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维加工与提升
。可见，经验事实包括典型化事实，典型化事实是经验事实的升华。
综观经济学说史，虽然没有对“经验事实”和“典型化事实”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无一例外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和典型化现实，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态度，更是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学意义上的经验事实是经济现象的观察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经济的真实表现，也可能是虚假表现，也就是说，经济学意义上的经验事实具有可错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它只有经过复核、检验、确证后才能转化为典型事实。因此，经验事实表现出为有经验来源的事实和单纯观察所获得的事实，而典型化事实是指从诸多经验事实观察中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结果。在大国经济研究中，要特别注重从经验事实到典型化事实的观察和描述，因为这种描述具有经验意义的真实性。王诚教授对典型化事实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典型化事实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真实和基本特征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零散事实和典型化事实的研究和发现，它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更是一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如果一个理论体系没有典型化事实作为依据和支撑，就很难成立。[13]可见，对从经验事实中归纳、总结、提炼出来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描述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事实就是卡尔多典型化事实，①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实际上也提出了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14]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典型事实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复杂的、零散的大国经济经验事实中准确地把握研究的关键所在，它是深入系统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方法，更是探索经济现象、构建经济模型的基点。
典型化事实固然重要，但我们的理论探讨更需要把握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如果仅描绘出典型化现实，这对大国经济研究而言仅仅是一个开始，也就是所谓的经济环境。因为没有从诸多典型化事实中抽象出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就如同只是将环境的所有要素简单罗列，没有抓住重点，无法清楚地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15]因此，相对典型化事实而言，典型化特征更为重要。所谓典型化特征就是从典型化事实中归纳、总结和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上规律性的描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不少特征，人们根据众多经济体所共有的特性形成的某一概念，就是典型化特征。当然，典型化特征是反映大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特征，这个特征能够使它很容易与小国经济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典型化事实与典型化特征在研究逻辑方法上侧重点不一样，典型化特征是在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把收集到能够反映典型化事实的资料，通过归纳、总结、比较等方法来认识这些资料，这个过程力求达到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中提炼出本质性的东西，最终建立起理论体系。可见，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要重视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从典型化事实中抽象出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不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典型化事实的研究阶段已经结束而忽略大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国情。[16]从经验事实到典型化事实，再到典型化特征，这是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特别是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经济的经验事实日益丰富，对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需要提炼和完善。
（二）从经验事实中分析典型化特征的方法
随着经济学科的日益独立，严密的数学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因为数学语言能使经济关系的表达变得简洁，数学模型能使经济学的推理变得严谨，数学方法保证了理论检验的可靠性。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中，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严密的数学语言、复杂的数学工具和先进的数学方法，而不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分析和概括，不善于从典型化经济事实中归纳和总结出典型特征，缺乏对经济环境深入的探讨。其实，目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反思，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的一种反思，就是如何处理好经验事实、典型化事实与典型化特征三者的关系。
认识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首先要观察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现实，从经验现实中归纳典型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归纳。归纳是基于对特殊代表的有限观察，把性质或关系归结到类型。结合到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就是对经验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归纳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实。从典型化事实到典型化特征，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抽象，抽象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舍弃其非本质的特征。在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中抽象出典型化特征，必须就现有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法找到在本质上共同的部分。经验事实是零乱的、分散的，是由表面现象所构成的事实。经验事实在逻辑形式是薄弱的，在经济研究中也缺乏说服力，不适合作为大国经济研究的立足点。掌握经验事实是提炼典型化事实的前提，在掌握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比较等方法来抽象出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这个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特征，是大国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对大国经济现象或者事实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然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就具体的大国经济事实和大国经济现象进行定性分析。这不同于一般的定性分析，它是在对经济事实或现象取得稳健和可靠的系数或参数支持的前提下，挖掘这一定量分析结果之所以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机制，经过这几个步骤分析后，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经得起检验的“典型化特征”。[16]
三、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的经验对象
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要按照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来探讨，首先要充分了解和刻画拟解决问题的实际情况。要想描述和刻画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明确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的经验对象，只有确定了经验对象，才能对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和特征进行描述，才能作出符合内在逻辑的科学推断。[17]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大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分类标准不一，比如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使得大国的界定各异。库兹涅茨用人口作为尺度，以1000万人口为界把国家分为大（人口超过1000万）、小（人口低于1000万）两类。[18]钱纳里等人也以人口总
量为标准，提出500万人口以下为小国，2000万以上人口为大国。此后又提出了新的标准，把处于5000万～15000万之间人口规模的国家划分为大国，把不足1500万人口的国家划分为小国。[19]这种单一的划分方法都是不科学的，它忽视了大国经济的整体性和复杂性。除了人口以外，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都是国家大小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必须综合考虑，全面衡量。欧阳峣和罗会华根据大国的国土、人口、经济总量情况，综合考虑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力和市场潜力，把大国分为三个层次：特大国、中等大国和一般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并具有综合优势的特大国，因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总量经济规模较大而具备显著的资源优势、分工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发展优势、规模经济优势，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20]在这五个特大国里，除美国之外都是新兴大国。美国已属于发达国家，缺乏经济发展阶段的典型性。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不发达国家怎样实现现代化，所以发展经济学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样的，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应该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对象；刻画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应该以发展中大国为经验对象。
“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大国的典型代表。这些国家占据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9.7%，全球总人口的42.4%，近年来不俗的经济表现令世人瞩目。除新加入的南非外，金砖国家相继进入万亿美元经济体俱乐部。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0年超过了60%，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30%，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尽管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2010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同时，“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鉴于“金砖国家”的国家规模、经济规模、增长速度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它们有资格成为发展中大国的典型代表。而且，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它们也真正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选择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作为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的经验对象，符合林毅夫教授讲的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重要性的现实。[21]按照林毅夫教授的理解，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说来，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近代经济发展史就是明证。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世界经济的核心是英国，当时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大多是以英国为经验对象得出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鼎盛状态，当时的经济理论则大多是以美国为经验对象得出的。[22]进入21世纪以后，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相应的，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也将由美国和西欧向这些新兴大国转移。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新兴大国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一些经验事实，比如，这些国家都处于由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转型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从这些典型化事实中提炼、归纳和抽象出典型化特征，将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材料”。
四、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的宏观分析
在明确经验对象后，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对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事实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国经济发展典型化特征进行刻画。既然是典型化事实而不是零散事实，既然是典型化特征而不是个体特征，就应该主要是宏观经济分析，即从宏观视角对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进行概括。
（一）大国国内需求的规模性与稳定性
规模生产是产业壮大或区域发展的内生优势，大国国内市场越大，越能够实现企业或产业的规模优势。大国人口规模决定国内庞大的需求规模，这种规模巨大的国内需求是大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重要拉力。2007年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口数达13.2亿人，俄罗斯达1.42亿人，印度达11.23亿人，巴西人口达1.92亿人，分别居世界第1位、第7位、第2位和第5位。与此同时，中国消费市场对GDP的贡献为27.15%，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为37.13%；俄罗斯消费市场对GDP的贡献为37.6%，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为27.51%；印度消费市场对GDP的贡献为44.38%，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为12.41%；巴西消费市场对GDP的贡献为49.05%，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为12.22%。正是大国国内需求的规模性，对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国内需求的规模性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3]
大国内部需求的规模性使得大国经济呈现出内在的稳定性。当外部风险来临时，大国市场比小国市场更具有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市场都处于动荡中，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市场却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元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在8%以上。以受影响比较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出口市场为例，国内消费2006年为8905亿美元，2007年为1366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4.8%；货物出口2006年为9689亿美元，2007年为1217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4%。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2007年和200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6%和5.36%，高于2007年和2008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3.8%和2.1%的水平，证明大国市场具有内生稳定性。
（二）大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与适应性
大国区域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大国经济具有异质性，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不同地区具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比如，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型工业，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产业，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东南沿海地区的电子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巴西依据自然资源和环境确立了12个“地区中心”进行不同的产业布局，如里约热内卢地区中心、圣保罗地区中心、贝洛奥里藏特地区中心、阿雷格里港地区中心等。俄罗斯的重点产业如资源型工业、钢
铁和机械制造业，印度的重点产业如农业、钢铁和软件产业，都分布在不同地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各地区和城乡之间受教育程度有较大差异。中国和印度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突出，目前中国是现代高新技术与传统手工技术并存；印度劳动力素质总体水平较低，但却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使得印度软件出口的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
大国经济的特征在于要素禀赋与区域经济或产业相适应，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使得某些区域和产业具备先发条件，在特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指引下，能够保证某些产业或某些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率先发展起来。[24]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率先开放的机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企业，当时是符合东部地区要素禀赋的；随着经济环境逐步优化、物质资本充裕化、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提升，东部地区要素禀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逐渐不相适应，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则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更能发挥不同区域、层次要素的配置效率。印度、巴西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异质性，同各地区、各产业所要求的要素禀赋具有较大程度的适应性。
（三）大国产业部门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大国经济发展要素充裕，产业布局空间较大，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建立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逐步建立起以重工业、食品工业、软件产业为重点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遵循“独立自主”的方针，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完整性使得大国经济能够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部循环系统，形成较强的自我调节和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从而使经济发展具有稳健性。俄罗斯依托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航空航天、造船、信息、医疗等高新技术产业部门，提升能源原材料、加工制造、航天航空等部门的技术含量，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使产业结构得到完善与优化。同样，巴西依托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矿物资源和水力资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钢铁、造纸、橙汁行业成为巴西出口主打产品，冰箱、空调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汽车产业成长很快。可见，大国都将产业部门的完整性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大国规模对要素的需求量巨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依靠别人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国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虽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要素供给来保证经济增长，但是在资源需求上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命脉不受外界资源控制的影响。同时，由于生产量和资金需求相当大，不能完全依靠对外贸易来解决产品出路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引进外资来解决生产投入问题，必须激活国内资本市场，依托国内消费市场实现经济的平稳及持久增长。大国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建立门类齐全、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市场条件，可以保障经济独立稳定运行。
（四）大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大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等存在着较大差异，导致大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往往较大，新兴大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最为典型。2011年，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天津市为8649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16117元，前者是后者的5.37倍。根据中国区域划分，人均GDP排名在全国平均水平35199元以上的11个省份中有10个在东部地区，1个在西部地区；人均GDP排名前十的省市中，有9个在东部地区，1个在西部地区；在排名最后的11个省市中，有1个为东部省市，2个为中部省，剩余8个为西部省市。再如印度，2011年人均GDP最高的是昌迪加尔为3668美元，最低的比哈尔邦仅436美元，前者是后者的8.4倍。巴西2008年，GDP最高的圣保罗州为5469亿美元，占巴西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人均GDP最高地区为最低地区的4倍。俄罗斯各联邦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也具有差异性。可见大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是具有必然性的普遍现象。
大国内部各区域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经济发展优势，就是赫克歇尔和俄林所谓的比较优势，大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导致了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明显，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区域之间经济互补性更具潜力，合作的前景更广。如果各区域都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确立主导产业、优势产品和适宜技术，这就会形成优势明显、互补性较强的产业体系，更容易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有利于实现大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因此，差异性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不同区域基于比较优势来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劳动力资源丰裕地区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发达地区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使各个区域的产业都具有相对竞争力，而且在大国内部形成要素互补、产业互补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25]
（五）大国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与层次性
要素禀赋异质性和经济发展差异性，导致大国经济发展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多元性特征。一是地区的多元性。大国地区差异大，各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如中国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技术基础比较雄厚；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及有色金属矿藏，农业生产发达；西部地区土地面积辽阔，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丰富。二是市场的多元性。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机制的差异，使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市场多元性特征。如中国的东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到完善和规范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育迟缓，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巴西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巴西各地开发时间不一和产业不同，导致新兴产业与衰败产业、发达区域与蛮荒区域共存，出现了北贫南富的困境。印度最典型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经济的二元结构，2005-2006年，印度GDP增长率达8.4%，其中服务业增长了10.3%，工业增长了7.6%，而农业仅增长了3.9%。可见，大国经济具有结构多元性与层次性的特征。
大国产业体系完备，但要素禀赋及区域差异大使得不同区域间形成了产业间分工；由于要素及产业的空间集聚，导致区域内形成合理的产业内分工
；又因生产的标准化及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导致产品内分工；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这三种层次的分工，既是大国区域分工演化的结果，也是大国产业分工的深化。从分工的细化程度来看，国际分工格局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发生着以不同产业、同一产业内的不同部门、同一产业同一部门内的不同产品之间分工为主的格局，向同一产业同一部门内同一产品价值链不同形成阶段的专业化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这对大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更是挑战。[26]而大国经济结构的层次性，必然为分工深化提供有利条件。
（六）大国制度创新的实验性与渐进性
大国的国情复杂，经济社会差异比较大，制度创新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往往容易引起社会震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先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的实验性制度创新。政府在进行制度创新时要更多地权衡成本收益，尤其是政治成本，如权力的扩散可能弱化中央的权威性，因利益关系的调整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等。[27]为保证制度变迁的平稳推进，大国政府在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前，往往会选择一些地方先期进行制度试验，然后实施结果评估。如果证明新制度的实施成本是大国政府所能承担的，收益大于成本，并具有可行性和普遍性，就由中央通过国家强制力使其获得正式的法律地位予以推广。这种实验性制度创新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为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创新积累经验，稳定地实现制度均衡。
大国的国家规模导致制度变革启动比较慢，大国制度创新的实验性导致制度变革过程比较长，因而适合采取渐进性的改革方式。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模式，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增加改革成本；而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可以减少社会阻力，实现平稳过渡。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经济变迁；从非国有制经济放开搞活逐步发展到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体制机制创新；从搞活商品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到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从计划内外双轨制开始逐步发展到市场单轨制；从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开始逐步发展到内地的全面改革开放。渐进性的制度变迁使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约束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实现了经济体制平衡转轨。[28]印度、巴西的经济改革，都是采取渐进方式。而俄罗斯1992年的“休克疗法”改革，全面放开物价，紧缩财政，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提高税率、控制工资增长等，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从反面证明大国制度创新的渐进方式的必然性。
注释：
①典型化事实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真实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典型化事实是著名的“卡尔多典型化事实”，其内容包括：（1）每工时实际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在较长的时间内以连续不变的速度增长，即生产率稳速增长；（2）人均资本存量以连续不变的速度增长；（3）以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而得到的实际利率大体上稳定不变；（4）资本—产出比率大体上稳定不变，或产出和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大致趋于相同；（5）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6）人均产出增长率在不同国家间具有很大差别，收入和利润份额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有较高的资本—产出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