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即管制、规制)已经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所及，大到全球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小到个人某次购物是否明智，某次餐饮是否卫生。总体上讲，是否需要政府监管已经不再是问题，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提升监管质量。很多国家的政府及国际组织已经在推进监管改革，努力实现更巧妙的监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代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大家庭中的一个前沿领域。一方面，现代行为经济学关注经验研究所发现的人类心理与行为特征对其经济决策的系统性影响，而这些特征大多数都与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冲突;另一方面,政府监管关注政府怎样运用规则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两个领域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关联暗示行为经济学势必要对政府监管产生影响。最近五年来，行为经济学成为政策领域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引入行为经济学也成为监管改革的国际潮流。2009年,讲述公私部门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选择的畅销书《轻推》的作者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被任命为白宫信息与监官事务办公室(OfficeofInformationandregulatoryaffairs,简称OIRA)主任。2010年，英国政府在内阁办公室中成立了行为洞察团队(BehavriouralInsightsTeam,非正式称谓是NudgeUnit,即‘轻推小组”)®,以指导政府将行为经济学的新发现应用于政策设计。而自该团队成立时起，《轻推》一书的另一作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Thaler)就是其中的一位顾问。我国也有一些将行为经济学的发现应用于监管政策的做法。例如，我国针对保险购买行为制定了“冷静期”制度,银监会也正在考虑在P2P监管中引入该制度。济学的政策应用前景的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但是对这段历史的总结性研究现在基本上是空白。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对五年来世界各国将行为经济学引入政府监管的实践做一回顾和评析。
二、将行为经济学引入监管领域的动因
(_)行为经济学为监管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
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认为行为经济学为政府提供了新的监管工具，并命名为“自由主义的家长式政策”]①，后来又形象地称之为‘轻推”。大体上，他们认为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监管工具使得监管机构可以在不禁止国民选择次优项的情况下优化国民的选择。换言之，监管部门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发现设定国民的选择框架,使得社会福利在自由选择条件下得到提升。例如，在消费者倾向于做出次优选择的市场中，通过突显产品劣势，并将产品信息披露标准化，可以使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更加容易。这时候，消费者仍然有权利选择次优产品，但是他们确实被“轻推”到更好的选择一边。
当然，提供新政策工具还不是在监管中引入行为经济学的充分理由，更重要的条件在于这种政策工具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轻推”型政策并未限制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利，即便因此他们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选择。其次，它们往往具有低成本优势。这两种优势正是‘轻推词所要强调的特征。再者，这些政策似乎是更为有效的。英国首相卡梅隆在2010年5月的TED演讲中指出，为了促进能源节约，政府多年来提醒人们离家时关掉电灯，甚至劝告人们刷牙时别开灯，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效果。但是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方法：向人们展示他们自己及其邻居的电力开支，再展示一位明智用电的邻居的电费开支。
对受行为经济学启发的监管政策与作为前沿性管制理论的激励性管制理论做一比较更能显示前者的优势。激励性管制理论指出，信息不对称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政府管制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不注意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掌握信息优势的经济主体一一般是企业一往往能够至少部分地使政府管制的目标落空，所以以法律的形式命令具有信息优势的_方披露信息是_种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方法。然而，激励性管制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突破是有限的，它关注了信息不对称，而未关注人类的认知和选择模式所造成的有限理性，这使得它所提供的政策建议仍然存在缺陷。比如在披露同样的信息时，企业突出不同的信息元素对消费者的购物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企业仍然可以操纵购买行为，而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激励性管制理论的注意。与激励性管制理论相比，行为经济学关于人类选择行为的非理性特征及对情境的高度敏感性的发现则启发了通过改变选择情境的细微之处来引出最优选择的政策措施。
当然，_种政府干预是否可以算作“轻推”，也取决于研究视角。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被命令以某种形式披露信息，这就包含了强制性。换言之，“轻推”与非"轻推”型政策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
(二)行为经济学为监管提供了新的必要性证据
早在政府机构将行为经济学运用于监管措施的设计之前，企业部门就已经谙熟消费者的认知和选择特征，并据以建构其营销策略。企业甚至不需要靠自己来发现人类行为规律，商界人士可以在社会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大学课程中学到这些知识。于是，制造和销售烟草、酒类、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工具等的企业会利用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赚取利润，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反用行为经济学来设计监管政策，政府和民众也需要行为经济学的帮助来理解何时、何种情况下需要实施监管。例如，千百年来很多国家实行的限制最高利率的高利贷法至少部分地旨在化解现代行为经济学所谓的不理解复利率、过度乐观、双曲贴现等行为特征所造成的问题，而这种政策措施显然不能归为“轻推”一类。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监管政策易于获得政治支持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监管政策虽然常常被认为是简单、有效的，但并不总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获得政府的青睐，因为其经济效率上可能存在的相对劣势可以得到政治优势的弥补，因为‘轻推”型措施更易于获得政治支持。
“轻推”型措施易于获得政治支持，是相对于两种政策而言的。第一种是传统的监管政策。Oliver指出，“轻推”型措施受到政府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反监管立场。[2]尽管人们认识到了监管的重要性，但是反对监管的人群规模仍然不容忽视。放松监管是2008年之前的国际潮流，尽管由此导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实际上，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发达国家对政府监管的持续反对。
第二种是因为令国民难以忍受而不容易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及公众支持的政策，这些政策不限于监管领域。如上所述，英国首相卡梅隆曾指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_种让人们节省电力的简单、有效的办法。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提高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更有效办法,而实施碳排放税的效果甚至比提高能源价格还要好，因为它不仅鼓励人们节约能源，而且可以促使民众转向碳排放更低的能源上。然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措施不像提高价格或征税那样不受欢迎。同样地，在白宫任职期间卡斯•桑斯坦力推燃油税征收失败才转而推动提高燃油的经济标准。尽管这种措施并没有提高燃油税,但是它能得到国会的支持性投票。
三、个简要的历史回顾
各国政府并不是直到2008年之后才注意到人类认知与决策模式的非理性特征并据以制定监管政策的。实际上，经济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18世纪的休谟指出，“你和我一样都有舍远而图近的倾向”。[3]576这里讲述的就是现代行为经济学中的双曲贴现原理。行为经济学家也梳理出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提到的非理性行为，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公平感等。[4]而在经济学领域之外，人类选择的非理性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常识。
基于这些认识，各国政府早就采取了措施。1968年美国颁布《诚实借贷法》TruthinLendingAct)，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并要求贷款机构使用统一的贷款合同，使消费者能够比较不同的贷款合同条款，在充分了解各方面约定一特别是贷款成本一的基础上选择和使用信贷。在该制度实施之前，借贷条款的表述五花八门，使得消费者难以进行比较，也难以判断到底该还多少款。[5]除此之外，广为人知的基于非理性特征的监管措施还包括食品标签、香烟盒上的健康警告、积极的反烟草广告活动，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评级制度等。
然而，在行为经济学兴起之前，政府政策对非理性行为现象的运用是零散、不系统甚至有时是巧合性的。例如，澳大利亚混合型的汽车税虽然正好与双曲贴现原理相符，但实际上是该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权历史的结果。
行为经济学展现出良好的理论和实践运用前景之后，人类的非理性特征不仅进一步得到了广泛的经济学研究，而且相关知识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系统性地运用。正如引言部分所指出的，目前，美国和英国甚至为行为经济学影响政府监管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四、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监管政策类型
由于在政府监管中引入行为经济学至今才五年的历史，虽然进展迅速，但成果仍然有限。实际上，_些行为经济学发现虽然得到了充分的研究，有着丰富的实验研究和研究基础，但是对监管政策的影响还很小。梳理目前世界各国受行为经济学的启发所实施的政府监管政策，笔者发现，它们大都是从信息呈现方面着手的。根据政策措施的特征，可以将这些政策分为信息简化、默认选项调整、突显调整、纠偏和冷静期制度五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