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故事和学者故事给人的启迪，常常不在于学问本身之下。这些故事往往能够给更广大的听众和读者以灵感和启示。所以，在故事和论理之间，我总是偏爱故事。现在，就让我说说与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两次见面中可以戏称为文化冲突的一点故事。
一九九二年冬天，钱颖一教授从斯坦福大学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斯蒂格利茨教授要到东南亚走一圈，最后到珠江三角洲，还要下榻广州。他们希望到中山大学来看一看，还说如果我们欢迎的话，斯蒂格利茨愿意作一个演讲。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做了安排。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美国经济学界富有影响的极其高产的学者。一九六六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四年后即在耶鲁大学晋职正教授。一九七九年，他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在美国经济学界，克拉克奖俗称“小诺贝尔奖”，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要小。他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最强的是在以信息不对称为核心概念的信息经济学，以及在公共经济学即“政府作用经济学”方面，后者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市场失灵。
企业家精神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在中山大学为岭南学院师生做了题为“东亚奇迹与政府政策”的演讲。演讲之前，我们私下谈论苏东的演变和中国的转型。记得斯蒂格利茨教授说，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除了别的因素以外，中国比俄国还有一个优越的地方，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比较容易复苏。俄国已经七十多年没有市场，那是整整的两三代人。而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
的确是这样。我们这里对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压抑，不足一代人，因此企业家精神之树，虽蔫而未泯，遇上改革开放的雨露，就会枯木逢春，展现新姿。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广州一些我读中学时留下印象的老字号店铺复业，的确起了示范性的启动作用。当时如果不是一批崭露锋芒的企业家在运筹帷幄，试水市场，哪有后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先行的企业家，许多都有上述这种“家业渊源”。
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创新。各种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一直在改善和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新服务的主意和新产品的发明，最后要变成产业，发展出市场，企业家是关键的角色。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明和主意从本身形成到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那一个大跨步、大飞跃，要靠企业家去完成。如果说科学家是对新的物质组合最富直觉的人，那么企业家就是对新的市场机会嗅觉最灵的人。
要创新，就有风险。嗅觉再灵，直觉再好，也不可能事事未卜先知。企业家处在面对不确定的前景作出决策的位置，决策风险的重担，就压在他们的肩上。一种潜在的新产品能不能成功，一项新的服务能不能形成市场，都包含许多未知的因素。例如，企业家的经常作业之一，就是看准一个项目，为实施这个项目筹集资金。如何说服人们投资，如何让人们相信你的投资决策会成功，不但需要企业家的学问胆识，简直还需要企业家的魅力。没有这样的力量，纵然有再好的设想，你也难以有所作为。如果投资成功，企业家的名望自然上升，如果投资失败，企业家的信誉也就下降。信誉建立在市场业绩之上，信誉决定了企业家在企业家市场上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一些风险。企业家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不可能靠购买保险来覆盖他们面对的所有风险。老百姓财产管理不好被窃，如果他是买了保险的，可以得到补偿，但是很难想象他的声誉会受到多大影响。但是企业家如果投资失败，哪怕是买了全额保险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家信誉也要大打折扣。只要工资水平不太低，许多人就宁愿做工薪阶层的一分子，过他自己“小乐惠”的日子，道理也在这里。
正是因为决策风险的重担压在企业家肩上，所以社会对于企业家的成功的决策，应该有足够的报偿奖励。不然，对企业家才能激励不足，发达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成。
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
演讲的那天中午，有人打电话给我，质疑怎么多了这样一个节目。僵持了差不多十分钟以后，那人告诫我，再也不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两个月以后，有关部门却对我说：王教授，以后遇上这样的事情，大胆去做，我们给你担保。
以后?哪里还有以后?
原来，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演讲，经我们的学生整理成文，很受高层重视，因为他谈的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位置和作用的大问题。那时候，“东亚奇迹”的说法还时髦得很，很少遭受质疑。当时，由于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推动，党的十四大刚刚确立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了，政府往哪里摆，自然是一个天大的问题。说来也巧，从中山大学回去不久，斯蒂格利茨就被克林顿从斯坦福大学召到白宫，当总统经济顾问去了。新科总统经济顾问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东亚奇迹与政府政策》，自然很受待见。据我观察，这个流传不广的演讲在我国的主要影响，是让在位诸公松了一口气，觉得政府作用对于当时似乎独秀于世界之林的东亚奇迹至关重要，觉得市场经济之下，他们还是可以一言九鼎。
毋庸讳言，斯蒂格利茨这个演讲，主体的确是谈政府政策对于“东亚奇迹”的正面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演讲中也谈了政府政策可能失误。例如他具体谈到日本通产省规划本田做摩托车而不是汽车，但是本田自己坚持做汽车，而且做得比别人好，本田的汽车就壮大起来了。问题在于，既然标题是“东亚奇迹与政府政策”，在位诸公是不容易记住政府政策可能失误的。
记得周其仁教授曾经告诫经济学家不要轻易去提加税的建议，因为这种建议很容易被政府吸收。他说，我们的“操作机制”当中，加税很容易变成政策，减税非常困难。加税的建议之所以很容易变成政策，其中的动因不言自明。同样，我觉得经济学家也不要轻易作出市场失灵的判断，因为市场失灵的说法，最容易成为政府拿来作为干预市场的依据。
这也与斯蒂格利茨的著述有关。实际上就在出任总统经济顾问的那年，他的大部头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出版，融入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这两个重要内容，并且把信息不对称作为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对于交易相关的信息，合同双方一方掌握得多一方知道得少，这种情况叫作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信息优势方有利用信息优势占便宜的动机。信息不对称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在讲究分工效率的现代社会特别厉害。在位诸公很少能够认真研读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但是在他们的头脑里形成“现代社会—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这样的思维逻辑，却很容易。这也是我们这里市场发育不够的重要原因。其实正如张维迎教授曾经指出的，许多时候我们的市场做得不够好，恰恰是因为它被捆住了手脚。
无缘无故的爱?
一九九四年春天，广东省有关部门一个包括我在内的五人小组出访美国，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考察。行前，我发了一个传真给斯蒂格利茨教授，希望能够在华盛顿和他见面，很快就收到了他的邀请。于是我和其他两位成员一起，在白宫办公厅拜访他，他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作为我们上次见面的纪念。
那天正是临近克林顿总统预定宣布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敏感时刻。因为不好“赤裸裸”地打听什么，所以话题是一般地了解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工作，只是不免也带到一点点最惠国待遇的原则。我们看问题，多从经济上对于双方都有利出发，他则评论道：“你们认为经济利益决定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是这样看。”这我知道。比方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就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很多，其中最持久和最普遍发生作用的，是宗教的力量和经济的力量。斯蒂格利茨还说：“你们原来一直是计划经济。”我心里略有不服的是，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面向世界的中国学者，已经很少会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教条束缚了。好在当天晚上，我还在傻乎乎地以为探得了负面的态度时，CNN新闻报道说，克林顿总统刚刚宣布，不仅本年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且从此将最惠国待遇问题与所谓“人权”问题脱钩。
二○○二年，我读到杨小凯教授的文章《我的见证》。也许因为我和原来的小凯一样，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人，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我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
文章谈到教友对他们的那种“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关爱，让他“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很奇怪小凯怎么会把教友的关爱说成是“无缘无故的爱”。这是有缘有故的呀，出自他们的爱心啊。后来我才悟到，我国学者头脑里多半已经不再自觉的有关理念，更多的不是因为修过“唯物主义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源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我想，小凯的意思，本来是说世界上有纯粹出于爱心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但是因为他仍然沿用《讲话》的语用，那么按照这种语用，纯粹出于爱心的爱，却是“无缘无故的”了。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一些学者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断言还可以随口而出，虽然已经不再认真甚至不再相信。
劳动价值论的危害
一九九二年底说我们这里计划经济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一九九四年春却说我们这里原来一直是搞计划经济。对于这两个句子的字面冲突，我倒是觉得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因为语境不同。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就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本来应该下调的油价说不调就不调，可证计划经济的权重依然很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理论，主要来自苏俄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学最重要的价格机制来说吧，历史上先后有过三种主要的意见。一是觉得越有用的东西应该越贵，于是出来“使用价值论”，即用处越大的越贵。后来发现不对，典型地表现为“水和钻石”的悖论：水比钻石要紧，却比钻石便宜。二是觉得越难做出来的东西应该越贵，发展成为“劳动价值论”或者“劳动决定论”：需要的劳动量越大就越贵。这同样不科学：原始森林和地下矿藏都不是劳动的创造，可是都很宝贵。三是“供求决定论”或者说“市场决定论”，即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在市场上的稀缺性：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供大于求则价格下降。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肯定“供求决定论”，但是只有在我国，还有一些官员和学者，“坚持”甚至“捍卫”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我国的计划经济，是从一九五○年代上半叶的“统购统销”开始的。“统购统销”除了规定企业的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和大家只能从“国家”购买商品以外，还规定只能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来买卖。价格是最权威的市场信号。一样东西太便宜了，是很难得到珍惜的，这是经济规律。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是环境破坏型的增长，其根子就是价格机制的劳动价值论。“三桶油”的效率那么低，却能够总体上享受那么高的分配，根源也在这里，而且国家几十年高强度的投资，几乎无代价地就成了这些“共和国长子”的私产。几十年这样的利益格局，造就了“共和国长子”尾大不掉的现状。有人夸奖中石油一位老总的本事是有困难向政府反映，如果是私有企业，你让他向谁叫苦去?
劳动价值论溯源
其实，国人原来一直信奉价格机制的市场决定论。横向看，未受教育的老太太，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纵向看，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国蓄》篇，就已经明白写着“夫物多则贱，寡则贵”，这不都是市场决定论吗?老祖宗说的“夫物多则贱，寡则贵”，老百姓相信的“物以稀为贵”，都和现代经济学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取决于商品在市场上的稀缺性的理论吻合。这就是我们说中华文化一直信奉供求关系决定商品市场价格的依据。
劳动价值论来自苏俄版政治经济学，现在演变成“凝结在商品里的无差异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波动”。只有那些在高中阶段“背书背得好辛苦”并且还没有来得及正本清源的同学，才会继续被它迷惑。正本清源其实不难，只要相信自己的观察，发展自己的思考，就不难明白，关于价格机制的前述三种描述里面，只有市场决定论符合实际。
借此机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明，市场经济绝不是什么“西方”的舶来品。中华文化原来一直崇尚市场经济。
两百多年前，苏格兰学者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巨著《国富论》中写道：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亚当·斯密这里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被公认为是关于市场经济理念的说法。
而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已经这样写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仅把市场经济的活力写清楚了，而且点题：这是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