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货币合作与“马克政治”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可以对政治构成压力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①但是，贸易政治与货币政治形成的逻辑是不尽相同的。在贸易问题上，政策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比较确定，政策所带来的收益也相对集中在某些社会行为体上，因此社会行为体会积极参与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实现自身的偏好，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体之间围绕着贸易政策的斗争便构成了贸易政治的主题。而货币政策尽管也具有国内收入分配效应，但其后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收益也分散于多个国内社会行为体上，从而使社会行为体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此外，贸易问题在传统上属于“低政治”问题，其基本遵循的是从市场到国家的思路，市场在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货币问题更多地属于“高政治”问题，它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因而具有更大的政治敏感性。这样，国家在货币政策上比在贸易政策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但是，国家在货币领域的行动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性不受限制。在国际层次上，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受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约束，特别是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地区性的欧洲货币体系下，这种约束更加直接和明显。在国内层次上，例如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货币政策的大部分职能交给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来履行，而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往往被看做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性的机构。这样，中央银行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便成为货币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在国内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和不同职能，国家的偏好和中央银行的偏好有时会产生冲突，从而引发机构之间的纷争。德国围绕欧洲货币一体化而发生的国内政治纷争主要就是在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进行的。②鉴于德国联邦银行（Bundesbank）是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而欧洲货币一体化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国际货币合作，分析德国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关系对理解国内货币政治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的核心问题是德国问题。正如戴高乐所指出的，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决定了“没有它，欧洲什么都不能建设”。③由于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币值稳定的德国马克以及融入欧洲的坚定目标，德国在欧洲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等联邦德国历任总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下，欧洲货币合作通过蛇形浮动体系（the Snake）、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终于走上了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的道路，欧元成为统一的货币。但作为欧洲货币合作的最终成果之一，欧元的发行也使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退出了历史舞台。二战后的德国马克在稳定币值、促成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极大地振奋了其民族信心，成为德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象征。在放弃这种具有荣耀历史的货币可能会招来众多异议的情况下，特别是面对着“马克守护者”的联邦银行，德国政府是如何最终做出如此重大决策的？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德国是如何在围绕着马克的国内政治纷争中制定国际货币政策的？
本文将为上述“马克政治”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和解释逻辑。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则回顾对这一问题的既有解释。鉴于既有解释的不足之处，本文将在第三部分提出自己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并在第四部分具体说明这个理论框架在德国情境中的对应性。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是经验研究，分别以施密特政府与欧洲货币体系和科尔政府与欧洲货币联盟为案例来阐释德国国际货币政策选择的政治逻辑。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既有文献的解释及其不足
毫无疑问，德国对欧洲货币合作的推动是德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一部分，反映了德国对欧洲的承诺。但是这种国际层次上的动力需要国内政治的基础。归根到底，货币政策要在国内的偏好结构和制度结构中制定。国际关系学者发展了“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的学术领域，为国际货币政策与国内政治分化的关系提供了分析的路径。④“开放经济政治学”的以下两种视角与德国的货币政治直接相关。
第一种视角从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来解释国际货币政策的动力，因此需要关注不同行业和部门的政策偏好。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认为，两个相关维度的汇率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汇率灵活性和汇率自身的水平。在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的问题上，跨国公司和国际导向的可贸易部门商品生产者更偏好固定汇率制，而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更偏好浮动汇率制。在汇率水平上，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偏好弱势货币，而不可贸易部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国际交易商和投资者都偏好强势货币。⑤弗里登在说明弱币国家参与欧洲货币合作的动机时就专门分析了基于分配性后果而形成的这种国内社会联盟，以此说明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联盟是如何根据它们与德国马克的关系而形成其政策立场的。⑥从这种视角来看，德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推动德国参与欧洲货币合作乃至接受单一货币，但经验证据并没有显示出口部门在德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制定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比如，在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谈判上，德国商界的态度往好里说是不确定的和不可知的，往差里说则是极度怀疑的。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和德国工商大会（DIHT）并没有公开采取立场来支持科尔政府的欧洲货币联盟倡议。⑦实际上，由于货币政策决定的透明度很低，也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后果的不确定性，社会行为体很难采取集体行动来争取其在货币政策上的收益。
第二种视角从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来探究国际货币政策的动力，因此需要关注政党基于其选民基础而形成的政策偏好。托马斯·奥特利（Thomas H.Oatley）假定社会民主党维护劳工的利益，为了提高就业率而主张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保守党较少关心失业问题，因而主张更为刚性的货币政策和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奥特利认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创立符合他的假定，即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施密
特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寻求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货币机制，而法国和意大利则恰好相反。⑧但问题在于，即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比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更可能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容忍程度也远比法国和意大利这样弱币国家的保守政党要有限得多。在德国，大部分劳工领导人更强调工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率。正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rourevitch）所指出的：“德国至今的政策路径更接近于二战后的和解。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在言辞和政策上都比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言辞和政策上都比法国和英国的左派势力更温和。”⑨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竞争在德国国际货币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由于忽视了德国国内结构的特殊性，以上两种视角虽然可以为一些国家的货币政治提供一定的解释，但无法有效说明德国货币政治的动力。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上，德国联邦银行具有其他欧洲国家（除了瑞士）中央银行难以企及的独立性。正如约翰·古德曼（John B. Goodman）所做的比较分析所显示的，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在对德国联邦银行施加影响上的能力是较小的，因为德国联邦银行与其他国家的央行相比，它的独立程度是最高的。二战后法国的中央银行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法国财政部的一个代理人，其独立性最弱，而意大利央行的独立性则居于以上两种情况之间。⑩但国际货币政策既是货币政策也是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属于联邦政府的领地，汇率体系的确定也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这样，德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形成的国内动力在于联邦政府与联邦银行之间的关系。关于德国货币政治的一些重要文献正是以此入手来分析德国与欧洲货币合作的。在欧洲货币合作的问题上，以下三种关于联邦政府与联邦银行互动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但也都有明显的不足。
第一种观点认为，联邦银行对联邦政府的掣肘使德国在欧洲货币合作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的利益。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基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双层博弈”模型，（11）即联邦银行扮演了国际协议的国内批准者角色，其强硬立场缩小了“获胜集合”，从而使德国在国际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联邦银行本身也成为这场“双层博弈”的获益者。多萝特·海森伯格（Dorothee Heisenberg）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因为德国的历史遗产，政党并不能批评欧洲一体化，特别是在德国统一以后，这种批评会被贴上反欧的标签。德国的利益捍卫者就落到在政治过程之外的联邦银行身上。联邦银行从一个国内机构变成了一个国际行为体，并且比任何政党更能捍卫德国自身的经济利益。”（12）这种解释可以很好地说明欧洲货币合作与德国货币制度的关系，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德国联邦银行的翻版。但是，“客观有利”并不等于“主观故意”。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制度冲突主要起源于两者的偏好差异，并不完全是国际谈判的策略。这种观点尤其无法解释联邦银行为何从一开始就对货币一体化持有抵制态度。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联邦银行是欧洲货币合作的损失者。根据这种观点，随着欧洲货币合作的推进，特别是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联邦银行逐渐失去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直到最终失去了马克，而这种损失换来的是联邦政府在国家统一和主导欧洲一体化上的政治收益。戴维·马什（David Marsh）就指出：“如果欧洲货币联盟变成现实，联邦银行就是最重要的损失者。”（13）这种观点无疑看到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冲突的根源，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考虑到联邦银行的许多主张反映在了欧洲货币合作机制上，联邦银行并不全然是欧洲货币合作的损失者。二是考虑到联邦银行在德国国内所享有的公众支持，联邦政府为何在与联邦银行的冲突中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仍有待于更具体的解释。正如卡尔·卡尔腾哈勒（Karl Kaltenthaler）指出的，由于央行—社会联结（central bank-society linkage），联邦银行可以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影响政府的最终决策。（14）因此联邦政府与联邦银行的互动仍需要加以探索。
第三种观点则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求得一定的妥协。彼得·勒德尔（Peter H.Loedel）提出了“德国马克政治的三角难题”，就是货币政策制定者企图在三个目标中寻找平衡：国内币值稳定、欧洲汇率政策和美元—马克汇率政策。（15）在美元—马克汇率政策上，由于七国集团属于弱治理结构，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之间的分歧可以使德国在国际讨价还价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但在欧洲一体化的强治理结构下，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之间的分歧不足以使德国在国际讨价还价中采取强硬的立场。勒德尔就此指出：“即使联邦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政府也会试图迫使联邦银行服从。最后的谈判结果虽然不会偏离联邦银行的最初立场，但为了最后协议的达成需要会做一些小的妥协。”因此，德国在欧洲货币合作中的谈判战略最好被刻画为服从战略和强硬战略的混合。（16）这种解释兼顾了前两种观点中所出现的经验问题，因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解释主要关注德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谈判战略选择，而没有深入分析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如何影响联邦政府与联邦银行的博弈，因而不能充分说明德国围绕着国际货币政策所发生的国内政治纷争。
鉴于既有文献的不足，本文试图将国际货币合作、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国家自主性的概念联系起来，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国际货币政策选择的国内政治逻辑，从而为德国货币政治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关系提供一个政治学的解释。
三、国家自主性、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国际货币合作
国家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权力机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超越社会利益而自主行事的性质。正是在区分国家与社会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学者提出了“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指出：“国家被看做是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社会的利益。”（17）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承担了广泛的
职能，具有多重目标。仅在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就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甚至经常发生冲突，因此需要国家对这些目标加以比较、排序和取舍。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所言：“国家不像医院、高尔夫球俱乐部或银行机构那样是目标单一的组织。同时，人们期待从他们国家所获得的也不仅仅是外部安全，而是包括很多迥然不同的东西，如殖民征服、对国外市场的控制、个人自由以及国际法制等。面对各种诸如此类的目标，相对稀缺的资源必须根据优先次序，通过一个对各种价值进行权衡、比较和计算的持续的过程来加以分配。”（18）正是各种目标的加权平衡，形成了国家偏好。
目标的自主性是国家自主性的基础，如果不能有效追求目标的实现，就不能建立目标与行为的关系，对目标的分析也就失去了社会科学的意义。因此，自主的国家除了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之外，还应该具有追求这些目标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正如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所言：“国家在将其自身偏好转化为权威行为的范围以及公共政策服从公共官员资源加权偏好的平行四边形的程度，这些关系着国家自主性。”（19）根据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Ripsman）的概括，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国家偏好转化为权威行为的范围，从而决定了国家自主性的大小：（1）制度结构，主要是指规定程序、责任与制度变迁模式的宪法和法律；（2）决策程序，主要是指引导行为体行为的惯例和规则；（3）程序规范，是指依据政治行为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对政治运行的方式产生的广泛共识。（20）
中央银行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公共权力机构，但其出现要比国家晚得多，只是经济现代化的产物。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和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21）根据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的定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分为目标的独立性和手段的独立性。如果中央银行被赋予了自行确定货币政策目标的权力，中央银行就具有了目标的独立性；如果中央银行拥有自主判断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其目标的权力，中央银行就具有了手段的独立性。（22）显然，这种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上的独立性是相对于国家（政府）而言的，特别是相对于政府的财政政策而言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追随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政策走向而自主决定其目标。在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的国家，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护通货稳定，或者维护物价稳定。这样，中央银行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定就是国家在权衡各种价值后确定的目标，从而有可能产生了国家偏好与中央银行偏好的不一致。
在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的条件下，如果国家偏好和中央银行偏好不一致，何者转化为权威性行为将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结构导致的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a）”原理表明，在多元偏好条件下，稳定的均衡几乎无法找到，只有在博弈中加入制度变量，稳定均衡才能维持。（23）正是政治制度决定了政策制定权在不同的国内行为体之间的分配，从而决定了谁的偏好最能主导政策制定。正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指出的：“制度所提供的结构将对议题的控制权分配给不同的行为体，选择行为体行动的次序以及决定每个行为体可以做出哪些行动。”（24）因此，制度的变化会导致均衡结果的变化。随着国际货币合作的展开，政府与中央银行互动的制度背景将发生变化，即从纯粹的国内制度背景转变为一定的国际制度背景，从而使均衡结果也发生变化。
在国家偏好和中央银行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国家自主性的增强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削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依据里普斯曼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三个决定因素来说明国际货币合作是如何改变国内政治的结果的。首先，在制度结构上，当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时，中央银行在正式立法的保障下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由于汇率政策不仅属于货币政策，也属于对外政策，而制定对外政策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所以一旦国际货币合作展开，政府可以运用其在对外政策上的法定权力来实现其在汇率政策上的目标，从而取得了对中央银行的谈判优势。其次，在决策程序上，由于政府是国际谈判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政府在国际谈判上比中央银行拥有更多的信息，进而通过操纵这种信息不对称而达到自己的目标。里普斯曼就指出，由于许多国际谈判的保密性质，行政部门能够通过三种互补的战略来绕开国内的反对：隐匿（hiding）、误导（misleading）和诿责（blaming）。（25）最后，在程序规范上，由于坐落在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交界处，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上拥有很大的合法性。这种独一无二的位置赋予了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以特别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在更具国内属性的公共政策领域中是相对不足的。（26）这样，政府就可能动员更大的公众支持来实现自身在货币政策上的偏好，甚至可能在没有发动政治动员之前就因为其享有的合法性而使中央银行接受政府的偏好。
四、德国货币政治中的偏好、制度与均衡结果
和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一样，德国联邦政府具有多个部门机构。鉴于德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本文所说的联邦政府指的是总理及其内阁。在二战后确立的议会制下，总理是具有实际权力的政府首脑。从二战后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开始，联邦总理在联邦德国重建过程中展现出的极具个人色彩且父权式的领导风格，引导联邦德国走向繁荣，因此二战后德国的民主常被视为“总理民主（Chancellor Democracy）”。总理是政策的倡议者，主要的政策倡议来自于总理府（Chancellery）。尽管在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上，财政部、经济部和外交部这三个部门至关重要，但是来自这些部门的政策倡议通常要经过总理的同意。因此，联邦政府的偏好首先是总理的偏好。
鉴于德国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德国历任总理都深刻地明白，假如不通过欧洲政治联合把强大的德国与欧洲绑在一起，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戒心就不会消除，德国就会处在四面受围的战略困境中。因此，历任总理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就是在政治上彻底融入欧洲。欧洲货币合
作则是德国融入欧洲战略的一部分，不仅会使德国与欧洲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会展现德国在欧洲事务中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27）当然，欧洲货币合作也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货币政策应该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样一些宏观经济目标。作为选举产生的职位，总理需要对各种强大集团的利益（比如工会、银行业、出口产业的利益）保持足够的敏感，在它们不尽相同的利益需求之间加以权衡和调和，尽管最终的决策还是由总理根据国家整体的利益来做出。
作为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德国联邦银行无疑是能够影响联邦德国国际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力量。二战后德国联邦银行特别追求币值的稳定。联邦银行主要发挥两项职能，首先是维持德国货币的稳定，其次是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这并不意味着通货的稳定能够完全脱离于总体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把通货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指导方针。但是在各种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中，联邦银行必须将保卫货币视为其首要任务。”（28）在实践中，联邦银行也明显将第一个职能放在首要位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还会牺牲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29）联邦银行对于欧洲货币合作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它担心其货币政策受到其他国家的制约，进而影响马克在国内的币值稳定。表1具体地反映了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不同偏好。
在德国的政治体系下，联邦银行的独立性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首先，在制度结构上，尽管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没有规定联邦银行的地位，但1957年的《联邦银行法》（BundesbankLaw）明确规定了联邦银行的独立性。在行使该项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时，联邦银行可以不受联邦政府的指示。其次，在决策程序上，联邦政府内阁成员有权参加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但在这些会议上，他们虽然可以提出动议，但没有投票权。应他们的要求，一项决议可以被推迟两周，但不能否决。即使联邦银行在形式上受到了“支持政府经济政策”的约束，它也能够在实际运作中“操纵对‘支持’在各种情况下具体含义的最终解释”。（30）联邦银行的总部位于法兰克福，远离政治中心（统一前的波恩和统一后的柏林），也发出了其独立决策的明确信号。最后，在程序规范上，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获得了国内广泛的公众支持。鉴于20世纪2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给德国带来的巨大伤害，也鉴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中央银行不加约束地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提供资金而使其经济崩溃，稳定币值这一政策在二战后德国公众中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二战以来，德国马克在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下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也因此具有深刻的国内社会基础。
由于上述原因，当中央银行与联邦政府的偏好不同时，中央银行往往在德国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上风。20世纪50-60年代两个机构冲突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发生在1955-1956年，当时中央银行将利率从3%提高到了5%。因为担心利率提高将会影响经济增长，阿登纳总理对银行进行了公开的抨击，指责银行在“经济形势要求所有因素彼此协调的时候作出了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决定”，但银行以“信贷政策属于中央银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为由抵制了来自阿登纳的压力，从而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开创了一个先例。1966年，面对失业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总理要求联邦银行放松利率管制，但联邦银行抵制了来自艾哈德总理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艾哈德政府的控制力。（31）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如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的：“货币政策从汇率稳定的约束下解放出来，汇率可以浮动了。”（32）由于欧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它们仍努力实现集体的货币钉住目标，这样欧洲货币合作开始起步和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互动的制度环境逐步发生了变化，即从单纯的国内制度环境转向欧洲共同体框架下的国际制度环境。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会增强联邦政府的自主性，削弱联邦银行的独立性。首先，在制度结构上，联邦政府负责确定汇率政策。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指出：“在德国，法律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国内货币事务上的独立性，但行政部门也控制了汇率政策。这就赋予了施密特总理和科尔总理在联邦银行反对的情况下追求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权威。”（33）其次，在决策程序上，联邦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是国家的代表，拥有联邦银行不可能拥有的倡议权，能够在与欧洲伙伴的商谈中提出欧洲货币合作的方向，而联邦银行所能做的只是对细节问题进行修改。最后，在程序规范上，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环节，货币合作与欧洲联合的前景联系在一起。欧洲货币合作因而属于德国的国家大战略，联邦政府的相关决策也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融入欧洲的大方向上，联邦银行面临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正确”问题而很难加以直接抗拒。
五、施密特政府、联邦银行和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欧洲货币合作始于1970年的《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正是该报告提出了逐步建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作为第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欧共体在1973年建立了“蛇形浮动体系”。在这一阶段，由于勃兰特总理和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克拉森（Karl Klasen）之间的紧密关系，特别是由于勃兰特本人对货币问题缺乏兴趣，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偏好基本一致。随着1974年施密特出任总理，联邦政府更多的是强调欧洲汇率协调。在奥特马尔·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于1977年接替克拉森出任联邦银行行长后，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在欧洲货币合作上的偏好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埃明格尔主张减少乃至避免任何阻碍联邦银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国际承诺，而施密特总理则希望通过稳定汇率来确保德国出口部门的利润。（34）
与勃兰特政府不同，施密特政府对国际货币合作有着浓厚的兴趣。施密特在出任总理之前就曾在勃兰特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他的这一任职
经历为其执政后推进货币政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施密特后来认为，“1972年，我是不敢做后来我当总理时做的事的，即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但人在担任每个职务时都可以学到东西。”（35）两年财政部长的经验积累让施密特认识到了欧洲货币合作对德国的重要意义。
1977年初，在德法第29次峰会上，施密特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对欧洲货币合作的方向进行了探讨，并达成协议重新启动欧洲货币联盟计划。施密特建议：“由于这一计划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应该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成立一个专家组研究具体方案，而且不能把它完全交给货币专家们去处理。”（36）因为施密特“充分意识到在本国可能遇到的阻力——联邦银行担心该计划可能威胁到德国价格的稳定，因此，有必要首先在政治上制造舆论，以便使那些可能的反对派没有可能阻挠这一计划”。（37）1978年4月初，施密特和德斯坦在法国城市朗布依埃会晤，双方拟定在欧共体哥本哈根峰会上提出关于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在此关键的时刻，施密特依旧表达了他对德国国内有关人员的担心，“这个问题要在欧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提出来，就是说，要在没有外长或官员参加的情况下才提出，因为这些官员随后可能把事情捅出去。”（38）
1978年4月7日哥本哈根峰会后，欧共体成立了一个由德、法、英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这个专家小组开始了“不动声色”的设计工作。（39）这个专家的组成人员体现了施密特和德斯坦安排的巧妙——该小组由德国联邦总理府的最高经济顾问霍斯特·舒尔曼（H.Schulmann）、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贝尔纳·克拉皮耶（Bernard Clappier）和英国财政部的高级成员肯·卡曾斯（Ken Couzens）组成，即后来著名的“三贤”。（40）这三个人的选择是别有考虑的，舒尔曼是对施密特总理直接负责的经济顾问，自然会以总理的目标为重；至于法国央行，由于独立性很弱，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政府财政部的下属机构，能够准确执行德斯坦总统的意图；而卡曾斯由于英国对货币合作日趋保守，后来退出了这个小组。（41）施密特利用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将联邦银行排除在设计工作之外，以便专家小组准确反映施密特对于欧洲货币合作的主张。
“三贤”小组的工作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对于它的存在起初阶段几乎没有人知道。尽管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知道这个小组的工作，但是对于细节了解很少。（42）施密特总理让埃明格尔就其同意的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其研究对施密特的想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施密特已经就其计划想好了关键之处，“与联邦银行和财政部的意见交换仅仅是提醒他（施密特）别忘了这些部门的怀疑意见”。（43）联邦银行起初反对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欧洲货币合作基金。联邦银行担心干预的法定义务和联合的融资机制会使汇率制度脱离经济的基本面，从而使德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关注欧洲货币体系对联邦银行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影响，联邦银行官员坚持欧洲货币合作基金不能赋予受到市场压力的国家以自动的提取权。（44）1978年7月6日，欧共体在不来梅举行峰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最终获得通过。施密特运用自己在对外事务上的法定权力，采用秘密行事的手段，取得了既定的目标。
在不莱梅峰会之前，关于货币合作的大部分事务由施密特和舒尔曼垄断。但是在此峰会之后，施密特在继续确定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考虑了联邦银行在细节问题上的意见。（45）在1978年9月14日德法领导人之间的亚琛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在波恩向施密特表达了他此前在中央银行委员会上已发表的意见，即他对欧洲货币体系提出保留态度。（46）埃明格尔担心这种欧洲货币体系会影响马克的币值和德国的物价稳定，希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反对把埃居当做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埃明格尔在1978年11月致施密特的信中，进一步陈述了联邦银行的担忧：“当未来的欧洲货币体系产生严重的非均衡而威胁货币稳定时，联邦银行承担过多的干预责任就会危及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从而使联邦银行不能完成自己的法定职责。”（47）
在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发生分歧的情况下，施密特在考虑联邦银行意见的同时也坚持了自己基本的立场。但是施密特威胁说，假如联邦银行不同意创立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他将会考虑修改《联邦银行法》。（48）在显示力量的同时，施密特也注重和联邦银行进行协调。1978年11月30日，施密特亲自前往联邦银行所在地法兰克福，他是二战后第一位去法兰克福参加联邦银行理事会的德国总理，（49）其诚意可见一斑。联邦银行最终被施密特和舒尔曼说服，接受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安排，埃居仍被作为记账的单位。
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运行，它的诞生使欧洲自己有了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增强了欧共体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创立过程的领导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由施密特总理来实现的，他“以拥有的政治权威去扫除波恩和法兰克福那些德国经济守护者的集体力量和智慧”。（50）在与独立性很强的联邦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施密特一方面有计划地利用联邦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优势地位，将联邦银行排除在最初的议程之外，进而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设计欧洲货币体系的框架；另一方面，施密特也采用劝说的方式，加强与联邦银行的沟通，为其心中的欧洲联合的宏伟目标服务。施密特极力主张欧洲货币体系这个事件本身就体现了总理府希望通过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实现货币领域的权力由联邦银行向总理府的转移。（51）
六、科尔政府、联邦银行与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
在施密特的大力促进下，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最终建立并进入运行。该体系的运行对于德国融入欧洲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十年间，欧洲货币体系缺陷的暴露和政治联合的雄心成为这一体系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一方面，由于内部大市场计划的实施，欧共体内部资本流动的加强，在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给欧洲货币体系及其成员国带来了问题和麻烦。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各成员国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和管理，尤其是对
货币需求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尤其当弱币国遭受冲击或危机时，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实现。（52）原本计划由各国共同调整的任务实际上不对称地落到了弱币国的肩上。在欧洲货币体系运行的十年间，强币国的币值被不断低估，由此德国通过与欧共体成员国的贸易而形成的盈余累计达到2000亿美元，而与此相反，法国的赤字高达750亿美元。（53）这样，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呼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放弃内心深处政治联合的雄心，欧洲一体化所走的正是从经济联合到政治联合的道路。通过货币一体化的发展为实现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的联合发展创造条件，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尤其是德法这两个大国的宿愿。
1982年，科尔取代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内阁较为稳定，特别是他和担任外长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配合默契。“根舍和我经常打电话相互确认观点，我们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相互通气取得一致或直接见面面谈。”（54）在货币合作中，由于外交部门的意见较为重要，尤其是此一时期涉及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种良好关系使得科尔可以在内阁里能够有力地掌控局面，实现自己的蓝图。除了德国的统一，所有有关欧共体的重大决定都是在内阁小型会议上准备的，与会者有科尔、根舍、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其实大部分决定事先都已在科尔、根舍之间达成一致。（55）基于长久以来融入欧洲的观点，科尔和根舍都支持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此外，作为联邦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也“希望削弱中央银行的控制，降低并稳定实际汇率，使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56）
在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的转变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反对仍然来自联邦银行。联邦银行副行长赫尔姆特·施莱辛格（Helmut Schlesinger）坚持认为，国内经济稳定的大目标一定不能放松。尽管联邦银行理事会在内部存在一定的分歧，有施莱辛格这样的强硬派，也有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同情派，但所有联邦银行的官员都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只能是各项经济指标趋同的结果，这也就是联邦银行长期所奉行的“经济优先”的观点。
1987年11月，科尔总理在德法第50次峰会上的表态为德法合作的进一步开展铺平了扫路。鉴于法国保证在共同体内推进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科尔“从支持联邦银行在固定汇率条件下推进强制性的资本自由市场的立场，转向了支持建设稳定和统一市场的立场”。（57）此表态使得德法立场大为靠拢，同时也将联邦银行处于风口浪尖。科尔在会议上同意建立法德经济财政委员会，更让联邦银行陷于国际合作不得抽身的境地。（58）法国一直希望建立这一委员会协调彼此经济与财政政策，其更深意图在于建立影响德国联邦银行的渠道。科尔在此次峰会之前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而此时同意了法国的要求，显示了科尔对推动货币联盟建设的决心。
1988年1月1日，联邦德国接任欧共体轮值主席。同年2月底，德国外长根舍呼吁，应该设立专家小组为同年6月召开的共同体汉诺威峰会做准备，以便为欧洲长久以来的单一货币的目标而努力。外交部门的举动招致了联邦银行的反对。联邦银行认为，由外交部门去处理货币领域的问题，会导致德国以较低的标准达成协议，而联邦银行自己所坚持的货币合作门槛向来是较高的。（59）但是此时的联邦银行已经紧紧被绑在德国政府与法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尽管联邦银行行长卡尔·珀尔（Karl Otto Phl）表示联邦银行将继续秉持物价稳定的标准，但是他也批评了那些希望联邦银行去阻止欧洲货币联盟的说法。（60）他承认，关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决策最终还是总理府的一个“政治决策”。（61）
1988年6月，欧共体汉诺威峰会顺利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以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研究分阶段建设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方案。（62）珀尔最初提出如果要他接受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就应该都是中央银行行长，而且对此委员会的授权仅仅限于对欧洲货币体系做一些技术性改革。但科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仍坚持这个委员会应以德洛尔为首，而且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为经济货币联盟准备建议。珀尔在被边缘化以后，曾考虑过立即辞职，但最后决定“建设性地参与”这个进程。（63）到了1989年春天，联邦银行已经认识到，如果还不同意成立德洛尔委员会，“这种直接反对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它的宪法权限，而且政治上陷入不义的地步”。（64）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已是大势所趋，联邦银行所关注的只能是某些制度细节问题。
1989年6月，欧共体马德里峰会在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下通过了《德洛尔报告》，并决定从1990年7月1日开始建设经济与货币联盟。法国关于召开政府间会议以修改《罗马条约》的提议获得原则通过，但是会期因为英国反对和联邦德国顾及国内大选而未确定。（65）值得注意的是，会期未能确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德国政府对此仍然存在的谨慎。联邦银行在为捍卫德国马克地位而做的不懈努力是科尔在这一问题上不得不考虑的，而且实现单一货币毕竟意味着放弃德国马克，放弃这种代表稳定和繁荣的货币所带来的民众反对使得科尔政府必须三思而行。
1989年下半年，东欧局势突变，11月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指日可待。为了换取各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和承认，科尔与密特朗再次点燃了共同体发展的发动机。1989年12月，德国在欧共体斯特拉斯堡峰会上同意建立经货联盟，从而将单一货币的建设推向最后阶段。显然在这个紧迫局势下，联邦银行的意见已经不会对科尔总理造成阻碍，国内民众对于德国马克的感情也会被更为崇高的民族感情所取代，科尔迅速利用时机，让国内对单一货币仅存的疑虑消解在德国统一这个大问题面前。1990年12月，欧共体政府间会议召开，一年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单一货币的建设正式启动。正如彼得·勒德尔所指出的：“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国家、德国政府和联邦银行的谈判结构。科尔政府对欧洲和马约所做的承诺令联邦银行受到的限制以及成功实现统一的极端重要性，使德国国内谈判的政治均衡发生了有利于政府的转变。”（66）
七、结论
基于政治商业周期理论，政治
经济学文献已经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将货币政策交给免受选民压力的中央银行来管理，政治家可以增强其货币政策承诺的可信性。（67）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在政治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否决行为体（veto players）”，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行了批评。（68）本文无意参与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利弊的争论，只是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均衡会随着制度所提供的结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中央银行自主性很强的国家，在国内制度变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的方式来改变中央银行与国家之间的既有均衡，使这种均衡向增强国家自主性的方向演变。
德国参与欧洲货币合作的过程反映了上述货币政治的逻辑。作为世界上独立程度最高的中央银行之一，德国联邦银行担心欧洲货币合作会干扰其维护其国内物价稳定的反通胀目标，更不愿放弃马克这种以稳定享有盛誉的货币。但德国联邦政府的对外行为代表着国家意志，在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和合法性。在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创立的关键时期，施密特总理和科尔总理合理利用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带来的优先权和自由度，将联邦银行排除在最初的议程安排之外，按照总理府的意图形成计划后再让联邦银行参与，并以欧洲联合的事业来减少联邦银行的选择范围和机会，从而超越强大的联邦银行的反对，实现了联邦政府自身的目标。
*本文初稿曾提交“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货币政治与国际关系”，并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点评，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读人的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美]弗雷德里安·皮尔逊、[美]西蒙·巴亚斯里安著，杨毅、钟飞腾、苗苗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由于冷战的原因，德国在二战后分割成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但民主德国并没有参与欧洲货币合作。因此，文中所提到的欧洲货币合作中的“德国”，指的是重新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和统一之后的整个联邦德国，统一之前的民主德国显然和欧洲货币合作的历史没有太多的关联。由于不同所指以及行文方便，文中“德国”和“联邦德国”将交替使用。
③[法]戴高乐著：《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0页。
④Robert Bates, Open 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 in Weingast an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Jeffr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⑥Jeffry Frieden, “Making Commitments: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1979-1985”, in Barry Eichengreen and Jeffry Frieden, eds.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⑦Dorothee Heisenberg, 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p. 8.
⑧Thomas H. Oatley, Monetary Politics: 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⑨[美]彼得·古勒维奇著，袁明旭、朱天飚译：《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版，第235-236页。
⑩John B. Goodman,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Banking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11）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Peter Evans, Harold Jacobson, and Robert Putnam,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2）Dorothee Heisenberg, 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p. 188.
（13）David Marsh, The Bundesbank: The Bank That Rules Europ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92, p. 235.
（14）Karl Kaltenthaler, German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s Mone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Peter H. Loedel, Deutsche Mark Politics: 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p. 8.
（16）Peter H. Loedel, Deutsche Mark Politics: 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pp. 28-29.
（17）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a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9.
（18）[美]阿诺德·沃尔弗斯著，于铁军译：《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19）[美]埃里克·诺德林格著，孙荣飞、朱慧涛、郭继光译：《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0）Norrin Ripsman, Peacemaking by Democracies: The Effect of State Autonomy on the Post-World War Settlements,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4-47.
（21）范方志：《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
与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22）Stanley Fischer, “Modern Central Banking”, in Forrest Capie, et al. , The Future of Central Ban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62-304.
（23）Kenneth Shepsl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quilibria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1, 1979, pp. 27-59.
（24）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1.
（25）Norrin Ripsman, Peacemaking by Democracies: The Effect of State Autonomy on the Post-World War Settlements, pp. 58-59.
（26）G. John Ikenberry, David 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1988, p. 13.
（27）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
（28）德意志联邦银行编，邵琴、韩明智译：《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29）Ellen Kennedy,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 pp. 38-40.
（30）Ellen Kennedy,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 37.
（31）Peter H. Loedel, Deutsche Mark Politics: 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p. 57.
（32）[美]巴里·艾肯格林著，彭兴韵译：《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33）Andrew Moravcsik, “Why the European Union Strengthens the Stat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52, 1994, p. 7.
（34）Dorothee Heisenberg, 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p. 45.
（35）[英]乔纳森·卡尔著，马灿荣等译：《施密特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36）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3页。
（37）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第144页。
（38）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第144页。
（39）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584页。
（40）Peter Ludlow,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Butterworth Scientific, 1982, p. 94.
（41）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第146页。
（42）乔纳森·卡尔：《施密特传》，第146页。
（43）Peter Ludlow,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 89.
（44）Ellen Kennedy,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 80.
（45）Peter Ludlow,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 138.
（46）Peter Ludlow,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 181.
（47）Dorothee Heisenberg, The Mark of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Role in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p. 65.
（48）Ellen Kennedy, The Bundesbank: Germany's Central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 80-81.
（49）Peter Ludlow,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 198.
（50）Peter Ludlow,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 290.
（51）Hugo M. Kaufmann, German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1985, p. 68.
（52）李卓：《欧洲货币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53）Thomas Risse-Kappen,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4.
（54）Helmut Kohl, Erinnerung 1982-1990, München: Droemer Knaur Verlag, 2005, s. 153.
（55）[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著，赵晨、陈志瑞译：《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6-447页。
（56）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第544页。
（57）Christoph Lind, Die Deutsch-franzsischen Gipfeltreffen der ra Kohl-Mitterrand 1982-94: Medienspektakel oder Führungsinstrument?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1998, p. 137.
（58）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746页。
（59）Peter H. Loedel, Deutsche Mark Politics: 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p. 97.
（60）“Europa Braucht eine Stabilitsunion”, Süddeutsche Zeitung, March 2, 1988.
（61）Peter H. Loedel, Deutsche Mark Politics: 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p. 100.
（62）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756页。
（63）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第537页。
（64）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第538页。
（65）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第761页。
（66）Peter H. Loedel, Deutsche Mark Politics:
German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p. 134.
（67）[瑞典]T.佩尔森、[意大利]G.塔贝里尼著，方敏等译：《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476页。
（68）弗里德曼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批评，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高榕、范恒山译：《弗里德曼文萃》，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对德国联邦银行独立性的批评，参见Jeremy Leaman，The Bundesbank Myth：Towards a Critique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