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entforsurplus)”理论到近代罗伯特。逊的“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tradeastheengineofgmwth)”，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宄一直是广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export—ledgrowth)长期以来也一直被经济学家、各国政府誉为开放经济条件下较为明智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思路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ICs)，特别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成功发展实践中也得到有力的支持。然而，尽管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说明了经济开放、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败例子也使得人们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提出了质疑。例如，同样是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日本、韩国这些东亚国家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像菲律宾这类东南亚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增长的陷阱。又如，1960〜70年代韩国和巴西都进行了贸易自由化改革，但两国其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却出现了贸易自由化后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异。这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单纯的贸易开放、出口扩张可能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实践来看，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效应己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国内外众多学者关于出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性研宄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看法。
但同时我国经济开放、出口发展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诸如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出口竞争力等也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作用。虽然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就己指出自由贸易给贸易参与国带来的巨大福利收益，但现实经济中运用各种经济政策、手段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屡见不鲜。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思想也往往被其后学者的研宄所否定。比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明确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宣扬的自由贸易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对于处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李斯特将各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扶植国内幼稚工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斯宾塞、布兰德等人为代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如何具体施行贸易保护措施做出了更为深入的研宄。综合这些己有研宄成果以及我国经济开放实情，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影响一国贸易政策的制订因素固然很多，比如本国国内经济结构、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本国领导人的经济指导思想等，但贸易政策制订的基本出发点应该以如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政策导向，即经济增长导向型的贸易政策。
自十七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来，经济学者对贸易参与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的福利收益进行了广泛研宄。综合来看，国际贸易给贸易参与国带来的利益可以分为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其中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贸易参与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国际交换所获取的静态利益，其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则在此基础上大大拓展了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
国际贸易与专业化分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因此斯密认为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深化分工体系能大大提高各国劳动生产率。斯密主张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大卫。李嘉图则在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强调按照“比较成本说”的原则进行国家分工对贸易各国的重要性。尽管长期以来比较优势学说被认为比绝对优势学说更具解释力，然而按照近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学说需要假定事前存在的外生比较优势(如李嘉图强调的生产率差异)从而无法解释如何从事前相同的个体、国家之间如何发展成相互贸易。相反，由于存在斯密所说的专业化生产和分工经济，因此各国参与贸易的基础在于通过分工深化而发展起来的内生比较优势，并不需要这种事前假定的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与要素禀赋。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一俄林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基础上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李嘉图将比较优势理解为生产率差异，而赫克歇尔一俄林则将其解释为要素禀赋差异。该理论指出，决定一国比较利益的基本因素是相对资源禀赋，也就是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供给状况。一国所有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各种生产要素彼此是不能完全替代的，所以在生产不同的商品时，必须使用不同的要素，而且每个国家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这就构成了各国贸易基础。
国际贸易与规模报酬递增。以赫尔普曼(Helpman)、克鲁格曼(Krugman)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新贸易理论全面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出口贸易与技术进步。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哈根认为出口需求扩大，往往是一个刺激技术创新的信号，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不仅是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这就不仅增加了国民收入，出口产业新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显然，出口贸易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是它能否刺激并实现技术进步，如果说，这一条件在技术水平较高和资本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比较容易满足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却是比较困难的。
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诺斯(North，1990)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而出口贸易可以促进制度创新，因为一方面出口贸易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效应和“外溢”效应，促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可导致市场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出口贸易把企业推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引起竞争强化，迫使国内企业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二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呈现以下发展特点。
1.出口总量在全球贸易比重迅速上升。从表1可见，从1980年到2000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6.14%，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是世界的2.28倍。从出口比重看，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占世界贸易总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0.96%上升到2000年的3.9%，增长了3倍。
2.出口产品品种增多，出口商品分散度提高。赫斯曼CHirschman)指数常用来表示出口产品的集中和分散程度，其中Xi是标准国际贸易分类(ITC)第类产品组的出口值，Xi是同期总出口值，Hx的值越大表示出口商品的集中程度越高。按1位数SITC分类计算，赫斯曼指数从1980年的0.177上升至1990年的0.186,再上升至1997年的0.251，到2000年己达到0.264,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增加的缘故。按2位数SITC分类计算，赫斯曼指数从1980年的0.081下降到2000年的0.061，这表明从细分的产品种类看，我国的出口产品呈分散化趋势，说明我国的生产能力增加，出口产品品种增多。
3.出口市场结构趋于多样化和分散化。①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额由1980年的89.11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1401.48亿美元，增加了14.7倍，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46.16%增加到2000年的56.24%。②“亚洲四小龙”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在该地区的出口额由1980年的50.24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666.11亿美元，增加了12.26倍，出口额由1980年的26.03%增加到2000年的26.73%。③“东南亚四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到该地区的出口值由1980年的12.31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93.34亿美元，增加了6.58倍，但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6.38%下降至2000年的3.75%。④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中国到该地区的出口额由1980年的44.6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331.17亿美元，增加了6.46倍，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21.43%下降为2000年的13.28%。
正是基于我国出口贸易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大量学者运用我国经济数据对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宄结果大多支持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111。然而，综合己有研宄来看，要正确认识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还有待澄清以下问题。
1.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己有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一国经济增长往往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经济开放(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等)产业结构调整乃至制度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性分析中如果不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效应考虑在内，必将夸大单一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比如，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考察出口贸易的增长效应时如果忽略了外资企业的作用，就可能夸大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作者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这一较为前沿的计量经济分析，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全面分析了12类经济变量(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技术水平、人口增长、进口、出口、外资、总消费支出、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消费支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作用121。结果发现国内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达到了18.65%;在经济开放因素中，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最为显著，达到了11.04%，外资的解释能力为9.16%，进口贸易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小，只有4.67%;而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一247%)应该说这一结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类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也与我国经济实情较为吻合。
2.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效应。出口贸易发展固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一国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出口发展的重要源泉，即在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效应。因此，在我们考察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将这一双向影响关系考虑进来是必要的。事实上正如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所指出的，具有现代数学模型形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以生产函数为基础来分析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很多情况下很难区分资本积累到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其它诸如政府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这一双向关系。与该问题较为类似的是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回归检验结果只是一种相关性分析，无法将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与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区别开来。当然，近年来以Granger为代表发展起来的现代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如Granger因果检验法即针对时序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然而Granger检验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定义更多也只是统计意义的。
3.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3)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至2000年的89.78%，出口值由1980年的90.1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2237.52亿美元，增长了23.8倍。因此应当将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考虑进来，区分工业制成品(包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我国从1999年以来实施了“科技兴贸”计划以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迅速发展，也反映了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以及技术密集度、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4.其它相关因素的影响，包括贸易条件、汇率波动等。我们在一个包含出口贸易、贸易条件及经济增长的3变量向量自回归系统(VAR)的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我国出口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我国贸易条件的逐年下降削减了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收入，因此我国出口贸易发展不仅要注重出口数量的提高，同时更要注重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改善13。我们对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对我国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平衡产生了有利影响。虽然目前存在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然而从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因此，在开放经济系统中考察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该综合考虑贸易条件、汇率波动、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相关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5.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thiesholdeffect)所谓“门槛效应”指的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临界水平问题，很多时候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临界点，只有当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该临界点，出口贸易才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区分出口贸易对我国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在研宄出口贸易对经济较为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时，应当注重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本积累情况、产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否则，单纯强调对外开放、出口发展并不必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三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尽管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被如日本、韩国这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验证，然而众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往往有差异，即难以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出一般性结论。即使就各国经济实践来看，同样是施行开放经济政策，然而却出现了表现迥异的增长结果。因此，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即出口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如前所述，自古典经济学家以来的经济学者研宄了出口贸易通过深化专业化劳动分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以及推动国内制度创新等渠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我们认为在技术进步己经日益成为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应该强调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同时，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出口贸易与技术进步
一般而言，国际技术外溢可以分为物化型技术溢出(ES，EmbodiedSpillovers)和非物化型技术外溢(DS，DisembodiedSpillovers)两类。其中前者主要指知识体现在商品当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技术溢出;而非物化型技术外溢主要是指通过科学会议、国际期刊和专刊信息等发生技术外溢效应。
作为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种主要传递渠道，出口贸易的技术传递和外溢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①传染效应(Findlay，1978)，Findlay指出越是开放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从其他国家学到的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大;②干中学效应(Leaningbydo-ing)通过出口，国外消费者会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反馈，同时在竞争更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企业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改进产品结构，同时促进企业创新和学习世界新技术;③演示和培训效应，在国际市场中，通过对新产品的演示及用户进行使用技术培训，容易使其他企业得到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并且了解市场需求，同时通过技术外溢进行学习模仿和创新，可以使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开发出相似的产品;④竞争效应，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⑤产业关联效应，即出口部门通过上、下游产业链作用与国内部门产生产业关联效应，通过产业关联、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其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
考虑到出口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可以将出口贸易对本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口部门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出口部门自身结构的优化、技术含量的增强能够直接提高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是出口部门对国内部门的技术外溢、技术扩散效应，这一点对于区分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促进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初级产品出口不仅具有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以及国际竞争力弱等特点，而且初级产品出口对国内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我们采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分“八五”(1991—1995)和“九五”(996—2000)两个时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八五”及“九五”期间分别为一0.042和一0.036,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并没有产生部门间的外溢效应;相反，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八五”期间为0.125,在“九五”期间为0.163,表明工业制成品通过技术外溢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外部效应。
(二)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
研宄人力资本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是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的东亚国家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像菲律宾这样对教育投入甚少的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增长的陷阱。20世纪60〜70年代韩国和巴西都进行了贸易自由化改革，然而由于两国在教育政策、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采取了不同措施，导致了贸易自由化后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异，这也充分表明单纯的贸易开放、出口扩张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往往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