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将更多的经济体纳入全球商品流通网络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全球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流通产业尤其是跨国零售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具体表现为：（1）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零售业在全球500强的地位不断攀升。从2001年到2011年的11年间，除了2001年、2006年、2009年，沃尔玛在全球500强中一直位居第一，其营业收入从2001年的1932.95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1年的4218.49亿美元。①（2）全球零售业正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纳入到国际商品交换网络。截至2010年4月，沃尔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5个国家开设了8445家商店，其中在美国4364家，在其他14个国家开设了4081家商店（其中在中国开设的商店有337家）②。据估计，沃尔玛全球供应商的80%位于中国，沃尔玛的70%的产品在中国制造（Goodman与Pan，2004）[1]，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已占美国从中国消费品进口总量的15%（Basker和Pham 2008）[2]。由此可见，沃尔玛全球战略的实施，不仅带动了更多的美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推动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同时将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带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流通的引导，全球化才得以顺利发展”[3]。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国际零售企业正在对全球经济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对以零售业为代表的流通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与其他服务业相比，流通产业既具有生产性服务业特征，同时也具有生活性服务业特征。无论将流通产业视为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流通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3]。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流通产业与一国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进而为大力发展流通产业，让流通产业更好地服务于宏观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从国内外已有文献来看，对流通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一）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的关系
1.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表述。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源自于对流通产业的功能表述。目前国内外对流通功能的表述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微观角度即从企业经营层面展开，另一种则是从社会经济视角即宏观经济角度展开。最早从微观角度对流通功能进行系统表述的是美国学者Shaw（1912）。Shaw（1912）认为，作为微观经济组织的流通企业在风险分担、货物运输、经营融资、销售、商品集中和品种搭配以及再销售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4]。向井鹿松（1928）、McCarthy（1950）、谷口吉彦（1935）、铃木保良（1967）、久保村隆佑（1974）、田岛义博（1980）也对此进行研究，并给出了不同的表述。比如，McCarthy（1950）认为，流通产业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接触，探索和了解潜在的销售者和潜在购买者，并促使异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现有效的结合[5]。以上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没有超越Shaw（1912）的基本观点。随着博弈论等学科知识的兴起，不少学者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运用到流通经济领域，对流通产业的微观功能及其机理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比如Rubinstein和Wolinsky（1987）、Rauch和Trindade（2002）、Ahn等（2010）对流通商便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相互匹配功能展开了研究；Biglaiser（1993）、Spulber（1996）则认为流通商由于具有对所交换的商品品质提供担保的功能，从而有利于削弱交易中的逆向选择。这些研究为流通产业的微观功能提供了比较好的解释。
以Weld（1917）、Cherington（1920）、Clark（1922）、McCarthy（1978）、纪宝成等（1993）、徐从才（2006）等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流通产业的经济功能进行研究。纪宝成等（1993）提出，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是流通产业的重要功能，商品流通最核心或者说本质的功能就在于“市场实现”[6]。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流通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徐从才，2006）、促进社会分工（柳思维等，2003，2007；裴长洪，2010；宋则等，2010）、促进社会就业（王晓东等，2010）、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李宏，2007；庄尚文等，2008；赵霞，2010）以及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徐从才等，2008）、保障国民经济顺利运行（李海舰，2003；茅于轼，2005）等方面的作用就越明显。因此，要高度重视流通产业的发展，并突出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所有行业中的地位。以刘国光（1999）、晏维龙等（2004）、刘向东等（2009）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该赋予流通产业以先导产业的地位。冉净斐等（1999）则提出将流通产业视为战略产业的观点。黄国雄（2005）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将流通产业作为基础产业发展的基本论断。
2.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的理论模型。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述研究认为应该从战略产业、基础产业、先导产业等高度发展流通产业，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均基于定性描述，所给出的流通产业的地位属于静态观点，并不能很好地回答流通产业自身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总量走向之间的关系。从国外研究来看，对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的关系研究，主要通过刻画流通产业提供的流通服务来实现。事实上，流通产业和其他服务业一样，主要是通过流通服务的有效供给来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比如，Betancourt和Gautschi（1993）的研究表明，零售部门的经济功能在于给消费者提供分销服务。或者说零售部门在零售时伴随着消费者购买明确的产品，零售商提供了隐含的产出，这些隐含的产出就是流通服务[7]。
关于流通服务的属性，代表性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以Panagariya（1988）为代表，认为流通产业和其他服务业一样，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点[8]。第二种观点则以Anderson和Betancourt（2002）等为代表，认为流通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Anderson和Betancourt（2002）将消费者购买的总数量Q定义为交易数量h与交易的平均规模q之积，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如果成本上升速度超过了交易的平均规模，则随着店铺规模增加就产生了规模经济[9]。如果商品的分类品种更广而且分类更细化的话，规模经济更显著。Anderson等（2002）关于流通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观点，获得Ofer（1973）、Oi（
1992）、Betancourt和Malanoski（1999）等的实证支持。Ofer（1973）对以色列零售业的研究发现，以色列所有零售业都存在规模经济，店铺规模和交易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0]。Betancourt（1993）对美国批发业[11]、Betancourt和Malanoski（1999）对美国超市[12]的研究均为流通服务存在规模报酬提供了证据。
基于流通服务具有递增规模报酬的基本界定，Anderson等（2002）构建了流通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的基本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经济总体由流通部门和其他非流通部门组成。经济中的总产出Y由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
Y=F（D，Q） （1）
表示，其中D表示流通部门产出，Q表示其他部门产出。所不同的是，Q按照不变规模报酬技术进行生产，而D则按照递增规模报酬技术进行生产。在D的规模报酬递增技术上，Anderson等（2002）通过界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流通分类功能生产函数的方式，巧妙地将流通服务嵌入简单的经济模型中。Anderson等（2002）将流通服务的分类服务提供定义为：
其中：表示流通部门分销的类型i的品种数量。这些品种的分销服务由固定单位资本和单位劳动投入共同生产出来。其中劳动被视作是同质的，这样每个单位劳动能为每个品种的商品提供B单位的服务；α表示商品类型之间的替代程度，0＜α＜1，替代程度越高，α越大。之所以将α限制在比1小的范围内，是为了确保对于任何特定商品，数量的额外增加将带来报酬递减。如果分配给流通业的劳动力为，那么对于任何给定类型商品的数量n来说，配置数量为l的劳动力来提供流通服务是最优的。通过这种方式，将公式（2）进行改写，就会得到：
从公式（3）可以看出，在n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增加B或者l就得到不变规模报酬。在B和l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增加n就得到递增规模报酬。通过这种方式，Anderson等（2002）不仅捕捉了流通服务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同时将其成功纳入经济总体生产函数，并得出流通部门在经济总产出中所占份额。
3.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流通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Anderson等（2002）利用12个国家1950-198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流通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项研究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出现逐步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并不具有永久性，而是在达到一个临界值后，随后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Anderson等（2002）的研究重点在于反映流通产业发展与一国宏观经济走向之间的关系，而以赵凯和宋则（2009）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则侧重于考察流通产业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赵凯和宋则（2009）的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力，而且直接影响力系数与间接影响力系数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转折点，则前者呈现下降趋势，后者则呈现上升趋势[13]。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均基于流通产业外生于国民经济的基本假设，并没有将流通产业内生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二）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的关系研究
1.流通产业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模型。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之一——流通产业，既在生产者（包括进口商）和消费者之间构建了桥梁，又通过前向关联、后向关联以及旁侧效应等作用机制，对国民经济中的其他行业发挥影响。我们将这些影响称为流通产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
国内已有研究中，对流通产业的产业溢出效应研究通常采用Feder在1982年构建的菲德模型，侧重考察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Feder认为，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边际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因而出口部门的发展将对非出口部门产生正溢出效应。为了测度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Feder（1982）将出口部门纳入非出口部门生产函数，构建了针对1946-1973年欠发达国家包括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在内的两部门模型[14]。由于该模型主要针对欠发达国家，加上数据获取较为方便，因此该模型已成为我国流通学界用来研究流通产业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模型。其基本思路为：参照菲德模型基本框架，将国民经济视为由流通部门与非流通部门两个部门构成的经济体，基于流通部门边际生产率比非流通部门高的核心假设，通过将流通部门产出纳入非流通部门生产函数的方式，构建流通部门对非流通部门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2.流通产业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我国流通学界重点研究了流通产业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最早利用菲德模型研究流通产业外溢效应的是冉净斐（2005）。冉净斐（2005）利用我国1980-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的结果表明，流通产业的发展确实对制造业产生外溢效应，但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流通产业边际生产率比制造业高的基本假设[15]。在冉净斐（2005）之后，赵萍（2007）、赵凯与宋则（2009）、刘振滨（2009）等相继利用菲德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进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除了数据时间跨度、流通产业产值的测度不同以外，均没有发现流通产业的边际生产率相对于其他非流通产业更高的证据。不仅如此，刘振滨（2009）利用1981-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与政策因素相比，流通产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显得微不足道[16]。胡永仕等（2011）对福建省流通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流通产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大、产业波及效应明显的行业，流通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17]。
（三）流通产业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国外学者构建了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之间的理论模型，但是该模型隐含着封闭条件的基本假设。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21世纪，无论是流通产业自身的发展，还是一个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而开放条件下的流通产业发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量具有重要贡献、对一个国家其他国民经济行业产生行业外溢效应，而且对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从国外现有研究来看，对流通产业与国际分工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流通效率与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流通成本本身就发挥着贸易壁垒的作用，降低这些壁垒可
以增加贸易往来国之间的贸易。流通成本的降低，实际上就是流通效率的提升，而流通效率的提升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位置、国际分工价值的获取有密切关系（Bardhan，1996；Ciccone和Matsuyama，1996）。由于流通产业具有深化社会分工的重要功能，因此流通产业不发达或者说流通效率的低下将对社会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产生重要影响，导致经济的整体分工水平在低端徘徊。而在低水平的劳动分工自我加强的情形下，一个小国开放经济可能会跌入贫困化增长陷阱（Rodriguez-Clare，1996）[18]。换句话说，流通部门的效率差异，会导致穷国和富国的工资水平之间的持久性差异。这种持久性差异不仅影响到经济欠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影响到经济欠发达国家专业化投入品的获得能力。专业化投入品的有限获得迫使经济欠发达国家最终产品生产者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反过来意味着对于新的中间投入品引入的诱导力很小（Ciccone和Matsuyama，1996）[19]，从而使得继承小范围专业化投入品的经济体陷入发展的更低阶段。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要提高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可以通过提升该国的流通效率来实现。
2.流通商与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Bernard等（2010）发现流通商在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20]，对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产生重要影响。就像Melitz（2003）的标准模型一样，当生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所有出口企业必须支付构建分销网络的固定成本，分销成本的存在导致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分类。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通过支付固定成本的方式自行出口，而生产率最低的生产企业由于无法支付固定成本，因此只能为国内市场服务而没有能力参与出口。与生产企业相比，国际批发商可以在国内购买制造品并在外国销售并且经手不止一种商品。因此，当存在以批发商为代表的中间商时，具有中等生产率水平的一系列企业可以通过国际批发商出口。也就是说，生产企业出口面临的固定出口成本越高，将导致通过批发商分销的出口商品所占份额越高、批发商所分销的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越高（Akerman，2010）[21]。换句话说，出口的固定成本越高，批发商的作用越重要，这是因为批发商可以在不止一种商品上摊分固定成本，批发技术具有范围经济。Ahn等（2011）将批发商拥有的这项不同于一般制造企业的技术命名为中介技术[22]。因此，尽管出口中间商在从业人员、销售额和出口量上都比制造业出口商小得多，但是出口中间商每个从业人员不仅具有和制造业出口商相当的出口量，而且具有更高的销售额。这些差异表明制造业的直接出口商通常实际执行多种活动，比如产品的生产并将产品分销到外国市场，而中间商则通常只从事分销活动。不仅如此，中间商在地理上更加集中并且出口大量产业的产品（Bernard等，2010）。通过中介技术，生产企业可以在支付比直接出口的固定成本要低得多的中介固定成本以及额外的边际成本条件下，间接出口它们所生产的品种（Ahn等，2011）。Blum等（2010）对希腊2004-2008年间的进口数据的研究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数量较少的企业几乎一成不变的与世界范围内大的进口商相匹配，而这个进口商可能是中间商或者是制造商[23]。来自瑞典、意大利等国数据实证分析支持以上观点。这些研究均充分表明，以批发、零售为代表的流通商有助于生产率不高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流通产业的中介服务对欠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尤为重要。
3.流通产业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零售部门的技术变化速度决定产品周期变更速度（Basker和Van，2005）。由此可见，要提升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要充分重视流通服务的生产者服务属性发挥。
三、总结性述评与展望
由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流通主导功能日益突出的21世纪，流通产业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量有密切关系，而且对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外溢效应，同时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分工水平、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均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流通产业与宏观经济关系的主要理论模型是由国外学者所构建。尽管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流通产业的有效运行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源泉（宋则等，2010）[28]，流通产业的国际竞争实力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日益加大（龚晓菊，2011）[29]，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对此展开的研究尤其是在流通产业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之间的关系研究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关于流通产业本身与国民经济总量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更加详细、深入的研究。国际流通产业发展趋势表明，以零售业为代表的流通产业正日益呈现出规模经济特点，中国流通产业发展也不例外。因此，以流通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以流通产业内生于国民经济为基本出发点，运用中国数据对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
之间的关系。
2.目前国内关于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作用的研究，均基于菲德模型。从菲德模型出发，对流通产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测度，为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难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①在菲德模型基础上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均只考虑流通产业对制造业的单向产业间溢出效应，而没有将制造业对流通产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考虑进来。②菲德模型主要从供给角度来研究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问题，并未考虑到流通产业在创造需求方面的作用。因此，也就是说，菲德模型只考虑了流通产业对制造业或者其他非流通产业的生产性溢出作用，而没有将流通产业的消费者服务属性功能囊括进来。作者认为，如果将流通产业提供的流通服务的生产者属性和消费者属性纳入研究框架，将能更全面地反映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③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对流通产业的构成主体——本土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进行划分，因此，无法正确识别本土流通产业对本土制造业的外溢效应究竟有多大。
3.在目前国内对流通产业的研究中，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国内流通展开研究，而没有注重流通产业在国际交换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国际贸易学科侧重对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进行研究，但是从其理论模型来看，无论是新贸易理论还是以企业异质性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均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见面的基本假设，即将流通产业或者流通服务视作外生。由于主流经济学对流通服务的抽象，导致我国产品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没有给予流通服务应有的重视，因此，大量中小企业的产品主要借助于发达国家的采购商或者流通渠道进入世界商品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因此，在流通产业发展中，不仅应该继续重视国内流通产业的发展，同时应该关注我国流通产业的跨国发展，为中国产品参与国际交换、换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交换利益做准备。
综上所述，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基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流通产业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事实，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综合运用马克思商品流通的基本理论以及主流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深入研究流通产业尤其是本土流通产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意义，应该是未来流通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实践方面，如何壮大中国本土流通产业，让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更多地受惠于流通产业的发展，在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同时，将更多中小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将更多的中国产品纳入全球商品流通网络，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并通过流通效率的提高，从国际交换中获取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经将“优化发展商贸服务业”、“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作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本举措。因此，对于广大流通学界的学者来说，以中国经济发展事实为依据，深入开展流通产业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从理论上为流通产业与宏观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注释：
①2001年、2006年、2009年沃尔玛在全球500强中的排名分别为第二、第二和第三名。以上数据均来自网站，由作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