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达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1.1美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科学技术当成实现和保持美国经济竞争优势和政治实力的关键因素。冷战结束后，科学技术在美国内外政策天平上的分量日益加重。在多元化的科技投资结构中，联邦政府始终是美国科技经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研究开发经费占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比例长期保持在6%左右。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学到一个教训，只要政府肯资助基础科学研究，就能在科技领域有重大突破。
同时，美国还十分注重其他市场经济调节行为(如政府采购)对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就成为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要点之一,其优先位置仅次于国防研究，基础研究经费在政府民用研究开发经费中的比例目前已扩大到40%。2002年美国用于基础科研的经费达到267亿美元，其中95%用于非军事科研。
1.2法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法国科研机构分为“科学技术型”和“工业贸易型”：“科学技术型”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业贸易型”主要从事应用技术开发研究。
法国科技研发的重要思路是大型技术项目。大型技术项目，是集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优势和大型企业的开发优势，集中投资、整体突破的一种方式，它们以解决一定时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紧迫课题为目标，主要的财政、技术手段都落在国家的重要研究机构或者大型航空、电子工业企业采购者手中。
法国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针对目前法国科研体制僵化、老化、评估不准确、投资不到位等问题，最近向政府提出了彻底改革法国公共科研体制的设想6拟从根本上改变法国公共科研的运转、投资方式，以求在2007年以前使法国成为欧洲科研的第一大国。委员会建议建立7至10个国家研究基金会，每个基金会支持一个优先发展领域。法国基础研究范围很广，在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基础生物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法国基础研究工作主要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承担。为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潜力，开拓新的学科和领域，加速科学仪器和设备的现代化改造。
1.3德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的特点
二战结束后，德国(指联邦德国）的科技发展比较迅速，这与德国政府因地制宜制订的科技政策有很大关系。恢复和重建时期（1949-1955)，德国没有统一的科技政策，也未设立相应的科研行政和管理机构，对全国的科研工作缺乏集中的指导和管理。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基本脱节，尚未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因素。作为战败国的联邦德国，尖端科学技术研究遭到禁止。
振兴科学研究时期（1956-1965)，德国把美国作为样板发展科技，提出了以美国科研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的比重作为追赶目标。为了迅速改变工业技术的落后状态和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
经济增长时期（1966—1971),德国开始反思过去的科技政策，明确提出:科学研究应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开发做出贡献，为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创造条件。
转折时期（1972—1982)，德国面向未来，强调科研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提出“科学技术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服务”，强调“科技政策是国家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高速发展时期（1983-)，德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发展高技术和基础研究，竭力推进国际间的科技合作。
1.4日本基础科学研究政策的特点
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已十分巩固。依靠“追赶战略”，日本有效地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高效率生产体系。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追赶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在严重经济威胁的情况下，日本须加强独创性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以便对国际社会做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同时，日本为了维持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优势和竞争能力，也需要认真加强基础研究，争取成为新技术的首创者。于是，日本提出“创造性科学技术立国论”，使日本从借用别国技术的地位，向自己创造崭新技术并向他国提供新技术的地位转化。
1986年3月，日本内阁做出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决议，规定了日本今后的科学技术基本政策：以加强基础研究为中心，振兴富于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研究英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1.5 英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英国长期存在着重视基础科学,轻视工程技术等应用科学的现象。英国不重视产业，而重视人类的自由知识活动，认为知识生产比物质生产更重要。尊重知识胜过技能、尊重科学胜过技术、尊重学术胜过产业、尊重软件胜过硬件。
英国科学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传统势力很大，重视应用的思想很淡薄。很多研究单位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为最终目标。大学和国家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工业企业主要进行应用开发研究，彼此之间很少联系和交流，基础研究与生产结合成为严重的问题。其结果，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找不到应用途径，政府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又得不到解决，从而使基础研究的成果进人工业化阶段迟于其他国家。
鉴于过去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教训,英国改变偏重科学和不善于将科学发现和发明变成有益于发展本国工业与经济的状况。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对英国科学技术政策进步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包括改善基础研究，增进大学与工业界联系，促使工业增加科研投资，调整科技发展领域,增强支持技术革新，减少国防科研投资，调整和创立科技机构等等。
1.6俄罗斯(前苏联）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前苏联曾是一个世界政治、军事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科技强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技界经历了8年动荡。普京总统执政后，科技界逐渐走出困境。为推动俄罗斯的科技发展，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加强科技宏观管理，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制定中远期科技政策，实施科教一体化纲要，组建发展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显示了普京总统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体系的决心。
俄罗斯的基础研究成就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904年到2000年，在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方面，俄罗斯处于世界第9位，显示了俄罗斯（前苏联)基础研究的水平。俄罗斯有上万人的基础研究队伍，许多基础开发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90年的苏联新科技政策明确提出要超前发展基础研究。
最近10年，俄罗斯的基础研究受到严重威胁。按照科学家的评价，目前俄罗斯基础研究条件只能发挥科技人员一般的潜力，基础研究体系处于危机状态，今后的7-10年将是俄罗斯基础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是除美国以外在所有科学领域都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
2.发达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政策比较
2.1基础研究的战略
基础科学研究有两种基本战略:一是全方位推进战略，二是重点推进战略。
全方位推进战略是一种理想的基础科学研究战略，长期坚持这种战略，有助于建立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孵化新兴技术科学，培育尖端学术人才，可建立和保持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全面推进更是建立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引擎。但是，全方位推进战略需要有强大的物质条件保证，特别是财力的支持，其经费投人之巨，非一般国家所能承受。直到20世纪末，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能够采取这种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主要是通过“溢出效应”途径借鉴美国、俄罗斯基础研究的成果，间接发展自己的科学知识体系。
重点推进战略是一种有限目标和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战略。根据需要与可行，选择某些目标和领域，集中力量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实施这种战略，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占领相应的工业化技术开发的制高点,同时，可以把基础研究的投人控制在国家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所以.重点推进战略是一般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战略。重点推进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示范意义,而且也为与发达国家进行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2.2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各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呈现出高度的一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要发挥政治、经济、外交、国防诸多方面的国际影响均需依靠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撑,所以，基础研究的地位仅次于国防研究。俄罗斯具有基础科学研究的历史传统，尽管目前已经失去前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倚重基础研究的政策基本没变。英国重视基础研究几成国民心态，以基础研究为荣,以自由探索为乐，因此，在科技政策中,基础科学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法国的基础研究带有浓厚的实用预期色彩,与其经济发展目标的耦合程度比较高，从地位上讲,基础研究常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并重。
德国和日本比较特殊，都是绕了一个几十年之久的大弯才归并到重视基础研究的方向上。德国虽然也有基础研究的传统，但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重建科技体系的过程中,基础研究并没有成为首选的内容,这'与当时重建经济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经过对不同阶段科技发展历程的反思以后，德国重新确立了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日本与德国类似,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技术立国”的方针，大力发展下游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投人的经济释益，创造出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条“捷径”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最后迫使日本将科技重心转移到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方面。
2.3基础研究科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基础研究投人高、周期长、经济效益期望值低等特点为人公认纯粹的”基础研究还具有自由探索的特征，因此，要将基础研究纳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必须要采取某种约束和弓I导手段，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结合，各发达国家对此见解相当一致，在实施基础研究时都制定了科技计划。
2.4基础研究成果的工业化应用
由于科学知识体系的高度发达,实验技术条件的极大改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19世纪的科学大发现时代相比,21世纪的基础研究越来越能够把握研究去向，“种瓜得豆”的几率下降,这为基础研究成果的工业化应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各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与工业技术开发呈现出紧密结合的趋势。
增强美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保持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美国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建立灵活的科学技术基础结构是美国政府应付国际科技挑战所采取的三大政策措施之一。其目的是既要促进基础研究,又要鼓励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变成商品。
俄罗斯(前苏联）科技政策的主导方向是超前发展知识密集型产品,并以此为工业在集约化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奠定基础。
法国和德国在规划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对基础研究成果的未来走向十分关注，鼓励和引导这些成果尽快进人工业化应用领域。德国的科研与开发并重，拥有一整套结构合理、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评审严格、协调一致的完善的科研体系。
德国政府在促进研究、技术和创新方面持有一套透明、有效和鼓励竞争的方法。德国政府在科学界与产业界结合的问题上做得很好。
英国和日本则分别从“重基础、轻应用”和“重应用、轻基础”两个极端回归到基础研究与工业化应用有机结合的理性轨道上。
2.5基础研究的资金保障
资金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首要物质条件。
1985年以来美国得诺贝尔科学奖有83位，约占总数的65%,—些专家认为，这与美国对基础研究的大量投人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利用国家和私人资金来源向基础研究投人了巨额经费。值得注意的是,高等院校承担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基础研究任务;工业企业则不仅是开发、应用研究的主体,而且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其地位仅次于高等院校。
法国对科研机构的投资由公共投资改变为对科研项目的投资，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新项目的评估由独立的委员会进行，其中一半的专家来自国外。
德国科研经费来自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公司或企业、社会团体等部门，1999年研发经费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世纪90年代德国政府的科技与开发投人明显不足，1998年后德国政府认识到加大科研投人的重要性，连续增加研究经费。增加项目资助经费主要是为了引人竞争,提高德国科研的质量和效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显著降低了科研经费，研究和开发支出费用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从1990年的2.03%降低到1999年的1.0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1年俄联邦预算中用于基础研究部分的支出比2000年增加了29%。
3.发达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3.1基础研究战略的选择
进人21世纪，国际关系中变数增多,特别是恐怖主义成为角逐国际政治的新势力，给各国提出了新的课题。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纷纷调整科技政策,校正科技投人方向，力图保持各自在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现实情况表明,基础研究的全方位推进战略正在受到更多的制约。根据国情选择重点，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点推进战略,正成为发达国家的共识。
现在,不仅采取全方位推进战略的俄罗斯感到困难重重，就连经济实力居世界首位的美国认为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同时全方位地推进科技研究开发。“9.11”后,一向财大气粗的美国，开始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调整科技政策,在2003年财政预算中再次把国防研发和卫生研发放在国家任务的优先位置，两项投人超过联邦研发投资总和的四分之三。与这两个领域研发投人的大幅增长相比,其他国家级任务的研发资助大都下降。
我国基础研究的实力远不如发达国家，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重点推进战略。而采取这种战略，则需要更高的决策水平。由于科技发展趋势是“一个领域的科技进步往往依赖于其它学科的成果”，所以在选择推进重点时必须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事实上,科技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能设计一套系统的方法来给各种机遇排序，使有限的资源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选择基础研究战略时,应特别注意国家利益问题。基础研究位于科学研究的上游，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基础研究成果的实质内容不会进入自由贸易圈。因此，独立自主开展基础研究是时代的要求。“先引进、消化国外技术,再加强本国基础研究”的思路已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态势。只有深厚、广博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创新，中国不可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跨越式的技术进步。
3.2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改善投入结构
国际上通常以科技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R(D/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对科研的重视度。专家认为：R(D/GDP应达到2%-3%方为合适。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RD/GDP已接近3%。中国经济实力有限,人口负担沉重，科研经费很少。1994-1997年中国的RD/GDP徘徊在0_5%左右,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到2003年，R(D/GDP才达到1.23%。
长期的科技投入不足,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必将使基础研究发展乏力，制约其他科技领域（如高新技术、国防技术、健康技术）的发展。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认为,基础研究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基础研究一个领域的突破，往往会催生或带动一个产业。党的十五大以来,基础研究获得空前机遇。在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科研开发经费中，中国科学院把其中的40%用于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则每年拿出15亿元支持基础研究。
在强调增加基础研究投人的同时，要注意投入结构问题。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重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结构性差异。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看，若以基础研究为1，2002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为1:3:13。美国2_年这一比例为1:1:3，法国1999年为1:1:2，日本1999年为1:2: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两类活动经费比例仍然偏低。
我国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要部门。2001年基础研究经费的95%集中在这两个部门。而发达国家基础研究不像我国那样高度集中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若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需要加强企业对基础研究活动的重视,提高企业基础研究的能力。
3.3 重视政府采购对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
政府采购虽然不是科技政策，但它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资源配置由政府配置全部资源转变为以市场为主体的配置方式。而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国防、基础研究、等,则作为社会公共需要的范畴仍需要政府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具体表现就是由政府向广大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必须以税收等形式筹集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去采购公共产品和服务,即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各国的经济管理中政府采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美国，1997年联邦政府采购占当年GDP的比重约为3%,加上地方政府采购额约为5%。英国1997年的政府采购占全部财政支出的24%,占GDP的比重为12%。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采购支出占本国当年GDP的比重一般在10%左右，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采购不但是影响创新方向和速度的重要政策，对基础研究也有导向作用，尽管这种导向是间接的。美国的政府采购,特别是国防物资的采购对基础研究刺激作用非常大，所谓“买什么有什么”，强有力地推动基础研究及相关的高新技术研究。
政府采购可以有效地降低创新企业进人市场的风险。采购决策诵过价格、数量、标准和交货期等都对创新有影响。政府采购实施的对象主要是处于产品或产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创新，以及那些政府是新产品(服务）的最终使用者的创新。
由于降低了创新风险，给予企业某种安全感，使企业能够有余力与基础研究发生关系:或者遴选基础研究成果，或者定向资助基础研究，或者直接参与基础研究。企业介入基础研究,必然会带上自己的商业利益目标，客观上对基础研究产生导向作用。由于21世纪的基础研究对研究结果有较强的预期效应，这种导向作用可加速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提高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逐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我国目前还处于“有什么买什么”的阶段，各级政府、采购单位要逐步将大型商品、跨部门通用商品以及投资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提高政府采购项目范围和采购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政府采购支出占部门经费支出的比重，并努力提高政府采购的科技含量。通过政府采购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间接拉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
3.4关注基础研究成果的工业化应用
基础研究成果应尽快投人工业化应用，是各国规划基础研究的共识。各发达国家在制定基础研究政策时，不约而同地将工业化应用作为参照指标。对于我国来说，应注重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开发相衔接，大力开展具有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学问题的原始创新研究,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提供源头技术和人才。
2004年“两会”期间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它不仅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发展获得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为此，首先要重视知识源头性的创造，形成完整、高效、科学的基础知识研究体系。任何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都是以源头性、基础性的知识为基础的。其次，要有有效的技术开发和技术保护措施。源头性、基础性知识是棵大树，而技术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知识产权是20世纪技术得以爆炸性成长的驱动力，因为它确定了技术的利益主体，打开了技术的发展空间。第三，就是要有一个顺畅的产业化通道。再好的知识和技术，没有转化为生产能力，基础研究的成果就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