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美贸易额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10年1月至10月，中美贸易总额高达371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为2267亿美元，占中美贸易总额的61.06％。中美贸易之间数量上的不平衡引起了美国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焦点之一即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汇率问题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论得到了美国政界的广泛认同，并以此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克鲁格曼认为，由于人民币低估使得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得了大量的非自然的成本优势，以至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能获得大量的顺差。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中国操纵汇率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和全球失衡的原因，并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这种观点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争论。W.迈克斯·科登（W. MAX Corden, 2009）认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普遍采用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即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有一些国家采用了固定汇率制，IMF也未禁止固定汇率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缺乏理由的；并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才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林毅夫（2007）则指出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币值的问题真是原因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将其国内经济增长问题、失业问题归罪于中美贸易顺差的激增，并指责人民币币值低估，来转移国内选民对政策的不满。
尽管从政策分析上，学者对人民币汇率是否是影响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经验证据却不足。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值得改进之处：
首先，重在对我国进出口总量进行分析，而针对双边贸易的实证证据不足。例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采用协整向量自回归分析法对我国1994年—2003年的进出口数据定量分析，指出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影响显著，并存在“J曲线效应”。曹阳、李剑武（2006）采用我国1980年—2004年的进出口数据，通过AR-GARCH模型和英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法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效果显著，认为随着汇率制度的改革，我国出口部门将受到冲击。陈云、何秀红（2008）则采用ARDL模型分析了从1997年—2006年按产业分类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认为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但对各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产业结构差异巨大，因此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结构和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能对我国的出口部门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但样本不包含美国的因素，忽视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自身的贸易特点，不能解释为何中美两国贸易顺差巨大。因此，讨论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对汇率的敏感性还需要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角度入手分析。
其次，在现有的针对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平衡与汇率的文献中，缺乏对各产业部门的区分。例如，叶永刚、胡利琴、黄斌（2006）利用了1995年至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月度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存在显著影响，也不存在“J曲线效应”。王胜、陈继勇、吴宏（2007）对1995年至2004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进行了约翰森（Johansen）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检验，认为汇率对中美两国贸易余额存在影响。这些文献分析了中美贸易与汇率之间数量上的相关性问题，却没有解释造成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阶段和规模不同；在双边贸易中，不同产业部门的贸易总量和贸余额也不同。从总量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进行“一揽子”分析，仅能反映两国贸易在“量”上的关系，却不能反映“质”上的差异。客观地回应人民币汇率之争，需要将人民币汇率对各产业的不同影响加以区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也需要考虑不同产业部门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同地位。
此外，已有文献对中美贸易最新的形势下的实证分析不够，样本区间较早。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20％，加上此轮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而目前已有的文献采用的样本较早，且针对性较弱，对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解释力有所局限。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充分考虑了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特点的显著差异，从中美两国分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层面上，利用ARDL-ECM分析框架，探讨人民币汇率对两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此外，本文考虑到近期人民币汇率调整相对频繁的事实，采用了最新的数据，样本为1996年1月至2010年9月按产业分类的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额与人民币名义汇率。
二、模型与实证检验
（一）模型与方法
在对进出口贸易额进行实证研究时，普遍的做法是建立模型，将贸易额作为相关国家的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函数，以获得进出口的需求弹性，以此判断货币升值是否增加一国的进口减少一国的出口。巴赫马尼－奥斯库耶、柯斯瓦米（Bahmani-Oskooee, Coswami, 2004）在分析日本与其九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的汇率敏感性时指出，由于无法获得双边价格指标，名义汇率是唯一可以直接测度货币升值（贬值）对贸易影响的指标。本文采取类似的方法，各行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如下方程：
（1）式和（2）式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为了考察名义汇率变动是否对进出口额产生J曲线效应，我们需要在模型中结合考察短期动态关系。将（1）式和（2）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二）数据与实证结果
本文的进出口贸易额采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1-digit-SITC名录下10类行业中美两国之间1996年1月至2010年9月双边贸易额；汇率采用经济学人情报部（EIU）公布的人民币每月平均汇率，计为：人民币/1美元；中美两国收入水平采用EIU公布的两国每月零售销售额作为衡量指标，并按单月汇率调整为美元。
首先，本文采用佩萨伦、辛、史密斯（Pesaren、Shin、Smith, 2001）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方法）和边界检验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无论变量是I（0）、I（1）或二者的混合均适用，无须进行单位根检验。边界检验的零假
设为不存在协整性，即（3）式中b＝c＝d＝0和（4）式中f＝g＝h＝0，备择假设为6≠c≠d≠0，f≠g≠h≠0。
本文在表1中报告了各滞后项取值下的F检验结果。事实上，检验结果与选取的滞后项个数密切相关。一般地，滞后项个数较少的情况下，检验结果较显著。在各行业的估计模型中，至少有一个滞后项结构的F统计值支持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第二，采用埃凯克信息判断（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方法选择模型的最优滞后项，并采用ARDL-ECM方法估计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的长期效应。ECM（-1）代表了（3）式和（4）式中的一阶滞后项的线性组合。在所有的模型中，ECM（-1）的系数都为负且显著，进一步说明了变量具有协整性。
本文在表2中报告了进口函数的长期模型的估计结果。事实上，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进口项影响并不显著。从长期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食品及活动物、化学品及相关品、未分类的其他商品三类商品进口额受汇率的影响显著。特别地，这三类商品的进口总额占中国向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也较低。以2010年9月为例，这三类商品进口额合计只占当月中国向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若选择1％的显著性水平，则仅有食品及活动物、未分类的其他商品两项商品长期进口额对汇率的敏感性显著，而这两类商品进口额合计不足中国向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5％。与此同时，在九类商品的长期进口函数中，中国的收入水平对进口额都有显著的正效应。
相应地，表3中报告了出口函数的长期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出口影响也不显著。从长期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饮料及烟草类，动物油、脂及蜡，化学及相关品三类商品的出口额受汇率的影响显著。然而，这三类商品出口额合计占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总额的比例非常低，一直在当月出口总额的4％以下。以2010年10月为例，这三类商品出口额合计仅占当月出口总额的2.74％。同时，美国的收入水平对中国的出口额有显著的正效应。
尽管各行业双边贸易对人民币汇率的敏感度有所差别，但从长期看，中美双边贸易额对人民币汇率并不敏感。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并非人民币汇率低估。同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对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总额有显著的正效应。中国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对美国的出口行业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不能改变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还可能因为破坏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而殃及美国的出口。
（三）稳健性检验
2005年7月，我国进行了汇改，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相比而言，汇改之后的人民币汇率更具有弹性。本文采用了2005年8月至2010年9月的月度数据，重新估计了原模型。在中国对美国进口贸易方面，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有化学及相关品一类产品对汇率是敏感的；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食品及活物类，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动植物油、脂及蜡，化学及相关品是相对汇率是敏感的。这和上文的结果相比，总体基本一致。仅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的出口一项，对汇率变得敏感了；但该类产品出口仅占我国对美国平均出口额0.5％左右，并非我国对美国的主要出口项目。因此，本文的结论在汇改前后是基本稳健的。
三、中美双边贸易特征分析
中美双边贸易长期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了中国的产品具有“非天然”的成本优势。而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导致中美双方“天然的”比较优势明显。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总体呈现互补性特点，而非竞争性特点。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的症结不在汇率而在结构，我们进一步考察了3-digit-SITC分类下的中美双边贸易详细目录。以2010年1月到10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例，在3位编码目录下，中国和美国共有260类商品存在国际贸易往来。然而，两国向对方出口的十大主要产品类别无一相同。其中，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磁性或光学数据读写设备，通讯及辅助设配；童车、玩具等，鞋类，家具及配件，电视机、录像机及相关设备，纺织品、服装，办公用品或数据处理设备配件，办公用品，电力设备；美国向中国主要出口用于提取植物油的农作物，热离子管、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飞机和航天器及相关设备，不含铁的碱金属废料，汽车及其他车辆（公共交通工具除外），纸浆和废纸，度量、检查和分析控制设备，特殊机器设备，纺织纤维棉，废钢铁、再熔钢铁。
假如中美国贸易结构相近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使得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改变双边贸易余额。例如，在表2和表3中，本文报告了化学品及相关产品的长期汇率敏感性较高。其原因在于，该分类下有机化合物、核酸及核酸盐一项占了该类产品双边贸易的较大比重，且双边贸易的进出口量都较大，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点。然而，在中美两国总体贸易结构本身互补的情况下，汇率改变对调整双边贸易余额并不能产生作用。
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越来越强。本文对3-digit-SITC分类下的两国双边贸易进行了如下简单测度：若产品类别A下，一年内中国对美国出口的A类产品的数额超过了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各类产品的平均出口额，并且一年内美国对中国出口的A类产品的数额也超过了当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各类产品的平均出口额，那么将A类产品视为两国存在较大的竞争性产品。由此测算，1996年中国超过出口平均额的产品有138类，美国超过出口平均额的产业有61类，而两国仅在15类产品中存在竞争性。两国在33类产品中存在竞争性。2010年1月到10月，中国超过出口平均额的产品有57类，美国超过出口平均额的产业有67类，而两国仅在15类产品中存在竞争性。这表明随着产业链在全球分工，以及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日益向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集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专业化程度提高，贸易互补性增强。
因此，尽管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事实长期存在，但是中国的发展却不会伤害美国的相关产业，双边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两国共赢互利。可见，并不是中国导致了美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美国经济的替罪羊。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分析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真正
原因不在汇率，而来自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差异。
首先，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两国的购买力是差别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而美国得人均国民收入为47580美元。而从第二部分的实证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比汇率更为显著的因素。除动植物油、脂及蜡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自美国的各类产品进口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美国自中国的各类产品进口也均有显著的正效应。两国来自于对方的进口额都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可见，两国的贸易差额实际上源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具体而言，即使两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致，由于两国的经济总量的区别，两国的购买力差别都是巨大的；特别地，中美两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存在差异，根据EIU公布的数据，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消费占GDP的70.8％；而中国私人部门消费仅占GDP的36.3％。其根源在于两国的国民富裕程度不同。从需求角度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稳定的中产阶层提供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中国还处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两国在购买力上的差距是短期内难以逾越的。
其次，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进口的拉动作用存在差距。从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看到，中国各类产品向美国的进口额对中国当月零售额的弹性介于0.58到1.13之间（不考虑非显著的结果）。而美国各类产品向中国的进口额对美国当月零售额的弹性则介于1.89到4.07之间。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零售额增加1％，对向美国的进口拉动不足1％；而美国国内零售额增加1％，则拉动中国对美国出口2％以上。特别地，机械及运输设备是中美双边贸易中最重要的部门，其中，中国的出口额对美国的零售总额的弹性高达4.07；相对应地，中国的进口额相对国内零售总额的弹性则仅为0.68。美国的经济增长对其进口的拉动作用远高于中国。
存在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主要经济部门逐渐转向服务业。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2007年，美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77.34％，而工业增加值仅占GDP的21.35％。与此相比，同期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得比重为41.89％，工业增加值占GDP得比重为47.34％。美国国内已经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因此不断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在美国制造业大量转移的情况下，要满足美国的消费需求就必须依靠进口。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成为向美国大量提供消费品的贸易伙伴。相比较而言，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消费能力较差，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较差，再加上本身是制造业大国，消费大量由国内生产者提供，经济发展对进口的拉动不足。
五、总结
通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尽管不同的产业部门对汇率的敏感程度不同，但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中美主要贸易部门的贸易余额的影响并不显著。中美双边贸易对汇率不敏感的原因在于，由于两国的产业结构差异，中美双方的贸易总体上是互补性强、竞争性弱。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下，中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结果是双赢的。造成中美贸易的顺差的真正原因在于：一方面美中两国购买力差别显著；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大量向外转移决定了美国的国内需求大量依靠进口满足。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别是产生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因此，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因为人民币大幅升值而产生较大波动，也将“殃及池鱼”对美国的出口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