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传统的H-O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会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并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出口密集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密集使用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那么随着各国之间贸易的不断深入，由S-S定理可知，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也将逐渐缩小。然而，很多现实数据却显示，在实行自由贸易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Feenstra and Hanson，1996）。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男性工人占据着较大份额的熟练劳动力，而女性劳动力则较多从属于非熟练劳动力，因此，差距较大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反映出了中国目前正遭遇的巨大难题——不断扩大的性别工资差距。
二、文献述评
目前，国外学者高度关注对外贸易对国内收入差距、工资差距的影响，并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同时这一课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机构高度关注的焦点。就中国国情而言，研究对外贸易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件十分紧急而重要的工作。首先，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占据半边天，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然而劳动力市场上固有的就业歧视将不利于女性参与劳动，也有碍于女性的就业技能提升和教育投入；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将发展不善、利用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Johanna Rockne，2010）。其次，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公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已形成了隐形的社会问题；而性别方面的收入差距则又是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方面，同时工资收入又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性别工资差距是全面认识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再次，从理论方面来看，外国文献中，以不同国家为样本的研究毕竟为数较少，且其结论也不一致（Nursel，2010）；从国内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极其缺乏，国内外以中国为样本进行性别工资差异实证研究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从现实需要上来看，对外贸易与性别工资差距问题研究也是题中之义。
贸易自由化普遍被认为是促进不同性别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驱动因素。新自由化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市场自由化是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最好机制，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讲，贸易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将为女性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更高收入的机会提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Christa Wichterich，2009）。在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对男性工人具有偏好，在一个非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进而为男性支付较高的工资，然而在竞争市场中，行业间竞争加剧，企业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如果还继续实施就业歧视，将对整个企业经营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产生负利润或破产（Berker，1971）。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2004） 将就业歧视理论引入国际贸易，认为 贸易开放将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放弃对女性工人的偏见，因为就业歧视，对男性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将增加生产成本，这使得企业与外来公司开展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具体来说，贸易开放带来企业间竞争加剧，将降低企业的超额利润，企业便不足以有超额利润来实施性别间工资歧视，从而由市场的因素促使企业对劳动力构成和工资结构进行调整，以节约自身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这将导致企业雇佣大量相对廉价的女性工人（Artecona，Cunningham，2002），随着雇佣量的上升，最终导致男女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另外，生产要素禀赋定理指出，国际贸易将导致本国富裕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而增加对富裕要素的需求，根据斯托尔怕帕-萨缪尔森定理，富裕要素的价格将会随之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是，较低技术型或者非熟练型劳动力为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较低的技能（衡量指标可以是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也就是说女性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是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推论出国际贸易的发展将缩小发展中国家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Diane Elson et al，2007）。
然而，从已有的少数研究来看，研究结论却并未完全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一）开放贸易导致性别工资差距扩大
不少学者认为，开放贸易导致了学习效应和技能型技术进步的有偏性，进而随着男性与女性相对技能差距的拉大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具体来讲，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能够接触和学习到相对更多的技术知识，从而掌握更多技术与知识的劳动力更加类似于熟练劳动力，其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因为学习效应具有有偏性，这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导致对掌握知识技术的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此情况下若女性劳动力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距必然将扩大（Zohir，1998；Paul-Majumder and Begun，2000；Nicita and Razza，2003）。近年来，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贸易开放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结论。Berik et al.（2004）基于1980-1999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制造业数据进行研究，进而发现：国际贸易的竞争机制（特别是进口）加大了对女性劳动力就业工资水平的歧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Black 和Brainerd （2004） 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国内市场上，集中度较高的产业更多地实施歧视，但是，随着贸易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集中度较高行业比竞争性行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也更快，贸易开放导致低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下降，加剧了性别工资不平等，但同时也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歧视能力从而对提高女性劳动者工资水平有利。Gunseli Berik et al.（2006） 针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80-1999 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韩国的总贸易开放度下降，制造业领域的性别工资差距也逐渐缩小，伴随着中国台湾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性别工资差距日益扩大；在垄断性产业部门，韩国出口下降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中国台湾进口份额的增加导致了性别工资差距拉大。Menon an
d Rodgers（2007）运用NSSO（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1983-2004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对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拉大了。Fatma （2007） 针对埃及的研究发现，在埃及，贸易开放导致的竞争加剧带来更严重的性别工资歧视，且贸易部门比非贸易部门要影响更大。
（二）开放贸易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很多学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结合H-O理论，探讨了贸易开放对女性就业和性别间工资差距的影响（Wood，1991，1994；Standing，1999；Fontana，2003；Oostendorp，2004；Fofana，2005）。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在生产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与之相反。因而，开放市场上的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趋于上升。该理论同时认为，产品的相对价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要素的相对价格在此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因此，上述情况将导致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而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还包括，因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教育体系不健全，使得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水平要普遍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随着贸易的不断开放，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女性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进而得以提高，男女性别间工资差距趋于缩小。同时自由贸易所倡导的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关税的消减，导致具有差异化比较优势的外国企业和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加剧了本国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所能够获得的超额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会自发的减少性别歧视行为，在降低自身生产成本的同时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Becker（1971）指出，假如条件（例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企业雇主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就会具有较高代价，此时，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考虑，性别歧视就不具有可持续性。总之，上述“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均认为贸易开放对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着重要作用。还有部分学者在Becker的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基础之上开展了研究，从性别歧视角度研究性别工资差距问题（Hazarika and Otero，2004；Black and Brainerd，2004）。Artecona and Cunningham （2002） 基于墨西哥的研究发现，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墨西哥制造业部门的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了，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具有较高的工作技能，进而形成了男性劳动力的工资溢出，而实际上开放引入的外来竞争导致国内竞争加剧，使得由于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下降。Ebru Kongar（2006）的研究建立在美国制造业的基础上，由此指出伴随着美国进口的增加，女性的就业率在低工资生产领域较低，在其他领域女性的平均工资上升，进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Pham 和Le （2008） 对越南的研究指出，在1993～2004 年期间，贸易因素是影响工资歧视的相关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个人工资增加的有效动力，特别是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并强调在正式劳动部门和非正式劳动部门里，贸易开放都缩小了男女性别间工资差距。
此外，也有较多学者针对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建议。例如，Meng（1998）特别的针对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市场组乡镇企业中由歧视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比例（52. 5% ） 要远远地小于非市场组（99. 9% ）。作者认为，两个方面原因引起了这种现象：一是传统封建思想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比较大；二是农村地区乡镇企业更具有垄断权力，女性劳动者难有选择余地，无论企业给付的工资多低都会接受。Liu et al（2000） 的研究发现，从私人企业到集体企业再到国有企业，总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缩小，且歧视所能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大。这从侧面反映出，企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工资越能反映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也越来越小。Gustaffon & Li（2000） 的研究发现，1988 年性别工资总差距中的52. 49%是由歧视引起的，1995 年该比例上升为63. 20%。除上述三篇研究以外，Meng & Miller（1995）、Maurer-Fazio & Hughes（2002）、Rozelle et al.（2002）、张丹丹（2004）、王美艳（2005） 都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问题进行过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从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趋势来看，研究重点已经从平均工资的研究转向男女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别的研究。例如，Rica et al（2004） 研究西班牙的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虽然无论是在高教育人群还是低教育人群，从平均工资来看，男性工资均高于女性工资，但在工资分布方面，工资差距的表现则完全相反：在高教育人群，工资分布末端的性别工资差距小于顶端；在低教育人群，则是工资分布顶端的工资差距小于末端。Albrecht et al（2003） 研究瑞典的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在工资分布末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小，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大。该研究还发现，瑞典与美国相比，虽然在平均工资方面，美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大于瑞典，但在工资分布顶端，美国却远小于瑞典。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已有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完全相同，即便是针对同一国家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而且比较缺乏结合中国国情的案例研究；其次，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还是缺乏从对外贸易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类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关于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分析还是一个盲点（Christa Wichterich，2009）。目前，刘斌和李磊（2012）、何茵（2007） 等学者对这一课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的数据比较陈旧，而且只分析了贸易总量的影响，没有具体展开分析贸易价格和贸易方式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另外，李春玲和李实（2008），李利英、董晓媛（2008）、吴愈晓、吴晓刚（2009）、陈光金（2010）、
葛玉好、曾湘泉（2011）、邓峰、丁小浩（2012） 等学者从其他不同视角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有涉及进出口贸易问题。
三、结语
由上可知，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会对性别间工资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实现性别间工资待遇趋于公平合理 ，不仅对于提高企事业单位的运作效率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推进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合中国国情，对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这一课题进行考察对于社会和谐进步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国际贸易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在贸易开放的进程中，由其带来竞争机制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 罗俊峰，童玉芬.流动人口就业者工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经纬，2015（1）：131-136.
[2] Feenstra， R.C. and G.H. Hanson，1996，“Foreign Investment，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Papers in Honor of Jagdish Bhagwati，Camridge，MA： MIT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