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某些有代表性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教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研究三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分配公平
按世界银行2009年分组，中等收入国家定义为人均国民总收入996美元到12195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从996美元到394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3946美元到1219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对目前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一、“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首次出现在200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无法向前的一种状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以下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者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等。
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没有及时转变的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在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模式选择不恰当，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2010）则是按照收入水平将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转型阶段、向发达经济体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为要素驱动。第二阶段，从中下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转型成功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顺利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型不成功，则可能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上世纪60—70年代，东亚、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其中的日本、韩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于此相反，菲律宾、马来西亚、大多数拉美国家在时隔40多年之后，仍然在原地徘徊，无法突破人均国民收入一万美元的关口，更有甚者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完成了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也颇有相似之处。
第一， 抓住机遇，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和调整。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历了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困境，因此纷纷采取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积极构建节能环保型经济。以石油危机带来的资源匮乏为触发点，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的现实矛盾，一方面实施了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同时加大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度。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把“科技立国”作为其发展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重点培育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强化了市场机制在产业优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新加坡则实施了“第二次革命”，促使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的方向转变，提出了“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的发展战略，同时淘汰落后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中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界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高端机械、航空等为代表的策略性产业，并加快促进以生产型服务业为重点的服务业发展，建立起符合世界科技革命潮流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二， 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员素质。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为了保证人才供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韩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重视人才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全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0年的2%提高到1984年的14%，同时鼓励私人办学，特别鼓励私立中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则有政府主导，实现全民教育。“人才工程”是新加坡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采取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优秀人才引入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教育硬件和软件的投入，也注重教师待遇的提高，其教授薪金普遍高于欧美国家，同时以优厚待遇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台湾地区注重对科技和研发的投入，着重加强高科技领域人才队伍的建设，实施技术人才储备制度，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大力引进高端人才，保障科技进步的人才供应。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避免收入差距过大，为经济发展提供长久动力。
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二元经济、城乡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两方面着手解决：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韩国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分三个层次：通过税收政策，调整初次分配格局；通过社会保障措施，调整再分配格局；通过“新社区运动”缩小城乡差距。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近年来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不是通论，更不是魔咒，不是每个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但显而易见的是，中
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避免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挑战。
（一） 中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
第一，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有两个方面原因。外部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陷入低迷，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尚需时日，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造成重大影响。在内部，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冷却，消费和民间投资在短时间不能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使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而单靠中央的基础建设投资显然无法达到提振经济的目的。许多地方官员片面追求政绩，忽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惯性思维还没有根本改变。一旦经济进入下行通道，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也会相继暴露出来，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
第二，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措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源于“二元经济”的城乡差距，“发展失衡”的区域差距和“产业特色”的行业差距，这三大差距形成了我国劳动分配比重不合理，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主要原因。并由此衍生出户籍制度、社会福利、教育资源、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障碍。此外，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富二代”、“官二代”等问题显示这种不公平已经有代际固化的趋势。一旦这种代际固化真的形成，中低收入阶层向上的通道越来越窄，将会严重挫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如果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过大的贫富差距必然会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障碍。
（二）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和条件
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过去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人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管理好一个经济大国的各种复杂问题。
从理论层面分析，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中国已经建立了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公平与效率统一和并重论，三条“是否有利于”判断标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论，坚持独立自主同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深刻认识为基础，以实践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过去三十年经验的总结，更是未来继续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南。
在实践层面，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运行方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调控上掌握主动，避免大的经济危机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经济低迷、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只有中国政府通过及时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避免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失业的爆发，这也充分证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家，政府必须拥有宏观调控的主动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起作用，才能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第一，抓住机遇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继续存在，有的甚至有所加深。从需求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的情况并未改变，尚未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的良性循环；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比重偏低，产业结构偏重；从投入结构看，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仍然靠大量物质消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还在加深；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宏观、微观层面的不少矛盾还在积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扩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第二，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是保持社会环境长期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需要。在政策方面，首先要重视机会公平，特别是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其次，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从国际压力看，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另一方面，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利用比中国更低廉的土地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因此，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竞争能力，才能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项系统工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为核心，同时牵涉转变政府职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公正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有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深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使我国早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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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敬琏.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 2006. 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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