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阶段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法改变成以间接推动为主。中央政府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的坏账进一步积累、诱发金融危机,从1997年开始控制银行对企业的生产性和投资性贷款。过去银行对企业的那种几乎是无条件的贷款供给减少了,于是各类库存逐渐下降,“商品库存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2001年的4.3%”[20],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了维持增长率目标,政府改而依靠财政拨款配之以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几年中,除了兴建大批基础设施工程之外,还大力推动房地产项目,2001年8%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四分之一是靠房地产施工实现的[21]。但是,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泡沫部门”,孕育着新的投资浪费和银行坏账。此外,通过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也是一种重要手段。[22]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23]。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五、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一般而言,对社会两极化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实际上,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同样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孙立平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孙立平2002)。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包含了什么内容?
在中国经济界的习惯性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沿用了20多年的方法,即通过观察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系的进步。不少学者经常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直到90年代上半期,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护持这一体系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仍然存在,所以强调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这种表达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随着国有部门的萎缩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仍然笼统地用一个非国有经济比重来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24],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25],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下降0.2%[26]。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27]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真正反映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比重却可能很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区份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份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包括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28],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非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结果发现了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见表2)。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年份外商港台 企业比重A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本国正规 制造业比重C非正规 制造业比重D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商港台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29]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见表2的E栏),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以上的表面观察深入一步,还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替代效应”。首先,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30]
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
面对这样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人们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联想: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或许靠不住。笔者也有一些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正规工业的统计比较完整,分行业数据多年连贯,其中有“水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统计局对非正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则十分粗糙,既无细类划分,也无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如果其中含有“水份”就不易识别了。若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要夸大本地的工业增长率,最容易做的就是虚增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所以国家统计局也并不敢相信各省市统计局报给它的工业产值数字,而是要将省市的上报数调低。[31]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斯基(Thomas Rowski)怀疑1998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偏高,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真实增长率应该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再调低2个百分点左右。[32]罗斯基发现中国能源消耗的下降与工业的增长完全不对应;但他或许未注意到,虚报的增长数字可能就隐藏在非正规工业的产值中,例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年GDP增长中将近四分之一就是来自这些非正规工业组织的产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8年起修改了工业统计口径,试图有针对性地把地方政府虚报的“水份挤干”。[33]这一努力缩小了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数字,但从表2可以看出,统计口径的调整并不影响本文提到的结论,本国工业部门内的“弱质替代强质”效应依然非常明显。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Sachs and Woo, 1994)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90年代,因为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34]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35]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份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低档化了,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着,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36]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2001年中国的城镇就业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3.6%[37];2002年城镇就业劳动力人数又进一步下降[38];城市职工中“整体上不在岗的人数超过2000万”[39]。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却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从1999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40]。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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