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虽然很多学者针对这一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未得出统一的结论(Copeland and Taylor，1994;Frankel and Rose，2005;Managi et al.，2009)。现有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经验研究也未达成一致。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质量有负面的影响(党玉婷和万能，2007;刘华军和闫庆悦，2011;孔淑红和周甜甜，2012)。另一些经验研究则认为，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质量无显著的影响，或有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徐圆，2010;张相文等，2012)。还有一些经验研究发现，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完全相反(沈利生和唐志，2008;何洁，2010)。
这种在经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一致性自然让我们想到不同的出口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不一样。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强调企业异质性对企业行为和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由于受到金融制度、要素禀赋、自身生产率和贸易成本等多方面的约束，异质性企业需要决定是否生产及采用何种技术进行生产。不同的生产技术将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企业异质性可能是引致现有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原因。令人遗憾的是，鲜有文献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与多数以贸易与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不同，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贸易成本的角度阐明企业异质性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本文相关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篇：由于异质性企业进行水平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更高的固定成本，在Helpman et al.(2004)的模型中，只有效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在Yeaple(2005)的内生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Bustos(2011)建立了一个企业通过支付固定成本进行技术升级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型，进一步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升级选择的影响机制。与Bustos(2011)类似，Békés and F52Y8174.jpg(2012)按照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相对高低将异质性企业的技术分为两类，并利用一个简单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技术差异对企业生存期限的影响。Manova and Yu(2013)从信贷约束的角度研究了加工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行为，认为受信贷约束较紧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加工贸易。
与上述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不同，我们研究的专注点在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本文不是第一篇利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文献。Cui et al.(2012)以Melitz(2003)的经典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发现高效率的企业更容易采用环保技术进行出口。因此，他们认为，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具有环境友好型(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特征。然而，由于专注于解释美国的贸易现象，Cui et al.(2012)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之间区别。近期的经验研究却表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Dai et al.，2011)。与Cui et al.(2012)不同，我们对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行为进行了区分，并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出口企业不一定具有环境友好型的特征。即使在污染密集度给定的同一行业内，相对于纯内销企业，纯加工贸易的效率更低且更容易使用非环保技术生产。因此，加工贸易引起污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处行业的污染密集度较高，而在于其自身效率较低。只有转型成为一般贸易的出口企业才具有环境友好型的特征。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理论上，我们将代工企业的排污行为融入标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得到了与现有理论文献完全不同的结论，并证明贸易自由化不仅会使污染行业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转移，还会促使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污染转移。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额占据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半壁江山，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在经验分析上，与现有国内研究相比，我们首先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得到了与理论模型一致的结论。
后文安排如下：我们在第二部分建立一个简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从贸易成本的角度阐明企业异质性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在第三部分，我们将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模型的主要预测进行经验检验。第四部分是结束语。
二、理论模型
(一)基本框架
与Helpman et al.(2004)、Bustos(2011)等模型一致，我们以Melitz(2003)模型为基准分析框架，并将对企业出口贸易成本与可变利润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与这些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将Copeland and Taylor(1994)[第一论文网(www. dylw.NEt) 专业提供专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中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建模技巧融入Melitz(2003)的分析框架，并分别讨论了企业对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的选择行为。理论模型预测的数学证明见论文的附录。
1.经济环境设定
假定存在两个对称的国家：本国和外国。我们使用星号标记国外对应的变量。假定每个国家仅存在一个差异化产品部门。差异化产品部门的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每个企业仅生产一种产品。产品的制造使用两种要素：劳动力和污染物。与Copeland and Taylor(1994)一样，我们将污染物视为生产的一种投入。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但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我们假定本国劳动力的价格分别为w，而污染物的价格分别为e。
2.消费者
两国代表性消费者拥有标准的CES型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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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者
企业进入行业需要支付固定研发成本F52Y8176.jpg。与Melitz(2003)的经典模型一样，企业的异质性体现在：企业从共同的分布G(φ)中随机抽取边际生产率φ。企业的生产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具体而言，企业生产q单位产品的成本函数为：
F52Y898.jpg
其中，θ∈[0，1]表示生产过程的污染密集程度。当θ=0时，模型将变为Melitz(2003)的标准形式。f代表企业支付的固定成本，其必须以劳动力工资的形式支付。在观察到自己的生产率后，该国企业面临两种出口选择：加工贸易，国内销售。为了专注于加工
--------- 贸易方式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我们暂不讨论企业进行一般贸易的情形。不同的经营选择将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固定贸易成本：仅进行加工贸易的企业需要支付以工资衡量的固定成本F52Y8177.jpg;仅进行国内销售则需支付F52Y8178.jpg的固定成本。
假定企业可以通过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F52Y8179.jpg(使用更环保的生产设备)以降低生产的污染密集程度θ。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环保设备的使用可将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水平降为0(θ=0)。同时，政府将给予使用环保技术的企业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同时，我们用冰山成本τ表示出口企业面临的关税和运输成本，即为了运达1单位的货物，企业需要运送τ>1单位的货物。
(二)企业行为
两国对称的假定意味着我们只需要讨论本国企业的行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具有标准CES型效用函数的假定意味着企业会使用固定加成定价方法。由(2)式，我们可得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F52Y899.jpg
如果内销企业采用环保设备进行生产，其相应的利润函数为：
F52Y8100.jpg
如果加工贸易企业采用环保设备进行出口，其相应的利润函数为：
F52Y8101.jpg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异质性企业将比较不同经营模式下的利润，继而选择最优的经营模型。由(4)式—(7)式，我们可得决定企业分类模式的各种临界生产率。为了避免过多的分类模式，与Melitz(2003)、Helpman et al.(2004)和Bustos(2011)等多数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一样，我们对企业在不同经营模式下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相对大小进行如下假定：
F52Y8102.jpg
给定(8)式和(9)式成立，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的企业分类模式。
预测1：在污染密集度给定的同一行业内，效率最低的存活企业使用非环保技术进行加工贸易，效率较高的企业进行内销，并且平均上排放较少的污染物。
给定(8)式和(9)式成立，只有高效率的内销企业会使用环保技术。由于只有内销企业会使用环保技术，加工贸易企业对污染物的引致需求平均上超过了内销企业。如果(8)式和(9)式不成立，那么预测1不会成立。我们讨论一下该条件的经济学含义。(8)式和(9)式成立要求加工贸易企业支付的固定成本F52Y8177.jpg较小，使用环保技术的固定成本F52Y8179.jpg较大，并且相对于政府的环保奖励，运输和关税成本对企业的影响较大，即τ相对于1/s较高。由于可以贴牌生产和销售，加工贸易企业无需支付大量的海外营销固定成本(朱希伟等，2005)。同时在设备提供、人员培训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加工贸易企业往往能得到国外企业的协助(Gereffi，1999;沈玉良等，2011)，因此它们无需支付大量的生产固定成本。同时，考虑到我国环保技术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假定F52Y8179.jpg较大并不苛刻。此外，经验研究证实加工贸易企业大多将产品到复运出口到欧美地区(Ma and Assche，2010;Yu and Tian，2012)。因此，假定τ相对于1/s较高也较为合理。
(4)式—(7)式决定了企业分类模式的零利润条件。这些条件和自由进入条件一起决定了各类企业的临界生产率和需求水平B。如Melitz(2003)所证，在G(φ)为常见分布的情形下，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解。
(三)比较静态分析
令(5)式为0，我们可得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临界生产率为：
F52Y8103.jpg
同理，令(5)式等于(6)式，我们可得企业进行内销的临界生产率为：
F52Y8104.jpg
1.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
现在我们考虑放松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将(10)式和(11)式分别对e求偏导，我们可得F52Y8105.jpg。因此，当污染物的价格降低时，企业选择加工贸易的可能性将增大。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第一论文网(www. dylw.NEt) 专业提供专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当污染物价格降低时，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边际生产成本会降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预期利润会增大。这使得低效率的加工贸易企业更容易存活。其次，当污染物价格降低时，企业进行内销的边际生产成本也会降低。然而，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相对内销企业要承担额外的冰山成本，污染物价格的变动对加工贸易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影响会更大。因此，部分低效率的内销企业将转为加工贸易企业。根据预测1，由于加工贸易企业不会选择环保技术进行生产，宽松的环境规制将提高企业使用非环保技术生产的可能性。
2.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
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存在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些行业需要投入较多的污染物进行生产，而另一些行业生产过程可能较为清洁，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行业特征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通过观察(3)式，我们可以发现θ变化对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影响取决于工资和污染物价格的相对大小。如果工资水平较高，θ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相反，如果污染物价格较高，θ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我们主要考虑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形①。将(10)式和(11)式分别对θ求偏导，我们可得当F52Y8106.jpg。因此，对于污染密集型的行业，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可能性更大。根据预测1，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越不容易使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这里的经济学意义很容易理解：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更多依赖污染物的排放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污染物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些企业使用环保技术的机会成本更大。
(四)引入一般贸易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只考虑了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对外贸易的情形。然而，现实中的很多企业使用国产料件通过一般贸易进行出口。为了使模型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我们引入企业进行一般贸易的可能性。我们假定内销企业进行一般贸易需要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F52Y8190.jpg。因此，内销企业通过一般贸易获得的额外利润为：
一方面，根据预测1，只有高效率的内销企业才会采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当F52Y8180.jpg成立时，只有高效率的内销企业才会选择一般贸易。因此，不管采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的临界企业生产率与一般贸易企业临界生产率的相对高低如何，一定存在使用环保技术生产的一般贸易企业。由此我们可得预测2。
预测2：在污染密集度给定的同一行业内，相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平均使用较多的环保技术生产，排放较少的污染物。
(五)讨论
与Cui et al.(2012)的文献相比，本文得出一个新结论：与纯内销企业相比，出口企业并不一定是环境友好型的。即便在污染密集度给定的同一行业内，由于进行代工生产的固定成本较低，低效率的企业会选择通过代工模式进行出口。由于效率较低，即使能得到政府的适度补贴，代工企业也没有能力通过使用环保设备降低污染排放。相反，由于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效率相对较高，这些企业更可能采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和出口。因此，与多数文献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加工贸易引起污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从事了加工业务，而在于其自身效率较低。
同时，我们还考察了一国比较优势与企业环保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放松环境规制(比如降低排污物的价格)，那么更多低效率且不使用环保技术的企业将会存活。此外，当污染物价格降低时，一国的比较优势可能转向污染密集型行业，这时整个国家将有更多企业使用非环保技术生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较松。这可能使更多的污染企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然而，与Copeland and Taylor(1994)的李嘉图模型不同，我们重点讨论了行业内污染企业转移的影响。
与Bustos(2011)、Békés and F52Y8174.jpg(2012)和Cui et al.(2012)类似，我们假定企业可以通过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获取较低的生产边际成本(或更多的生产边际成本补贴)。因此，与Helpman et al.(2004)的逻辑类似，自我选择效应会使高效率的企业从事固定成本较高但可变成本较低的业务。然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并不依赖于该假设。如Melitz and Ottaviano(2008)所证，消费者的线性需求也可以引致异质性企业类似的分类模式。对于本文模型来说，如果消费者对绿色环保产品有更强的偏好，高效率的企业仍然可以通过支付更多的固定或可变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那么本文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式仍会存在。因此，本文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是稳健的。
三、经验分析
(一)数据
与刘晴和张燕(2013)等文献一样，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我们按照“企业名称”字段将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异常值的剔除方法同Dai et al.(2011)等文献类似。我们删去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异常观测值：(1)企业就业人数不满8人;(2)当期销售额、工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出口交货值和固定资产总额等主要财务指标值缺失;(3)出口交货值超过当期销售总额。
由于海关数据库详细记录了企业每一笔进出口业务的贸易方式，我们可以分进出口流向对企业的贸易方式进行区分。为了更好地检验本文理论模型预测，我们只保留三种类型的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纯内销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我们将只从事“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业务的企业视为纯加工贸易企业，将没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视为纯内销企业，将只从事内销和“一般贸易”业务的企业作为一般贸易企业。由于只有2004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含有企业排污费的数据，我们主要使用该年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我们将样本中不同业务类型企业的指标描述成表1。
(二)检验步骤与结果
1.对预测1的检验
预测1认为相对内销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较低且使用非环保技术。为了检验这一预测，我们估计如下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performance表示企业的表现，包括企业的生产率和环保水平。下标i、j和p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省份。我们在回归中主要使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与平均员工数之比)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用企业是否缴纳排污费来表示企业是否使用环保技术。虚拟变量pro表示企业的业务类型。当企业从事纯加工贸易业务时取1，当企业从事纯内销业务时取0。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对数化的平均从业人数，Loglabor)和企业性质等。回归样本为所有的纯加工贸易企业和纯内销企业。估计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表2主要汇报了纯加工贸易企业与纯内销企业生产率相对大小的情况。表2第一列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是通过用工业增加值直接与平均就业人数相比得到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发现具有一个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系数。这说明在控制住企业规模、行业固定效应等其他因素的情形下，纯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上低于纯内销企业。
表2的后四列回归主要用来评估第一列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第二列回归中，我们使用经过标准化和对数化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②，并在第三列回归中加入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企业的总资产比平均就业人数)以更好地控制资本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第四列回归中，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余淼杰(2010)曾发现，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会存在向下的偏误。在第五列回归中，我们使用对数化的企业当期销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如Bustos(2011)所述，使用销售额衡量生产率会高估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企业的生产率。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五列的回归系数作为无偏估计系数的一个上界。通过观察表2，我们可以发现后四列的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表3主要汇报了纯加工贸易企业和纯内销企业的排污情况。在表3的所有回归中，我们使用虚拟变量Pollu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当企业缴纳排污费时，该值取为1;否则，取值为0。在第一列回归中，我们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对的系数进行估计，并发现具有一个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系数。这说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相对于纯内销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排污可能性平均上更大。后两列回归仍然是对第一列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分别使用Logit和Probit估计方法对计量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并发现表3中第一列回归的结果保持稳健。
综合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理论模型中的预测1基本上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
2.对预测2的检验
预测2认为相对同时进行内销和一般贸易的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较低且使用非环保技术。与对预测1的检验类似，我们仍然通过估计(13)式以检验预测2是否能够得到经验支持。回归结果见表4。
与表2和表3不同，表4中回归的样本为所有纯加工贸易企业和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的企业。因此，当企业从事纯加工贸易业务时，虚拟变量pro取1，当企业从事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业务时，取0。表4的前两列回归主要检验纯加工贸易企业和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的相对生产率大小。第一列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列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化的企业当期销售额。我们可以看出，pro一直具有负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系数。这说明，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纯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上低于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
表4的后三列回归主要检验纯加工贸易企业和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相对排污的多少。与表2类似，我们分别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并发现始终具有一个正的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系数。这说明，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排污可能性平均上高于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综上所述，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上支持了理论模型中的预测2③。
3.内生性的进一步控制
上文的回归结果告诉我们，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低于纯内销企业。然而，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企业的学习效应(learning byexporting)或市场的选择效应(selection)，而非企业随机的自我选择效应(sorting)引致。为了分离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我们通过企业在2004年的贸易类型识别出三类在2003年进行的纯内销企业，即在2004年进行纯加工贸易的企业、在2004年同时内销和出口的一般贸易企业、在2004年继续纯内销的企业。对这三类企业生产率之间大小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F52Y8113.jpg
在表5的三列回归中，被解释变量分别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数化的当期销售额和对数化的固定资产总值。我们用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作为企业固定成本的代理变量。解释变量表示企业是否为纯加工贸易企业，虚拟变量表示企业是否为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通过观察表5，我们可以发现2003年的内销企业中低效率的企业会选择进行纯加工贸易，它们具有较低的销售额和固定成本;而高效率的企业会选择进行内销和一般贸易，它们具有较高的销售额和固定成本。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理论模型所揭示的企业自我选择效应④。
(三)讨论
与现有国内文献相比，本文首次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我们发现，对外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企业的出口模式：纯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排污可能性要高于纯内销企业和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因此，与Cui et al.(2012)不同，出口企业不一定具有环境友好型的特征。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经验检验表明FDI会提升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史青，2013)。考虑到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外商投资企业，本文理论模型从企业异质性的[第一论文网(www. dylw.NEt) 专业提供专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角度证实了这些经验事实。此外，我们对纯加工贸易企业、纯内销企业与同时内销的一般贸易企业的相对生产率进行了检验，并发现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最低。这一结果与Dai et al.(2011)使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回归所得结论一致。
四、结束语
(一)结论与创新之处
与多数以贸易与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不同，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不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企业决策模型，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由于进行纯加工贸易的固定成本较低，低效率的企业会以牺牲利润为代价选择进行纯加工贸易业务。由于效率较低，纯加工贸易企业一般没有能力通过引进环保设备进行生产。与内销企业相比，纯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将对环境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点：(1)我们将Copeland and Taylor(1994)中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建模技巧融入Melitz(2003)的分析框架，分别讨论了企业对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的选择行为，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不同的结论。(2)本文认为加工贸易引起污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处行业的污染密集度较高，而在于其自身效率较低。因此，贸易自由化不仅会使污染行业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转移，还可能会促进不同国家间同一行业内的污染转移。(3)与现有国内文献相比，我们首先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模型的主要预测进行了经验检验，并得出了与模型预测一致的结论。
(二)政策含义
1.补贴企业使用环保设备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
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即使政府对使用环保技术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低效率的纯加工贸易企业也没有能力支付使用环保设备的固定成本，因此其排污的可能性比一般贸易企业高。如果政府能够对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环保设备需支付的固定成本进行补贴，出口企业的排污水平将会下降。
2.适度控制纯粹的出口鼓励政策
由于纯加工贸易企业享受税收等各方面的出口优惠政策，低效率的企业会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存活于市场并出口。因此，政府可以鼓励纯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内销企业或一般贸易企业，这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加快中国出口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又可以降低企业的排污水平。
3.考虑外资政策对企业排污决策行为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较低且不容易使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过多的外资投资于加工贸易企业会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益。政府可以加强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人力资本培育，创造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促使外资企业将研发中心或销售中心等低污染业务转移至中国。
(三)未来的研究
虽然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具有较好的经济解释力，但我们仍需指出本文的局限性。首先，我们没有分析行业内污染转移的总体福利效应。虽然Arkolakis et al.(2012)强调通过不同渠道产生的贸易总体所得对国家福利的影响可能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考虑贸易的环境效应。因此，计入环境效应后的贸易总体福利效应可能会[第一论文网(www. dylw.NEt) 专业提供专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有所不同。其次，由于只有一年的企业排污费数据，我们没有直接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动态效应。最后，本文没有讨论消费污染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相信本文理论模型的逻辑对于消费污染是同样适用的。我们把这些议题留给未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