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分别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作，尤其是《资本论》，被誉为“经典的经典”。这两部著作都包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思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是以前者为基础，并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后者有益成分。因此，从理论意义角度看，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的学术思想，以便在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现实意义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新常态，对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资本论》和《通论》当中宏观经济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或参考意义，通过比较可以加以深入发掘，以便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加以灵活运用。
一、《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全名还包括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推进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经济学科理论认识随之推移，马克思科学地总结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前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等思想成分，并对同时期穆勒、巴师夏等人的经济思想给以批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原计划包括六册书，涉及资本、劳动、土地、国家和对外贸易等领域，但因为马克思生前时间有限，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主要通过论述资本的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典型的国家英国为例，展开研究：第一卷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最微观的“细胞”或“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抽象出劳动价值论，进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然后继续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在理清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基础上，作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分析了个别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和周转，最后将研究视角从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拓展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并在第三卷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尤其是平均利润的形成和特性规律，以及资本家集团以平均利润为基础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无产阶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个别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与联合的资产阶级集团作斗争。
从《资本论》结构可以看出，其宏观经济理论包涵经济社会当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就宏观经济理论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包括生产和消费）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交换和分配），涉及宏观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两大领域问题，此外，作者还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问题进行多处论述。
作者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思想，是基于对“斯密教条”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宏观经济进行重新解构，并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者进一步将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并基于劳动二重性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这就可以从价值角度构建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以分析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生产（积累）和消费问题。
作者把积累和消费整合于广义的再生产中，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体现微观和宏观统一。从微观角度出发，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者提出资本形成和积累理论：个别资本家推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形成积累，构成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而且可以通过资本运动的集合将其从微观直接推广到宏观。从宏观角度看，个别资本的集合构成社会总资本，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集合自然也就构成社会总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构成的条件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者通过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论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扩大再生产则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或“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应该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这实际上相当于基于资本积累，通过数理逻辑层层推演分析国民经济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微观层面上的个别资本运动，拓展到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增长。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与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一样，剩余价值理论同样体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经济问题的对接、统一和整合，而且同样体现了资本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交换和分配领域，资本运动形成平均利润，作者通过揭示利润率平均化、（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等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平均利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经济社会在单位时间（通常为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总额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率。平均利润率是由资本运动形成的。由于不同行业间利润率存在差异，资本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的要求而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移动，实现资源重组配置，直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产业资本在各部门之间根据平均利润率分配剩余价值。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从产业资本推广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等领域，从而揭露整个资产阶级集团按照平均利润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因此生产价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从而以平均利润为纽带，把分配和交换统一起来。
（三）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本质上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因为宏观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存在“均衡”或“稳态”），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而且宏观经济的增长路径直接体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和频率。
《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宏观经济周期的篇章，但作者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的观察和剖析在书中随处可见。因为作者是从生产领域资本运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所以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研究，同样要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通过探求资本运动规律，揭示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所隐藏的本质性规律。
首先，就经济周期的必然性而言，作者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其次，就经济周期的频率而言，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就准确地判断出1825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并观察到经济周期大概1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经济周期的频率是固定的常数值。最后，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而言，作者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即经济周期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从而形成经济周期，即繁荣和危机（或萧条）的交替发生。具体来看，这些矛盾包括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循环和周转、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平均利润率等方面的矛盾，而这些都是从供给侧或物质资料生产角度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周期作为资本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正如作者在第三卷指出：“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作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这种思想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再生产角度论证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及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说明再生产或增长的不稳定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如作者在第二卷中所指出的那样：“……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即增长过程中均衡是偶然的、罕见的，非均衡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这种非均衡性同样体现在物质资料生产两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非均衡性，同样可以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为此，作者在第二卷中专门用数理模型来进行具体诠释：“……这样，第1部类只好用货币200來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Ⅱ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1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即只要宏观经济未能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按照比例发展，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均衡增长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当然，作者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宏观，而是与其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一样，都是具有微观基础的，而且研究视野从资本的生产拓展到资本的流通，包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正如作者在第二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资本周期性运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性缩放的微观基础。
此外，作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还从产业资本拓展到虚拟资本，尤其是注意研究信用这种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及其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专门批判了以普赖斯为代表的关于资本可以持续自行增值的天真观点，认为虚拟资本不可能无限增长，从而说明信用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当然，虽然是“虚拟资本”，但其基础仍然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生产。在信用基础上，货币转化为权益资本和生息资本等有价凭证，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即坚持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信用收缩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收缩，仍然是以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注释的形式）以苏伊士运河与汽船运送前后商业票据形式的变化为例，说明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论》与《通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通论》是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背景下出版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作。由于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方式，刺激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为前者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短期内相对稳定而难以迅速刺激生效，所以凯恩斯开出的政策药方把政策性刺激的重点放在投资需求上，认为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要大于货币政策。此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很快取代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同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理论依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发生，才造成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引发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整体来看，《资本论》和《通论》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明显甚至根本性质的差异。
（一）相通之处
1.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抽象分析是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研究方式，有助于抛开非本质性的因素，以便集中分析本质性问题，从而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通过抽象分析简化研究对象后，自然可以使用数理方式进行逻辑推演。《资本论》正是使用抽象分析，论证严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线索明确，从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资本的运动规律。为此，作者还专门使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以此为基础，作者使用数理逻辑，例如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从基本的抽象化假设前提出发，从简单到复杂，逐渐逼近现实：即先分析简单再生产，然后推广到扩大再生产。《通论》也使用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
2.对消费的辩证认识。马克思对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生产（积累）和消费存在辩证关系。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资本论》中，作者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把消费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将其整合入国民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中，进行数理逻辑推演，体现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凯恩斯则把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并相应提出消费倾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的思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及其与投资乘数等经济变量的关系，更是凸显消费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而且同样体现了消费与生产（投资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
3.宏观经济增长与周期思想。在《资本论》和《通论》中，宏观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导致经济危机出现和宏观经济周期性循环现象。《资本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的非稳态性质，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资本论》中，主要指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做到按比例发展，打破部门均衡，造成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通论》同样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即二者都从供求两个角度指出资本主义自发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提出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马克思还是凯恩斯，他们的宏观经济均衡增长思想都是“应然”的而非“实然”的。
当然，与凯恩斯主义致力于修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决按比例发展宏观经济问题，避免对经济社会的周期性破坏，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增长。
（二）不同之处
1.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使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经济社会，强调宏观经济及其微观基础的客观物质性，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论述更是被誉为他的两大主要发现之一。而在《通论》中，凯恩斯受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界强调主观心理作用的影响，从主观因素出发，提出宏观经济领域的三大规律，涉及消费、投资和货币经济，但因未能揭示主观心理规律的客观物质基础，所以导致他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因而无法应对战后的“滞涨”。
2.阶级立场。阶级立场的差异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资本论》虽然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做到客观严谨，但就其倾向而言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或党性，即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服务。为此，《资本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资本主義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体现的阶级矛盾，这条线索可以贯穿全书始终，就宏观经济理论部分而言更是如此。例如，在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周期时，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体现的阶级矛盾是不能用提高工资这样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当然，这种剖析并不仅局限于产业资本，还拓展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从而揭露整个资本家集团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工人阶级的阶级实质。同时，作者在分析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同时，指出剩余价值率不受影响，而且绝对利润额还有所增加，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造成贫富分化，形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见，作者在论述宏观经济时，做到了透过经济现象看本质，揭示现象所隐藏的阶级关系。而对比《通论》，则仅仅就现象而谈现象，未能触及阶级关系的实质。
3.微观和宏观。在《资本论》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经济理论高度统一，通过资本运动规律相契合。无论微观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还是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其微观基础都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最微观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微观与宏观浑然一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而反观凯恩斯主义，其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至今仍未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通论》中所体现出的宏观经济思想，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进行机械地“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派”，但因为这种综合过于生硬，使其宏观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以至于产生一系列争议，甚至导致学派的分野，如“两个剑桥之争”，并为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留有空间。
4.供给与需求。《资本论》基于唯物史观，因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论述宏观经济时比较注重供给侧：即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从产品和价值两方面分析物质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形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而《通论》则侧重于有效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通论》在分析宏观经济时主要着眼于短期，而《资本论》则基于中长期的历史观察而推演出相应的科学结论。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作用的认识，可以看成与古典经济学“供给决定需求”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这自然也就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决定供给”的思想直接对立。
此外，《资本论》关于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思想，渗透出人力资源的理念，但《通论》则偏于强调劳动力就业数量而非劳动力就业质量，忽视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其投资决定经济增长思想所发展出的索洛模型等将其视为外生性因素，直到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后才加以修正。
三、理论比较与中国经济现实
《资本论》虽然研究的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就其基本规律而言，仍然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通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经过比较，可以更好地加以运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把握辩证关系
1.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可以通过需求法，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净值来衡量，但仅靠总量性指标并不能科学地反映经济发展，毕竟发展不仅包括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还包括结构的演进和质量的改善，为此应该重视结构均衡化发展。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辯证关系。从对立角度看，根据《资本论》，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往往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本身正是基于结构非均衡化发展。而从统一角度看，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做到产业结构按比例发展。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决策中要结合《通论》中的有效需求理论，充分理解并正确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供求结构关系问题，为此还应该注意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2.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方面，其中去库存、去产能实际上说的都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产业结构要按比例发展问题。这里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比例关系问题，正如作者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鉴于产品价值本身就体现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力价值的载体是消费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及其比例关系直接体现生产关系。为此，应该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结合消费需求的变化，自觉调整生产比例。此外，在去杠杆方面，要用好虚拟资本，做好产业融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并调整借贷消费方式，创新金融产品结构。
（二）做好理论结合
1.把自觉运用生产价格规律与有效需求原理相结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服从生产价格规律，生产价格由平均利润形成，而平均利润则由资本在各行业部门之间运动而形成。由于利润平均化是一个长期性变化规律，因此生产价格也是一个长期性价值，长期来看，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但从短期来看，有效需求直接决定就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价格规律和有效需求原理同样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二者的结合实际上可以做到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相统一，即在微观价值决定基础上的有效供给（再生产）与有效需求的统一，让市场价格真实反映供求信号并能够有效调整资源配置，尤其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产业部门问的配置，从而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化发展。
2.把自觉运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相结合。《资本论》提出，剩余价值所形成的平均利润分配正比于资本有机构成，即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所分配到的平均利润越多，乃至可以超过本部门劳动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高度现实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工业化发展和积累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而绝对利润额增加，从而增加积累，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由此形成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由于资本和利润本质上都体现了生产关系，因此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体现了技术革新和机器大生产发展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这个规律暴露出生产和消费、生产扩大和价值增值、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不妨适当运用这种规律，规避内在矛盾，化解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稳定转型发展。
