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产业的核心，在维持经济稳定及促进其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商业银行具有与一般企业的共同点，同时又具备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性，它是经营货币资本的特殊企业。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银行业的经营安全和风险防范能力关系着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商业银行在管理和控制风险时，也具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拥有特殊的资本结构。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来说，构建合理的资本结构对维持和促进企业发展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企业资本结构的完善不仅能帮助企业实现收益最大化，而且可以为其抵御经营风险提供有力保障。因此，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必须以有效管理和控制风险为基础，作出合理的资本结构决策。
二、文献综述
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负债比率管理的论述。到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在《资本成本、企业理财和投资理论》中提出了企业资本结构无关定理，即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所称的MM定理。由此，开启了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而对于银行企业的资本结构研究，基本上都以MM理论为基础，在其经典资本结构理论的思想下展开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开始产生，如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使得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Ross（1977）、Myers&Majzuf（1984）等学者先后提出了信号模型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理论，扩充了MM理论体系，进一步阐述了资本结构与企业融资结构及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
国内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首先主要集中于银行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刘海云等（2005）通过对1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处理，发现银行国有股比率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而资本比率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高正平、李仪简（2010）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主要股东间的相互制衡与银行绩效成正比，国家股权在总体上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是正的，但与银行绩效又呈现一种左低右高的非对称U型曲线关系。关于银行资本结构与其经营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王书华、孔祥毅（2009）认为融资结构对改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具有重要作用，核心资本、附属资本、资本充足率以及资产规模与以流动性比率度量的流动性风险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杨有振、赵瑞（2010）从我国11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出发，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与流动性比率负相关；国家股占总股份的比重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与流动性比率负相关。
从既有文献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资本结构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从经典的MM理论开始，到加入了信息经济学等元素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在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方面，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实证等方法，得出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及绩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应该看到，关于资本结构与经营风险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本文将在既有文献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我国11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对银行资本结构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以期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和资本结构决策提供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我国对商业银行体系的划分，主要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三大类。截止到2011年8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全部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9家已经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中，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已上市。为了保证的数据的可得性及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1）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地位达到一定标准，保证可比性，以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研究对象；（2）具备一定的上市年限，确保银行行为的成熟性，剔除了上市较晚的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3）各数据的统计口径在所选年限持续期间保持一致，选择2004年以后的数据。因此，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了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2005—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所有研究数据均来自各银行发布的年报。
（二）变量定义 具体如下：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衡量银行信用风险的指标包括不良资产率、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全部关联度三类指标。不良资产率为不良资产与资产总额之比。该项指标为一级指标，包括不良贷款率一个二级指标；不良贷款率为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不良贷款率能够有效的度量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因为若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系数不高，可能导致发放的贷款无法收回，形成呆账。从而引发挤兑，造成银行严重的信用危机。因此，本文选取了不良贷款率（NPR）来衡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2）解释变量的选择。衡量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常用指标有：首先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己上市流通股比例等来表示股权结构；再以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来表明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情况；最后用资本充足率、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等指标来衡量资本充足性水平，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能够有效的反映银行资本结构的状况。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同时借鉴相关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本文将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CR5）以及国家持股比（STATE）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指标，其中（CR1）与（CR5）用来考察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STATE）用来说明国家持股情况；选取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SUBC）这一指标来表明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情况；选取资本充足率（CAR）来说明资本充足性水平。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上文对变量的选择和定义，力图全面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其信用风险间的关系。具体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NPRit=？茁0+？茁1CRLit+？茁2CBRit+？茁3STATEit+？茁4SUBCit+？茁5CARit+？滋it
其中，？滋it为随机扰动项，表示其他对银行信用风险有影响的因素。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用STATA11.0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2中可以看到样本中各变量在2005-2010年间的统计特征。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为2.076515，总体情况良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的均值分别为32.67348和61.52758，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比较集中；国家持股比的均值为23.55167，表明我国虽经历了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但国有股权的占比仍然较高；资本充足率的均值为10.70606，标准差为1.092773，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平稳状态。
（二）实证检验 具体如下：
（1）模型选择。面板数据在进行模型选择时要通过一系列检验来确定最终选用的模型形式，其中包括对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对样本数据运用STATA11.0软件进行估计，通过F检验、BP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得出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2）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检验。异方差和自相关是在线性回归估计时经常遇到的两个典型问题，对于面板数据，自相关又分为时间维度以及横截面之间的相关。针对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即较小的时间维度和较大的横截面维度，运用STATA11.0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异方差和截面自相关的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3）修正后的模型回归。由于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为较大的截面维度和较小的时间维度，此类数据适用于xtscc稳健回归来修正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故通过STATA11.0软件进行稳健回归后，得出结果如表4所示：
（三）检验结果分析 首先回归方程的R2=0.6472，拟合度尚可，F统计值显著。说明在2005-2010年间，11家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对其信用风险作出了较好的解释。
从单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国家持股比（STATE）、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SUBC）及资本充足率（CAR）三者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5%，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CR5）对银行信用风险同样具有显著影响；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CR1）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不能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作出显著解释；观察各变量的正负号可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CR5）和国家持股比（STATE）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表明两者持股比的增加会加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SUBC）以及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为负，说明提高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和资本充足率有助于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我国11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以此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率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总和及国家持股比呈正向关系，表明降低股权集中度以及国家占股比例有助于分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这与李丹青（2009）、杨有振，赵瑞（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及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说明要降低不良贷款率即化解信用风险，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大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同时要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上述结论揭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为我国商业银行优化资本结构和控制信用风险提供了借鉴。本文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并结合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提出了如下建议：（1）适度分散股权集中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相对集中，特别是像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总和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100%，这种股权过度集中的模式，使得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因此，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允许民间资本参股以及加强股东之间的监督等措施来缓解股权集中的状况。（2）政府减少直接控制与干预。虽然在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的转变。但国家持股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对多数商业银行进行较强的股权控制和干预，导致政企不分等现象的产生。所以必须克服原有体制下的弊病，减少政府干预行为。（3）提高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可以增强其经营与管理资金的灵活性，从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巴塞尔协议》中要求附属资本占总资本比例不得超过50%，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附属资本比例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商业银行可通过发行次级债以及混合资本债券的途径补充附属资本，但在这过程中必须注意保证有效的信息披露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来防范风险。 （4）保证资本充足率。除了依靠国家政策等扶持措施，提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根本途径是银行自身的经营创新。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发展中间业务，提高自身利润水平；同时要树立高信誉形象，发行股票，进而从内外部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
参考文献：
[1]赵瑞、杨有振：《资本结构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刘海云、魏文军、欧阳建新：《基于市场、股权和资本的中国银行业绩效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
[3]高正平、李仪简：《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国家持股与银行绩效非线性关系的视角》，《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王书华、孔祥毅：《融资结构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与证据》，《生态经济》2009年第12期。
[5]杨有振、赵瑞：《中国商业银行风险规避与股权结构：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与证据》，《财贸经济》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