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依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Chari & Kehoe（2006）对过去30年来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上的贡献进行了回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都在过去30年里朝好的方向有了很大进步：宏观经济学有了更为坚强的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尽管从日常的政策制定中很难看出理论发展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但如果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很多进步的地方，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正朝着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方向在演变。比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采用通胀目标制和其他规则来指导货币政策制定，更多地依靠消费等等。在金融危机发生初期，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利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从历史经验上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总结。如Kehoe & Prescott（2007）所编写的书汇总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对金融危机所进行的分析。通过对20世纪发生的12次严重萧条时期和3次较温和衰退的分析，这些学者把产出波动的原因分解成两部分：要素投入量的变化和要素使用效率的变化。这些文章的结论是认为那些影响生产力和工作年龄人口劳动时间的政府政策是对产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以及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无法对危机做出准确判断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学者开始对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质疑。比如Temin（2008）就对前述的把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方法应用于分析金融危机成因的尝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不强调摩擦因素的封闭经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于分析短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用处的；而且这些模型最后都把GDP的增长率波动归结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波动上来。但对导致TFP波动的原因却又没有涉及，这使得读者无法对经济衰退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而对于经济学分析（包括宏观经济学分析）在指导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如Hahn & Tetlock（2008）发现尽管大家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来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这些分析的质量往往还达不到政策制定所需要的质量，而且在这些分析和最后的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弱的。
除了对于研究方法适用性的质疑以外，不少学者还对研究方法本身提出了怀疑。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Solow（2008）认为现在的宏观经济模型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忽略了经济个体利益多元化的客观实际，对于宏观数据的处理方法过于单一，经济学理论基础并不如想象中的坚实等等。而现在非常活跃的宏观经济学家Caballero（2010）则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需要担忧的是其学科的核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方法——对于自己的内部逻辑过度沉迷，混淆了这一方法论在模型世界中的准确性和真实经济中的适用性，这就从方法论和政策制定两个方面给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危险。
事实上，除学术刊物以外，在公共媒体以至新媒体中这种争论更加激烈。包括Krugman、Delong、Lucas、Barro、Cochrane等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主流媒体（如《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以及自己的专栏、博客中参与了这一讨论，甚至在激烈的学术讨论中还能嗅到不少个人攻击的成分。如Krugman（2009a）首先严厉批评了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发展，认为这些发展并没有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真正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整个宏观经济学正处于一个“黑暗时代”。此后，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Krugman, 2009b），认为经济学界之所以迷失的重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学家们错误地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理想主义理论误当作真理和现实。由于对数学和模型的迷信，他们甚至由此得出了一些如大萧条实际上是大放假之类的极端结论。他认为，在危机以后，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些不可预知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正视市场的各种摩擦和不完美，并更加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对于这些批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回应。如Lucas（2009）就认为，因为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模型可以准确预测未来，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人们不应该过分苛责他们。而对于这些批评声音做出比较系统回答的则包括Cochrane。Cochrane（2009）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宏观经济学中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所依赖的假设条件确实不能反映现实，但正是通过这些基准模型，我们才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各种因素的具体影响和相互因果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宏观经济学往前推进的基础。随着与金融危机相关的各种宏观经济研究的进展，他们之间的这种争论也依然在持续之中，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总而言之，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这一场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和争论是空前的，而在这场空前激烈的争论背后，则带来了更多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反思。这样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所引发的反思必然也是全面而深刻的，下面我们仅仅是对这些反思的其中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并对其在中国现实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反思一：加强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作用
在金融危机以后的这场反思中，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受到了最多学者的重视。
首先，通过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分析使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市场摩擦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Bean（2010）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后经济衰退的成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指出，危机之前由于宏观经济方面的种种有利因素鼓励银行系统建立起过高的杠杆率，加上激励机制扭曲、金融创新带来的信息复杂性等微观因素共同导致了危机的严重性。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意味着我们在宏观经济模型中也应该更多地考虑金融中介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关注以下两类代理人问题：（1）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代理人问题；（2）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代理人问题。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使得学者们意识到金融市场的摩擦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分析中不能忽视的部分。事实上，在危机发生后，很多学者认为美联储之所以无法预测此次源自资本市场的危机的严重性，是因为美联储所依赖的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资本市场，而根
本原因是学术界一直假设资本市场是理性的，对宏观模型没有影响。于是，改进宏观模型的第一步就是引入一个不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
不少学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通过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加入垄断性的银行系统来增强现有模型对于经济波动的解释力。这样的分析思路还被用于检验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历史上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经济表现。如Mandelman（2010）认为在模型中加入垄断性的银行系统可以大大改善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在这一模型中，银行系统的不完全竞争行为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并放大了经济周期：当经济处于衰退时，银行提高其毛利率，从而直接增加企业的借贷成本并间接破坏了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头寸，最终增加了放款人的风险感知，导致信用萎缩和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作者使用阿根廷的数据，证实加入垄断性银行系统这一因素确实可以大大改进现有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与之相似，Garcia－Cicco, Pancrazi & Uribe（2010）也发现，如果在传统的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中加入国家溢价和金融摩擦的冲击以后，这些模型对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表现的解释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他们利用阿根廷和墨西哥长达100多年的数据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在传统模型中进行的这种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增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解。Woodford（2010）认为，传统的标准宏观经济学模型只强调金融机构一些传统功能对经济的影响，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在这些模型上进行的改进都不足以作为理解当前危机的基准。要理解当前的金融危机并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加入负责资源配置的金融中介机构并将其置于核心位置。甚至，在现代经济体系下，我们需要在模型中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在竞争性市场中出售证券来为自己融资，而不是根据保证金要求来收集存款。他认为只有以这样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把金融中介机构和信贷摩擦等因素整合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宏观经济状况。
虽然通过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金融系统的一些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危机里宏观经济表现的理解，但对于在现有的宏观模型中加入金融市场摩擦是否足以解释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其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如Hall（2010）认为，已有的改良后（加入金融市场摩擦）的宏观经济模型，虽然能够成功解释金融危机对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影响，但却无法解释当前危机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会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因为根据这些模型的预测，一旦金融摩擦恢复正常经济就会立即恢复，这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GDP和就业在金融危机离去以后久久无法恢复的现实。他认为，已有模型对于金融摩擦的描述仍然是高度格式化的，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包括金融摩擦的来源和性质，如何解释宏观经济放大器，如何对就业市场的摩擦进行进一步分析，如何改进现有的耐用品消费模型，如何降低债务在危机时刻的危险性等等。他认为，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能够解释当前危机为什么可以持续的因素，但是这些观点大多数还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模型之中，所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需要更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
可见，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迫切方向就是如何更好地跟其他经济学领域进行综合，引入一些在金融经济学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来充实其分析框架。那么，随着这一波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综合主义运动的展开，宏观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其发展的未来方向呢？对此，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持有乐观态度。Caballero是现在非常活跃的宏观经济学家，Caballero（2010）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声誉的损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宏观经济学无法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迫近进行预测，但我们其实没必要对这种预测的无力性过分担忧，因为无法预测严重危机实际上只是一种逻辑上的重复：如果这种危机可以预测，那么它们就不会造成如此程度的破坏并被称为危机。Caballero认为，这个学科真正需要担忧的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方法——对于自己的内部逻辑过度沉迷，混淆了这一方法论在模型世界中的准确性和真实经济中的适用性。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克服，宏观经济学领域中正在进行的这一波综合主义运动（integrationist movement）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效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充满的各种复杂互动关系限制了我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在分析过程中时刻放在心上的重要事实。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考虑这种复杂性对于经济人行为和反应的影响，从而寻求在这种巨大不确定性面前依然具备稳健性的分析工具和宏观经济政策。
总而言之，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延续使得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摩擦对于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作用。为了反映这种作用，改进宏观模型的第一步就是在原来的标准模型中引入一个不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但是有人认为这种改进并不足以反映经济发展现状，而是应该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将负责资源配置的金融中介机构置于核心位置。但是，虽然加入金融部门以后宏观模型能够很好模拟短期的经济波动，却依然无法解释危机影响的持续性，所以有人进一步提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应该更多地引入除金融经济学以外的其他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最后，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本身的复杂性，有学者认为在分析过程中最关键的是需要对模型逻辑和实际经济现实进行区分，防止陷入对于模型内部逻辑的过度沉迷之中。
尽管在中国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地位并不如在欧美国家中那么重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部门的作用正在迅速提高。结合西方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分析的反思，基于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更多地考虑资产价格和金融机构的作用，更多地考虑金融市场的摩擦，对于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反思二：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以前，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就一直是经济学界所关注的焦点。而在危机发生后，不少经济学家把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到全球经济失衡之上。而且在危机演化的进程中，我们还
可以发现，这次危机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冲击从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的迅速传导。不管把危机发生归因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妥当，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下，宏观经济学研究必须面对一些新课题。
（一）金融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金融的全球化，显然这次危机的迅速传导与之密不可分，因此金融全球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危机后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中宏观经济冲击在国际之间的传导，一些学者的研究强调了金融中介机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Mendoza & Quadrini（2010）通过在开放经济模型中引入金融中介机构，并让其扮演核心角色，描述了这场危机的冲击传导机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一体化将导致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心国家净借款迅速增加，同时使得只针对这个国家的冲击被迅速传递到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上，并通过这种渠道对外围国家经济产生冲击。而且，在目前日益流行的以“市场计价法（mark－to－market）”为基础的银行资本金要求下，这种冲击还会得到放大。Olivero（2010）也研究了不完全竞争的金融中介机构如何影响经济波动的跨国传导。在一个标准的两国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的银行部门后，作者研究了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如何实现国际间的传导。不完全竞争的银行部门使得世界信贷市场中的融资成本呈现逆周期性，结果，某一个国家中正向的TFP冲击会通过降低全球信贷和外部融资成本的方式来传导到另一个国家。这也意味着，在国际经济中存在着一个金融加速器机制，即在经济下滑时期贷款成本会上升，从而加深衰退的程度，因此金融稳定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比标准模型中所预言的更大。基本上，这些研究认为，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冲击的国际传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在危机前，关于全球失衡的成因以及其可否持续就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危机前，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就是美国作为全球的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其资产和负债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来获得金融投资收益，从而支付其商品贸易的逆差。这样的结论意味着对全球失衡并不需要做出主动调整。类似的观点如Backus et al（2009）认为，由于当前主要富裕经济体中除美国以外都处于低投资和低增长的状态，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和石油美元一起流向美国和其他高增长国家，从而导致美国被动地产生了巨额经常项目赤字。由于美国家庭净财富与GDP的比率依然维持在高位，所以经常项目赤字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一条享乐的道路上走向毁灭。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围绕着这一解释展开了很多讨论和反思。Curcuru, Dvorak & Warnock（2010）对于美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收益率差异进行了分解。他们发现，外国投资者在配置资产时机上的糟糕表现而非资产结构是造成美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收益率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时机把握效应主要来自欧洲国家投资者，而不是新兴经济体投资者的机械性资产积累行为。McGrattan & Prescott（2010）并不认可这种投资收益率的差异，他们认为现有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估计结果忽略了跨国公司对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把其误认为花费），即外国投资者愿意更多地投资于无形资产。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现有研究估算得到的投资收益率差异里有60％是源于对无形资产投资的错误估算。
不管上述的争论结果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间的实体经济活动正越来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也使得传统的一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活动的调整手段受到了质疑。如Fratzscher, Juvenal & Sarno（2010）比较了资产价格和汇率波动对于美国贸易平衡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超过30％的美国贸易账户余额的变动可以由股票市场和房屋价格冲击这两个因素来解释；与之相比，实际汇率冲击的影响要小得多，只能解释波动率的9％，而且影响的持续性也较低。根据上面的结果，作者认为改变美国巨额经常项目不平衡情况的关键因素也许并不是巨幅的汇率波动，而是全球资产价格的调整。
同样的质疑还可以放大到对于传统的国际经济关系衡量指标的适用性之中。比如，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衡量外部平衡可持续性的指标——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盈余（赤字）——还能不能用于分析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Pavlova & Rigobon（2010）认为这些忽略了净国外资产和资本收益的传统指标已经不太适用。他们对经常项目的定义进行了调整，把资本收益包含其中，认为在这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能更好地解释目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Devereux & Sutherland（2010）也认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估值效应”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多，意味着传统的经常项目余额已不再是净国外资产头寸变化的准确度量。他们还发现，估值效应中不可预期的部分主导了净国外资产头寸的变化。
（二）全球生产一体化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分工的全球化上面，而这也对各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相关政策制定造成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映在各国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上。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各国通胀率的变化趋势。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全球化使得各国通胀率趋于一致。Ciccarelli & Mojon（2010）对22个OECD国家通胀率同步性进行的检验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一个共同因子可以解释这些国家通胀率变动的大约70％。这种通胀率的同步变动情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周期波动上的一致性。
通胀率趋于一致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汇率波动对于各国价格水平影响的下降，也就是汇率传递率的下降。那么导致上述变化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很多学者把之归因为全球生产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的“生产零散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Hellerstein & Villas－Boas, 2010; Neiman, 2010），也有学者把之归因为贸易一体化所带来的竞争程度加剧（Gust, Leduc & Vigfusson, 2010）。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都意味着各国总体价格水平的波动受到了生产和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的巨大影响。
除了对于价格波动的影响外，全球经济一体化还对产出周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Ng（2010）就认为，国际贸易从整体上促进了各国经济周期的同
步性。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生产零散化带来的贸易互补性会促进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而另一方面贸易替代性则会削弱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前者带来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因此贸易整体上来说会促进经济周期的同步性。
（三）小结
总而言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从两个方面大大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思考。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金融部门在国际经济传导中的作用，同时在分析国际经济关系时，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在传统的贸易和经常项目以外的金融资产价值效应对于全球经济调整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有了很大提高，使得学者们在研究各国经济周期的时候必须更多地考虑国际生产格局变化这一因素。也就是说，现实经济和研究中的这些进展都意味着国际经济关系调整必须采用新的思路和手段，同时也必将大大影响今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过去30年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不管是在国际金融还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已经非常高，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今天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因素的研究。那么，如何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加入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学界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三、反思三：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之跟上宏观经济的现实进展
国民经济账户是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的基石，它的建立和发展也被认为是二战以后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日趋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实际和经济理论的不断演进，人们对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否充分反映现实经济发展的种种变化表示了质疑，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对于现有体系无法反映宏观经济中的风险因素而感到担忧，学者们也在这方面展开了思考。
Palumbo & Parker（2009）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来对其改进的方向提出建议。他们发现，目前SNA体系下的数据能够反映近年来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提高，但是并没有反映美国住房市场对金融部门影响的增大，也没有及时反映出那些后来把房屋市场风险扩散、放大并最后传导到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因素的存在。根据这些发现，他们就现有的SNA体系账户如何进行改进才能有助于预示下一次危机提出了建议。
对于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账户，Jorgenson & Landefeld（2009）认为，发达经济体的这些账户都是在大萧条以后建立的，这些体系侧重于衡量GDP或者GNI的增长和波动，而对于金融流动和资产负债表的联系则很有限，使得这些信息在现有统计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削弱。另外，二战以后，实体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改变，如产出和投入形式都更加多样化，但是现有的账户都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这些都削弱了现有体系对实际经济状况的反映能力。基于此，两位一直倡导要对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改革的作者为大家勾勒了一个“国民经济账户新架构”。
当然，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作为一个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资深专家，Boskin（2009）认为，国民经济账户本身就建立在一个含有很多主观判断的分析框架之上，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原来的主观判断需要进行修正，所以国民经济账户框架确实应该不断改进。虽然统计部门一直也在努力，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如此之快，使得大部分统计工作只能不断追赶这样一个移动的目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适应性因此就会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不同来源的数据能够在概念、定义、统计方法等方面保持一致，而且新的体系也要增加不同部门统计的透明度。一旦这样一个国民经济账户新架构建立起来，人们的很多看法和感受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也对现实的经济决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目标与执行等产生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宏观经济研究所倚重的分析工具，随着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发展，这一体系也应该进行不断改进。这一次的危机使得人们发现，现有的核算体系并不能有效反映现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这尤其体现在不能反映金融等行业中所蕴含的风险因素，如何对这样两个沿袭已久的体系进行改进，使之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现在也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思考方向。
作为一个正在迅速转型中的大国经济，中国经济也面临上述类似问题，如何选择和制定出更好的指标来更为准确地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和对经济波动进行预测，如何对现有的国民核算体系中进行改进也是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经济学的中长期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总结
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以及现有宏观经济学研究无法对危机做出准确判断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学者开始对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这些反思可以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意义，同时也利于我们判断西方主流学界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把这些反思按照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
第一方面的反思来自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改进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得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摩擦对于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作用；而宏观经济运行本身的复杂性，则让学者们意识到宏观经济学研究必须防止陷入对于模型内部逻辑的过度沉迷之中。
第二方面的反思来自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我们必须更加关注金融部门在国际经济传导中的作用，以及金融资产的价值效应对于全球经济调整所起的作用；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使得我们在研究各国经济周期的时候必须更多地考虑国际生产格局变化这一因素。
第三方面的反思来自对国民核算体系改革的思考。这一次的危机使得人们发现，现有的核算体系并不能有效反映现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这尤其体现在不能反映金融等行业中所蕴含的风险因素，如何改进这一体系，使之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