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WWw.133229.COM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