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 2011年间，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面临相同的通货膨胀问题和背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教授与王作荣教授的公开论战给台湾地区治理通货膨胀指明了道路，造就了台湾日后的经济成就。从台湾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弊无益;只有正利率才能遏制通货膨胀。台湾地区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质在于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借鉴台湾地区当年的治理通货膨胀思路，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贸易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挑战。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发生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政策措施，克服了通货膨胀，造就了稳定良好的经济环境赢得了经济飞跃，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08年～2011年，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极其相似。虽然，自2012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稳中有降，但由于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存在、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等原因，通货膨胀的危险依然存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年台湾地区顺利走出困境并实现了经济二次起飞的成功经验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近年来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面临相同的通货膨胀问题
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甚至于2011年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台湾地区经济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特征是高速成长和价格稳定，但是1973年以来发生的几次石油危机打破了这一局面，使得台湾经济也面临着滞涨的考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2008年至2011年我国与当年台湾地区通货膨胀的背景具有颇多相似之处。
1.物价与工资大幅上涨。1972年台湾的出口贸易异常活跃，当年出超由往年的2.16亿美元升至4.74亿美元。再加上资本流入，外汇资产净额猛增6亿多美元，致使货币供给连续增加，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批发物价1973年年内上升超过了40%，制造业工资为63.4%。物价及工资的大幅上涨沉重的打击了台湾的出口工业。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又一次出现了物价工资的大幅上涨。由于物价上升等原因，工资也大幅上涨，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在1977年上涨15.4%，而在1978年前两个月即上涨了15.9%。
近年来我国也一直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8年上升至5.9%。其后，2010年一路飚升，居高不下。进入2011年，多数月份CPI同比增长都在5%以上。2011年年初，我国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工人也要求大幅增加工资，要求加薪 20%以上。此后物价指数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时至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的CPI涨幅才稳定在“2”时代。
2.利率偏低、储蓄率下降，房地产投机旺盛。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台湾地区的利率由政府管制。在物价稳定的1971年和1972年，储蓄性存款分别增加了31.2%和28.6%。但是，1973年，由于继续大量购进外汇资产，货币供给上涨47%，物价因此上涨了40.3%。但同时，银行的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却依然维持8.7%的水平。利率水平长期低于物价上升水平致使居民的储蓄不敢存入银行而是购买实物或投机房地产，造成银行储蓄大幅下降，房地产市场投机异常旺盛。
同样，近年来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2009年更是低至2.25%，虽然2010年以来缓慢提高至目前的利率上浮10%后 3.3%的水平，但是相较于物价水平仍然偏低。这导致我国的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值。事实上的低利率、负利率导致居民的储蓄意愿在不断降低。
此外，由于实际利率低，出于保值、增值目的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行业，使得房地产市场过热，挤压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
3.外汇储备过多。台湾地区自70年代中期，出口贸易旺盛，出现了贸易顺差。加上台湾岛内经济的恢复，国际资本流入也开始增加。于是，银行外汇资产迅速增长。另外，由于美元狂跌，外汇积累增长势头就更加变本加厉。同时这一时期台湾实施的是结售汇制，中央银行必须以台币依固定汇率无限制收购所有结汇外汇。结果外汇储备剧增，以至于1980 年台湾外汇储备就超过日本和西德位居世界首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物价及工资水平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与台湾情况相似，我国目前也是实行的企业无条件结售和有条件使用外汇，进出口用汇及收汇都必须采用银行结售汇制的外汇管制制度。因此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激增。早在200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就超过1.9万亿美元高居世界之首，2011年4月则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而2013年12月份这个数据则更是达到了3.82万亿。
二、台湾地区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争论及最终选择
台湾地区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全球六大杰出华裔经济学家之一的蒋硕杰教授与当时台湾大学经济学王作荣教授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蒋王论战”。此次辩论给台湾地区治理通货膨胀指明了道路，影响了台湾日后的经济走向，是台湾战后经济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大讨论。其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台湾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经济学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1930年以前，货币数量说一直是解释通货膨胀的最主要理论，也就是所谓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大危机结束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盛行，即“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
具体到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的通货膨胀，蒋硕杰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外汇资产增长过快，造成货币供给数量过多所致。(2)利率过低，大众储蓄意愿降低，资金流向黄金、房地产和外汇资产等。(3)金融机构受官方的要求大量进行政策性放款，“以致可供投资的资金大批被用于边际生产力极低的(公) 国营事业及公共投资”。
王作荣则认为“出超及货币供应量增加无论如何不会引起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显然有外来因素”。他认为石油、小麦、黄豆等国际商品价格暴涨才是台湾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国际上很多国家物价受石油价格影响进行比较及对台湾投入产出关系表计算，蒋硕杰得出结论认为台湾通货膨胀的内在因素至为重要，对王作荣的观点进行反驳。
概言之，蒋硕杰认为台湾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的，其直接原因是银行放款过度，大搞金融赤字。而王作荣则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来自成本推动。蒋硕杰与王作荣有关台湾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争论的核心就是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之争。
2.如何治理通货膨胀。面对外汇资产过快增长造成货币供给过多这一问题，蒋硕杰教授建议当局不要无限制地收买外汇，累积外汇资产。建议用增加进口来使贸易平衡。
针对银行放贷过度、储蓄率较低的问题，蒋硕杰教授主张实行高利率，使银行利率由货币市场的供求来决定。他认为，要跳出通货膨胀的陷阱，取得充分的经济增长必须扩大储蓄。要鼓励储蓄就要保证利息率应该高于通货膨胀率。
针对蒋硕杰教授提出以上几点应对通货膨胀的建议，王作荣教授有不同的观点。首先，他认为浮动汇率作用有限，并且在当时的台湾实施浮动汇率有一定的难度。其次，他认为物价上升是由于供给面带动的物价上升。应该采用低利率政策并且增加货币供给，以增加需求面，带动经济增长。
可见，以蒋硕杰教授为代表的学院派认为要抑制通货膨胀并在稳定中求成长，就必须紧缩信贷，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王作荣教授为代表的专栏派认为，紧缩货币供应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而造成经济衰退，只有为企业提供廉价而充裕的资金，台湾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才更有竞争力。而高利率不利于企业投资，必然造成经济萎缩，而且利率提高，带动成本上升，无疑会加重通货膨胀。“蒋王论战”实质上新古典经济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是以社会福祉为重与以资本为重之间的争论。台湾当局最终采纳了蒋硕杰教授的政策建议，大幅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台湾经济自此走出困境，实现了二次起飞，并进入高增长低通胀时代。
三、台湾地区治理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启示
台湾地区治理通货膨胀对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1.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弊无益。在凯恩斯主义者眼里，货币供给量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加，能够繁荣投资，刺激经济，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凯恩斯学派盛行之后，通货膨胀之风气，弥漫全球。蒋硕杰教授指出，凯恩斯主义关于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对发展中国家危害很大。只有抑制通货膨胀，经济才能稳健增长。
我国多年来实际上信奉的是凯恩斯主义，使得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挑战，结果资金大量流向黄金、房地产市场等非生产行业，造成经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可见，通货膨胀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弊无益，只有在稳定中寻求经济发展。
2.负利率治理通货膨胀无效。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不会对预期的储蓄总额有任何影响，低利息率可以刺激实际投资和促进经济成长，而提高利息率会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事实上，低利率政策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因为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强制性的低利率政策会对银行信贷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通货膨胀。台湾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证明，随着贸易顺差日益增长，货币供应量再度增加，通货膨胀也日益严重，经济出现滞涨。由于台湾当局采纳了蒋硕杰教授的建议，提高了利率，储蓄迅速增长，物价才得以稳定。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用足够的利息吸引公众是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
事实上，我国通货膨胀就是由于国内利率过低，投资过热所致。投资过热会导致国际游资炒作大宗商品价格，反过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又加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程度，从而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假象。在2011年中期我国投资减速、货币政策紧缩之后，铜、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都大幅回落，这足以证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反证了我国通货膨胀不是输入性通货膨胀，而是由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多造成的。
四、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2008年～2011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大环境下产生的，而台湾经济的滞涨问题是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大背景下产生的。鉴于我国与当年的台湾地区通货膨胀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借鉴台湾地区的治理通货膨胀思路，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1.高度重视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危害。高度的通货膨胀将导致价格体系紊乱，打乱了市场机制的有效秩序，干扰了市场信号，造成资源配置失调，降低经济效率。从长远看，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应是稳定物价，其他任务应以不与这个目标相冲突为前提。我们认为，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是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要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通货膨胀，在稳定中寻求经济增长。
2.正利率政策是治理通胀的必然选择。利率高低水平应当是一定的社会资金供给水平和需求水平共同决定的。不顾社会总供给的可能采取负利率政策，虽能够刺激投资，但却不能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多年来一直维持低利率，特别是实际负利率的出现，使得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资金的使用成本无法得到体现，居民储蓄意愿降低，大量资金流出银行体系涌向收益颇高的房地产、黄金、外汇资产等，影响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并造成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萎缩，通货膨胀也越加明显而无法控制，最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利率即正利率则能够增加民众储蓄意愿、正确引导资金流向进而治理通货膨胀。因此，应通过提高利率使其高于通货膨胀率以增加储蓄，扩大非通货膨胀性的投资资金来源，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快步伐。
3.信贷政策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向高效率企业倾斜。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习惯投资驱动，即将资金大手笔的投向铁路、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造等，其中的很多建设都是重复的、低效率的。2008年，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更是将这种做法发挥到了极致，结果引起我国的通货膨胀全面爆发，这表明过分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重复建设、低效率、政府主导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投资拉动内需道路已经不再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此外，国有企业先天性的缺陷是缺少盈利的动机。相反，民营、中小等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是其所有者，具有强烈的盈利愿望和动机，在具有等量资金的情况下，其效率也常常高于国有性质的企业。但目前我国银行恰恰将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向低效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却不得不用高利贷的方式解决资金需求。因此，为治理通货膨胀政府不应责令金融机构作过多的政策性放款，而必须把有限、宝贵的信贷资金向具有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倾斜投放。
4.主动渐进可控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制度影响一国外汇资产的数额，进而影响其国内货币供应和物价水平等。自2005年我国就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我国目前实行的结售汇制，无限制的收购外汇，造成外汇储备过多，增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应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适时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适时主动渐进地使人民币升值，这样会降低贸易顺差和外汇占款。最终，货币供应量减少，物价下降，通货膨胀就会得到控制。
作者：刘珍 来源：商场现代化 2014年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